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园寺公望

(西園寺公望Saionji Kinmochi　1849.12.7—1940.11.24)

出任两届内阁首相：

第12届(1906.1.7—1908.7.14)

第14届(1911.8.30—1912.12.21)

西园寺公望(1849—1940)一生横跨日本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是日本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如果说桂太郎是山县有朋的掌门弟子，则西园寺便是伊藤博文的嫡系门生。历史曾把他们安排成绝妙的一对，在20世纪初期的日本政治舞台上轮番登场，演出统治阶级上层争权夺势、变换统治手法的剧幕。

西园寺号陶庵，生于大贵族德大寺家，后过继给大贵族西园寺师季，幼年时成为西园寺家族主。由于出身望族，他4岁被敕任为孝明天皇“侍从”，8岁被封为右近卫少将，13岁时升为右近卫中将。到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时，18岁的西园寺已经是朝廷的“老臣”。

青年时代的西园寺，不满于幕府的腐败统治，深为开国后日本民族的前途担忧。1867年底，他作为天皇的近臣，参加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小御所会议”，和倒幕派领袖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起，制订了“王政复古”方针，拥举天皇亲理国政。明治政府宣布成立后，他担任政府“参与”要职。

在幕府以“清君侧”之名兵临城下、新政府岌岌可危的紧急关头，西园寺坚决反对朝廷中的妥协论，提出与萨、长藩“尊王”力量团结一致，共当大敌。西园寺的这番高论，令朝廷重臣大为吃惊，岩仓具视脱口赞叹说：“这孩子大有见识。”^[1]

在与幕府决战及平定幕府残余势力的战斗中，年仅19岁的西园寺历任山阴道镇抚总督、东山道第二军总督、北陆道镇抚使等重职，率军参加过鸟羽、伏见决战等无数次战斗。后历任越后府、新泻府知事，为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立下功勋。

明治政权基本稳定后，西园寺本可居功为官，享受荣华富贵，但他从建设近代国家的长远目标考虑，毅然“解甲辞官”，到法国留学深造。

1871年，西园寺来到法国，适逢德法战争。他目睹了巴黎公社起义的悲壮情景，对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法国期间，他着重考察研究了法国政治制度、风土人情，结识了包括克利孟梭在内的许多著名自由主义者和宪法学者，并与正在法国留学、享有“东洋卢梭”雅称的进步思想家中江兆民结为好友。留法十年，西园寺接受了自由民主思想，完成了贵族资产阶级化的转变，这对他后来所走的道路及其政治主张具有决定性影响。

1880年，正当日本国内掀起自由民权运动高潮时，西园寺从法国归来。他立即被卷入这场运动的激流，担任进步刊物《东洋自由新闻》社社长兼主笔，并在发刊词中宣传“人的自由”和“政治自由”思想。^[2]西园寺的“离经叛道”不能不引起朝廷的注意和恐惧，他的胞兄天皇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和右大臣岩仓具视先后找他，规劝他脱离新闻职业，但被他一一拒绝。最后天皇亲自发出“敕命”，迫使他离开新闻社重返仕途。

1882年，西园寺随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宪法，回国后协助伊藤从事立宪准备。宪法颁布后，他被派往德国、奥地利担任公使。回国后多次入阁担任文部相。由于政见相近，他与伊藤的关系日见密切，到伊藤建立政友会时，已成为伊藤最为得力的助手，并经伊藤推荐担任枢密院议长。1903年，伊藤干脆把他的政友会总裁职务让给与自己“异体同心”的西园寺，从而把西园寺推到政治斗争的第一线。

日俄战争结束后，根据桂太郎与政友会在战争开始时订下的“君子协定”，西园寺接替桂担任首相。

第一次西园寺内阁于1906年1月成立，西园寺上任后推行的一项重大国策，是实现铁路国有化。

铁路国有化问题在政府和民间早有争论。军部从战时需要出发，历来强调铁路国有。鉴于日俄战后私人铁路普遍经营不振，私人铁路经营者中也发出了铁路国有呼声。只有三菱财阀因收益尚好，反对国有政策。三菱的代表外务相加藤高明甚至以辞职相要挟，阻止政策实施。但是西园寺不为所动，断然推行了国有政策，以相当原投资两倍的优惠价格，收买了占私营铁路总长90％的17家私人铁路公司资产。^[3]铁路国有化维护了处于亏损状态的资本家利益，避免了公私营铁路间的竞争，消除了地方铁路割据状态，具有重大的经济、军事意义。

制订殖民地经营政策，是西园寺内阁又一施政重点。西园寺在任时，建立了韩国统监府和韩国拓殖会社，使之成为日本对朝鲜进行政治、经济统治的机构。他还说服军部强硬派，设立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用这种较为“体面”的方式，切实加强对“满洲”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统治。

对20世纪以来在日本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西园寺曾与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军政官僚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不应简单地加以取缔，应以稳健的诱导，使其对国家发展有所贡献。因此他上任后，曾宣布“放宽对言论结社自由的限制”，并接受“以促进实现普选为目的”的日本平民党建党申请，允许该党公开活动。^[4]此后又承认堺利彦等人建立日本社会党。由于西园寺采取的上述“开明”政策，使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得以迅速发展。但是，西园寺毕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他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宽容，重在运动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当他看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并因而受到资产阶级及山县等政府官僚的责难时，就急剧改变了立场，撕下“宽容”的面纱，先后镇压了东京电车工人罢工和足尾铜矿工人暴动。在他处理“赤旗事件”时，对社会主义者已经丝毫不讲“民主”了。(www.daowen.com)

西园寺与山县、桂太郎等一派官僚间存在矛盾。他通过政友会出身的内务相原敬，对山县控制的警视厅进行人事大改组，安插了许多亲信，对地方官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这些行为直接触犯了山县派的利益，于是，山县和桂太郎等大肆攻击西园寺对社会主义运动态度软弱，密谋策划倒阁。第一次西园寺内阁终因困难重重，为山县等人“毒杀”，1908年7月垮台。

西园寺下台后，桂太郎再次上台，执政三年之久，后来因制造“大逆事件”被迫下台。1911年8月，西园寺再次组阁。

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成立不久，中国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西园寺召开内阁会议，制订了“遇有良机则努力渐进扩大我国的利权”，“至于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须等待对我最有利时机的到来”的稳健政策。^[5]根据这一方针，政府通过驻华陆军、驻外机构、黑龙会等多条渠道，分别与清朝政府和革命军接触，同时给予双方以军火和财政援助，以便不管哪一方获胜，都能使日本扩大在华利权。当时山县控制的军部曾强烈主张派兵一举占领“满蒙”，因西园寺顾虑重重而被搁置。对此山县满腹牢骚，指责西园寺“采取坐视旁观政策，致使失掉千载难逢机会，实为国家不胜痛愤”。^[6]西园寺和山县虽然都希望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但在实施策略上却存在着严重分歧。

军部对西园寺的不满，不久便在军备问题上演成正面冲突。日俄战争后，军部根据山县的建议，制订了《帝国国防方针》及其用兵纲领，确定军备的规模要达到陆军50个师团，海军建立能与美国抗衡的“八八舰队”。当时陆军已由日俄战前的13个师团增至19个师团，而军部坚持要求政府再拨出1.75亿日元，新设两个师团。西园寺鉴于财政上困难重重，拒绝了军部要求。^[7]陆军相上原勇作立即提出辞职，而山县控制的陆军统帅部又拒绝推荐陆相继任人选。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就这样因“扩军”问题和陆相难产，被军部使用“军部大臣武官制”的利器所扼杀。

西园寺辞掉首相后，又辞掉政友会总裁职务，此后长期隐居在京都郊外的“西风庄”，以元老身份在幕后操纵日本政治。

1919年，西园寺以日本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身份，率团参加巴黎和会，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回国后加晋公爵。

1924年松方正义病逝后，西园寺成为政府中唯一的元老，此后直至他去世的1940年，历届内阁首相多经他个人推荐，或由他主持重臣会议议定。

西园寺厌恶军人专权，主张在日本实行天皇制下的议会制度。1924年至1931年的八年间，是日本史上的所谓“政党内阁”的“黄金时代”，其时协助天皇理政的头号重要人物便是西园寺，连续六届政党内阁的首相人选皆出自他的推荐或认可。在军部推翻最后一届政党内阁，推进法西斯专政时期，他曾挑选较为“温和”的军界元老执政，建立“中间内阁”，力图延缓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

尽管西园寺不希望日本出现法西斯专政，但他没有力量阻止法西斯运动的狂潮。军部法西斯和民间右翼势力沆瀣一气，与国际上的法西斯运动遥相呼应，从20世纪30年代起，急速地把日本推向法西斯道路。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军官发动政变，杀害了前首相高桥是清、斋藤实等政府重臣。西园寺本被列为首要杀害对象，只因执行任务的军官临阵产生恻隐之心，他才幸免于难。

1940年11月24日，西园寺无疾而终，结束了丰富多彩的一生，日本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注释】

[1]郑学稼著：《西园寺公望传》，生活书店1935年，第10页。

[2]郑学稼著：《西园寺公望传》，生活书店1935年，第22页。

[3]今井清一著、杨孝臣等译：《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页。

[4]郑学稼著：《西园寺公望传》，生活书店1935年，第61页。

[5]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44/45卷，别册，《清国事变》(辛亥革命)，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61年，第50—51页。

[6]《桂太郎关系文书》，转引自信夫清三郎著《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72—373页。

[7]吕万和著：《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