一、名僧和名士两重人格的融合

支遁，字道林，以字行世。本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南）^[1]人。约生于西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卒于东晋废帝太和元年（366年），是东晋时代的著名僧人，当时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之一即色宗（学派）的代表人物。

据梁慧皎《高僧传·支遁传》记载，支遁家世事佛，他二十五岁出家，先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吴中区）立支山寺，后又住剡山（今浙江嵊州）沃州小岭寺，当时跟随他的僧众有百余人。晚年，他又到石城山（今浙江省绍兴东北）立栖光寺，游心禅苑。支遁主要是学习佛教大乘般若学，精通东汉支类迦谶译的《般若道行品经》和三国时期吴国支谦译的《慧印三昧经》。他讲解佛经，“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2]，重在领会般若学的基本思想，而不拘泥于字句。他对学习佛典十分重视，曾撰写座右铭，督勉僧众勤奋学习，力戒懈怠。支遁还开讲《维摩诘经》，并与当时名流许询往返辩难，探求经中义理。晚年曾在京都建业（今南京）讲《道行般若经》，“白黑（僧俗）钦崇，朝野悦服”^[3]。

虽然支遁一生主要是从事佛教理论的宣传活动，但他又是一个具有浓重的名士风采的人。他曾派人求买沃州小岭作为幽栖隐逸的地方，平日喜游山水，好鹤养马。他还善草隶，好作诗歌，用诗文阐扬佛理，或兼咏佛理和山水。更重要的是，他和当时的名士亦步亦趋，酷爱庄学。他曾以佛理解释和发挥《庄子·逍遥游》的思想，独拔群儒，博得清谈家们的倾倒和仰慕。他和当时的一代名流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都具有以隐逸出世为共同理想的友谊，往返交游，披襟致契，结为知音。支遁实际上既是名僧，又是名士，两重人格，融为一身。所以，东晋文学家孙绰作《道贤论》，以竹林七贤配佛教七道人^[4]时，就以支遁配向秀，说：“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5](www.daowen.com)

支遁受到东晋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晋哀帝即位后曾不断派遣使节召请他赴京都建康，在东安寺讲《道行般若经》。帝王带头推崇佛教，支遁全力配合，宣扬佛法，为封建统治者效劳。支遁在宣扬佛教教义的同时，还竭力强调封建道德的重要性，支遁标榜超俗出世，但他对封建统治的服务是不遗余力的。

支遁一生勤于创作，著作不少，有论文、经序、经注、书信等。重要的著作有《即色游玄论》、《释即色本无义》、《道行指归》、《大小品对比要钞》、《逍遥论》等，但绝大部分已经佚失。现存著作主要保留在《出三藏记集》和《广弘明集》中。严可均编的《全晋文》收集了残存的遗文，丁福保编的《全晋诗》保存有支遁的诗18首。支遁现存关于佛学思想的主要著作是《大小品对比要钞序》^[6]。支遁之所以要作对比要钞，是因为《般若经》的大品（《放光般若经》）和小品（《道行般若经》）的详略不同，一般人又都以为“佛去世后，从大品之中抄出小品”^[7]。支遁为此就两部经的异同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大小两本没什么不同，“大小品者，出于本品。本品之文，有六十万言。今游天竺，未适于晋”^[8]。《般若经》虽有大小品，但讲的般若学道理并无大小，“明宗统一，会致不异”^[9]。所不同的是因众生明暗有别，所以经文有繁简的不同。同时大小品事同本一，为略去重复，所以又有具和不载、有备和所缺的不同。支遁提出了大小两本是同出一个本品的看法，纠正了过去的小品出自大品、小本是大本的略本的说法。

根据现存史料，支遁佛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即色论和逍遥论，其次是西方天国的净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