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太郎

(桂太郎Katsura Tarō　1848.1.4—1913.10.10)

出任三届内阁首相：

第11届(1901.6.2—1906.1.7)

第13届(1908.7.14—1911.8.30)

第15届(1912.12.21—1913.2.20)

桂太郎(1848—1913)是山县有朋一手培植起来的军政头目，先后三次组阁，是/>历届内阁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在任期间，准备和发动了日俄战争，组织实施了日俄战后的“经营”，残酷地镇压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

1847年，桂出生于长州藩萩城藩士家庭，早年参加“勤王倒幕”运动和鸟羽、伏见战役。1870年，受政府派遣赴德国学习军事，考察德国军制、军训及装备，系统地接受了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回国后致力于日本的军事改革，协助山县有朋修改征兵制度，建设德国式陆军。1875年，出任驻德国使馆武官。1886年，升任陆军省次官。甲午战争中，桂率第三师团侵入中国东北，因战功卓著晋升为大将。此后更是官运亨通，历任台湾总督，连任四届内阁陆军相，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步步逼近首相宝座。

1901年6月，第四次伊藤博文内阁垮台后，新内阁难产。桂太郎经山县力荐出任首相。这标志着内阁制以来元老政治的结束和第二代军政官僚人物登上最高政治舞台。

桂上任时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连年的经济萧条，亟须政府采取相应对策；日益强大的政党势力和由政党控制的议会，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已对官僚政治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甲午战争及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后日俄在远东角逐的加剧，已发展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程度，日本要尽快在军事和外交上完成对俄作战的准备。

中国东北和朝鲜早已被日本政府列入亟待扩大的“利益线”范围，而沙俄对这一地区也觊觎良久，必欲吞食而后快。甲午战争后，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之间围绕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冲突已全面展开。在日本政府中，围绕对俄关系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是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日俄妥协论”，一是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日英同盟论”及“对俄一战论”。

桂太郎秉承山县的旨意，指示外务省及驻英公使林董抓紧与英国政府谈判，并于1902年初缔结了第一次日英同盟。这个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盟约规定：双方相互承认各自在中国和朝鲜的特殊利益，当缔约国一方与第三国交战时，另一方确守中立；如敌方有同盟国参战时，则未参战的另一缔约国也应参战，并相互提供军事设施。^[1]由此，日本与英国一起建立了远东霸权体制，完成了对俄作战的外交准备。

日俄开/>夕，桂太郎与山县、伊藤等政府元老曾秘密制订了“满韩交换”方针，企图在避免使用武力前提下，与沙俄共同瓜分中国及朝鲜殖民地，并以此为条件与俄国进行了谈判。

但是，桂太郎并未把希望寄托在对俄谈判的成功上，而是立足于“对俄一战”，加紧完成作战准备。当时，日本国民经济状况不佳，政府财政枯竭，大量增加军备出现了巨大的收支缺口。为此，桂太郎设想到国外募集公债，结果一开始便碰了钉子。继而又想压缩行政开支，因各省反对也告失败。最后他不得不沿袭历届政府的做法，企图通过增加地方税和赤字预算的办法渡过难关，结果遭到议会的强烈抵制。在第十六、十七、十八次议会上，政府的提案或被否决，或被修改，桂太郎如同被告，在议员的严厉质问下狼狈不堪，甚至对继续执政失去信心，一度向天皇提出辞呈。

发动对外战争，往往是统治者摆脱统治危机的“有效”药方。第二次伊藤内阁因发动甲午战争维持政权四年之久，桂内阁破绽百出之时，也是因发动日俄战争而延长了寿命，成为战前日本的一届长期政权。

1904年2月8日，日军不宣而战，袭击了旅顺口外的俄国舰队，首先挑起战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的土地上展开了火并。

日俄开战后，桂太郎立即向全国发出动员，在地方官会议上宣称“建立以总体力量进行战争的体制”，“采取收揽人心的政策”，“鼓舞举国一致的精神”。^[2]

首先，桂太郎以微笑面孔“怀柔”议会中的政党势力，不惜以战后让位给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的许诺，来换取政友会这个议会第一大党的支持。结果，议会两次通过政府提案，拨出临时军费20亿日元。在筹措庞大的军费时，桂多次召见各地金融巨头，由其认购战时公债5亿日元；借战争之机两次提高地方税，增加税收逾1亿日元；派遣各类人士出国游说，在欧美各国借取国债8亿日元，从财力物力上支撑了这场战争。

其次，桂下令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在“爱国主义”幌子下，向国民灌输献身报国的军国主义思想，煽动战争狂热。同时在“强化社会治安”的名义下，加强思想统制，迫害反战人士。战争期间，桂政府通过所谓救助军人家属、增产纳税运动，将国民社会生活置于战时统制之下。

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动员了近百万兵力，耗费了17亿日元的战费(相当于六个财政年度支出的总额)，死伤官兵20余万人，以惨重的代价打败了强劲的敌手。当日俄两国在朴茨茅斯举行谈判时，桂太郎既想保住战果，又怕再起战端，等待谈判结果的时光如坐针毡。当他睡梦中得知和谈成功的“捷报”时，竟喜不自禁地跃床而起，手舞足蹈地跑出门外，孰料乐极生悲，碰翻的蜡烛烧着了帷帐，引起一场虚惊。^[3]

通过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所有特权，为吞并朝鲜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战后，日本还接管了俄国在中国辽南的一切权益，割占了南库页岛，获得在鄂霍次克海及白令海的捕鱼权。(www.daowen.com)

桂太郎靠战争起家，位极人臣。签订日英同盟，获得伯爵称号；发动日俄战争，加晋侯爵；吞并朝鲜，升至公爵，其地位瞬间超过元老松方正义和井上馨，竟与其前辈山县有朋共享尊荣。

桂太郎踏着累累白骨飞黄腾达，而受骗的国民除了充当炮灰和缴纳重税外却一无所得。战争结束后，愤怒的国民把满腔怒火倾泻给当政的桂政府，甚至发生数万民众捣毁日比谷公园、袭击桂首相官邸及政府机关的动乱。政友会则乘机敦促桂兑现战后让位的诺言，桂不得不暂时让出政权。此后，日本政治史进入桂太郎与西园寺公望轮流执政的“桂园时代”。

1908年7月，第一次西园寺内阁在山县、桂太郎等策划的倒阁阴谋下垮台，肩负着山县等人的重托，桂太郎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欢呼声中重掌大权，组成第二次桂内阁。

桂上台后，立即在整顿战后财政名义下，推行旨在维护金融资本利益的公债政策，实施每年偿还5000万日元战争公债的计划。他抓住城市银行利息下降，国家公债价格上涨的有利时机，用新募四分利公债的办法，一举偿还五分利旧公债5.2亿日元。这一保护金融资本利益的措施，博得了财界喝彩。

为维护官僚利益，桂采取了军政官员加薪25％的措施，从而加强了统治基础。

桂善于玩弄权术，用“一视同仁”的口号，竭力稳住议会中的各个政党。并再次放出“让权”诱饵，换取政友会的合作。结果，桂的软刀子战术再次显灵，议会成了唯政府之命是从的“附属机关”，政友会变成了与政府“情投意合、协同一致”的“与党”。某杂志的评论讥讽桂太郎的行径“像个娼妓或杂技演员一样”，“阿谀诌媚，左右逢源”。^[4]

作为官僚、特权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桂所做出的“让步”是以维护上述阶级利益为前提的，因此对社会中下层阶级一再提出的废除“三恶税”(盐专卖、通行税、纺织品税)要求，始终置之不理，不肯做半点让步。

桂执政期间极为重视社会政策，强化对地方的治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挖掉社会主义的“祸根”，防“赤化”于未然。根据这一方针，地方政府强化了町村警保组织，在乡军人会、青年会等组织的地位提高。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便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严密统治网。另一方面，桂政府通过开展“报德运动”，向国民灌输勤勉、节约、律己、谦让精神，加强了思想统治。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日本从19世纪末起，先后出现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等革命组织。进入20世纪后，社会主义运动已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对于革命势力的发展，桂极为恐惧，必欲扼杀而后快。他认为以前的历届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过于手软，因此上台后接连采取严厉措施，限制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规定凡有“社会”字样的书刊一律取缔，以至像《昆虫社会》之类的书籍也被勒令停售。

1910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宫下太吉等人私制炸弹暗杀天皇的计划泄露后被捕。立即以此为借口，桂太郎下令在全国进行大搜捕，检举社会主义者数百人。不久判处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幸德秋水等12人死刑，12人无期徒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逆事件”。^[5]在桂太郎的白色恐怖政策下，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刚刚起步便遭到血腥镇压，进入极为艰苦的“十年黑暗”时期。

桂太郎制造“大逆事件”，招致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声名扫地，为躲避锋芒，桂选择了辞职。一年后，乘军部搞垮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之机，桂在一片谩骂声中卷土重来。

军部因西园寺内阁拒绝增设两个师团要求，首次动用“军部大臣武官制”的锐器，以陆军相辞职并不推举后继人选的手段迫使政府解散，这一行径已引起舆论的极大愤慨，而军阀巨头桂太郎的上台，更似火上浇油，民众的反军情绪遂像火山一样迸发。桂太郎上台后，全国各地发出“拥护宪政，打倒阀族”的吼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一次护宪运动”。昔日与桂太郎“情投意合”的政友会，也公然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该党议员尾崎行雄在议会演说时，愤怒谴责桂太郎“张口必言忠爱，好像忠君爱国归他一手专卖”，实际却是“以玉座为胸墙，以诏书为子弹来打倒政敌”。^[6]

在四面楚歌声中，桂太郎仓促地建立了立宪同志会，企图与民主势力对抗。然而民主运动的洪流不可阻挡，他所建立的新党无法发挥作用，桂太郎已成孤家寡人，上任仅50天，便在一片喊打声中仓惶下台。

【注释】

[1]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原书房1965年，第203—204页。

[2]林茂、辻清明编：《日本内阁史录》第1卷，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第408—409页。

[3]林茂、辻清明编：《日本内阁史录》第1卷，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第418页。

[4]林茂、辻清明编：《日本内阁史录》第2卷，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第73页。

[5]今井清一著、杨孝臣等译：《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页。

[6]前田莲山著：《历代内阁物语》上卷，时事通信社1961年，第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