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时传入我国，起初被看做一种道术、祠祀。它着重宣扬灵魂轮回说，因而也特别重视内心，主张养生养神，少思寡欲，清静无为，心神明静，以为这样就能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而成佛。这种佛又被视为我国传统迷信的神。这也是汉代佛教最重要的思潮禅法的基调。此外，佛教还宣传大乘般若学。“般若”，就是所谓最高智慧。这一学说主张个人的智慧与万物的本体“道”相冥合。个人的智慧本来是和“道”相合的，但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而相离，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解脱后天的种种限制，真正认识、体证本体，做到明本，这样才能成佛。由此，般若学十分重视智慧理论，并得到后来魏晋时代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
魏晋以后译经逐渐增多，自东汉至东晋共译出佛典近千部；信徒也日益增多，到西晋已有寺庙180多所，僧尼3 700人[1]。但是直到道安的时候，我国的佛教信徒对印度佛学还是处在生吞活剥和牵强附会的阶段，并没有真正理解和领会。当时译经虽多，但疑问百出，而且翻译没有一定规则，草率粗糙，结果往往或因拘泥于直译而义理未尽，义难通晓；或因注重意译而失其本旨，义多暧昧；还有因原文疏脱而前后矛盾，义不连贯的。为了探索佛教的义理，有人采取“格义”或“合本”的方法，所谓“格义”就是以我国原有的术语、名词、概念和范畴去比附拟配佛经的术语、名词、概念和范畴。“合本”是把不同译本汇编起来，加以对比研究。这种情况使得人们对佛学的自由比附与任意发挥有了广泛的可能性。
当时传入我国的佛教“禅学”和“般若”两系的特点是：“禅学”常杂以方术，“般若”多比附老庄。例如，有些禅学经典就以“守一得度”来解释禅，这显然是抄自道教的方术[2]。又如对般若思想的理解，“本无”原是魏晋玄学家用来说明本体的范畴，而支谶、支谦和竺佛念在译《般若经》时都把它译作“真如”，这实际上是把道、佛、本无和本体都视为一样的东西。玄学的“正始”遗风也浸入佛门，许多名僧都“高论适时”，“清谈尽日”[3]，他们既用玄学的道理来解释佛学，又用佛学的道理来发挥玄学。佛学在和玄学的合流中日益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要进一步发展，就一方面要继续翻译印度传来的佛经，以便不断充实内容，要对已译的佛经进行整理，以消除混乱，还要求佛教学者消化和融会佛理，从浩繁的佛经中概括出基本思想，以便使日益增多的信徒易于领会和接受；另一方面要继续和玄学合流，以便不断地扩大影响，同时要逐渐摆脱对玄学的依附，为自身的独立发展开辟道路。道安的宗教活动和哲学思想就是应此而生的。
道安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十二岁出家，因为其貌不扬而被轻视，师父令他先从事农业劳动三年。但由于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超人，终于得到师父的器重，受戒后任其游学，由此开始了他的僧侣生涯。
道安从事佛教理论和实践活动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师事佛图澄。佛图澄是当时著名的僧侣，以方术为石勒、石虎的后赵政权服务。后赵迁都于河北的邺（今河北临漳西），佛图澄也随之到邺。不久，约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道安到邺师事佛图澄，“服膺终身”，直至佛图澄死（东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道安得到佛图澄的赏识，佛图澄讲法，道安复述，这使道安在佛教理论方面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二）研习禅学。佛图澄死后，道安因石氏内乱，在河北、山西一带到处避难，其间曾在太行恒山建立寺塔，徒众数百，弘宣佛法。约在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又迁居南下。道安虽然颠沛流离，山栖木食，处境艰难，但是他斋讲不断，注经甚勤。在这大约十五年的时间里，他深受北方佛教重视禅定的影响，主要是研习禅学，对于安世高传来的《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修行道地经》写序作注，用力很深。对于般若也极留心，曾找到竺法护译的《光赞》的残本一品。
（三）讲习般若学。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道安到河南一带，因慕容恪进攻河南，形势极度混乱。恰在此时，襄阳大名士习凿齿迎请道安去弘法，于是道安继续南下，率弟子四百多人到襄阳。在襄阳十五年，道安由于受南方佛教重视义理的影响，佛教思想发生重要的转变，即从禅数转而趋于性空，集中讲习般若，每年讲两次《放光经》。并且孜孜筞筞，注释《般若》、《道行》、《密迹》和《安般》等经，收集和整理经典，编撰经录，受到朝野的推重。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前秦苻坚攻克襄阳，为形势所迫，道安和习凿齿拜见苻坚，“既见，与语，大悦之，赐遗甚厚。……与诸镇书：‘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陆机、陆云）；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4]一人指道安，半人指习凿齿，因为习脚疾严重，不能行走，所以称为半人。道安在长安（西安）生活七年，至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命终。道安晚年继续讲述般若诸经，并组织对小乘一切有部等佛典的传译。
道安虽然身处前秦的长安，但是心向东晋。据《高僧传·释道安传》等史籍记载，他曾巧妙含蓄地谏阻苻坚侵犯东晋。他在中年以后逐渐由北南下，日益接近东晋王朝。(www.daowen.com)
道安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概括地说有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翻译、整理和阐述经典，创立以“本无”为宗旨的学派，后来称为“本无宗”（虽号称为“宗”，实际上是学派，和后来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不同）；一是宣法传教和培养弟子。
关于第一方面，首先是注经作序。根据《出三藏记集》、《隋众经目录》和《历代三宝记》的记载，道安的著作大约共有六十种，其中佚失的约四十种，现存的约二十种，涉及般若方等、阿含本缘、毗昙、名相、禅修、律仪等广泛的领域。现存著作有各种经论序十六篇，其中十五篇载于《出三藏记集》，一篇为《鼻奈耶经序》，载于《大正藏》[5]第24卷《鼻奈耶经》卷首。再是注疏一种，《人本欲生经注》一卷。这些著述对阐明经义作用很大。僧祐在《出三藏记集·道安传》中说：“安……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6]道安通过自己的著述，创立本无宗，这一宗派在我国佛教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哲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次是组织译经。道安晚年在长安主持译事，共译出众经十部一百八十七卷，百万余言，并且积极争取佛经大翻译家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他还总结翻译工作的困难和经验，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说法。“五失本”指有五种情况不能符合胡语佛经原本，即语法要适应中文的结构，文字要作适当的修饰，颂文的重复句子要删略，连篇累牍的重颂要删节，反复重述的内容要略去。“三不易”是讲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即古代特有的习俗不易译得适合于今时；佛说的微言深义不易译得使凡愚也能理解；传译的人都很平庸，一般不易译好。[7]道安的这些总结对以后佛经的翻译产生了影响。
最后，纂辑佛经目录。道安以前，虽已有经录，但只是一代或一人所翻译的经录，且只列经名，不著名类年代，自道安才开始作总录，严别真伪。《高僧传·释道安传》中说：“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鉴别）品（评定）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道安广泛搜寻流行的经典，加以整理编录。他的《综理众经目录》是后人给定的名字，原来题名已不详，目录原本也早已佚失。只在《出三藏记集》的《综理众经目录》中保存两段原文：《新集安公疑经录》和《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8]梁朝僧祐作《出三藏记集》时曾见到过道安的目录，《出三藏记集》为现存最古的经录，而它的第二部分经录文本，就是在全部吸收道安目录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大而成的。所以，僧祐对道安的目录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寻夫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注群录，独见安公。”[9]又说：“爰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10]赞扬道安的经录是名副其实的第一部经录。道安的经录不仅是对我国佛教发展史的宝贵贡献，而且在我国目录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佛教经典是佛教宣传的根据，道安一生特别重视经典，这表明他非常关心佛教哲学理论的宣传。这和他的师父佛图澄有所不同，佛图澄是以法术骗取人们对自己的信任和对佛教的信仰，道安虽也承认法术，但并不热衷于此道。名士习凿齿就说过，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11]。道安是以佛教教义麻醉人心的。
关于教化方面，道安和那些借清谈以自娱、隐逸山林以自乐的名僧不同，异常重视亲自讲经说法，积极培养弟子和扩大影响。道安在河北和襄阳时有弟子僧众数百人，是当时我国最庞大的僧团。在长安时，更领众达数千人。其高足弟子有慧远、慧永、慧持、法遇、昙翼、道立、昙戒、道愿、僧富等，其中更以继他之后而成为东晋佛教领袖的慧远尤为著名。道安认为，“教化之体，宜令广布”[12]。他决心扩大佛教的影响和势力范围，并适应东晋王朝南下的需要，注意扩大在南方的据点。道安先后两次在新野和襄阳分散徒众，东至扬州，西至四川，南至长沙，这使得长江流域都有了道安的弟子。由此，道安法系的势力由北向南推移，由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这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此后，佛教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逐渐流行起来，与此大有关联。
此外道安还决定沙门以释为姓：
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13]
他还制定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轨范，使佛教僧尼活动进一步规范化：
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14]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15]
由此可见，道安在佛教的宣传和组织方面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他是两晋之际佛教界的中心人物，上承佛图澄，下启慧远，对奠定晋代佛教兴盛的基础起了重要作用，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长远的影响。这是由历史发展趋势决定的，但也是与道安个人的状况分不开的。道安没有把他的佛教活动局限在翻译佛经上，他开始创立了新的学派——本无宗，成为我国在佛学上创立学派的第一批佛教学者中最重要的代表。当时佛学家对般若性空理解不同，持义相异，产生了“六家七宗”（下详），本无宗是其中最大的一派，它推动了般若思想的流传，也为以后“三论”（《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的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它的理论还是慧远的本无思想的基础，被后世佛教一度奉为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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