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县有朋

(山県有朋Yamagata Aritomo　1838.6.14—1922.2.1)

出任两届内阁首相：

第3届(1889.12.24—1891.5.6)

第9届(1898.11.8—1900.10.19)

“盖国家独立自营之道有二，其一为守护主权线，其二为保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系指国家疆域，所谓利益线，系指与其主权线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方今介立于列国之间，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1]这套臭名昭著的侵略理论，是山县有朋初任内阁首相后，对议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正式提出的。在此之前，他已在《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书》中阐述过这种思想。山县有朋作为日本近代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其毕生活动就是为实现上述“理想”展开的。

山县有朋(1838—1922)出生于长州萩城下川岛庄一个卒族家庭，幼名辰之助，又称小辅，化名萩原之助，号素狂、含雪，并根据其住所，有过芽城山人、椿山庄主、无邻庵主、小淘庵主、古稀庵主等别号。其父山县有稔，在日本古典文学方面颇有造诣，曾任州库仆从，以忠于职守博得好评。山县自幼受家庭薫陶和良好的私塾教育，学业优秀，以柔道和剑术见长。

开国后的日本，社会剧烈动荡，生长在倒幕运动策源地长州的山县，青年时代被卷入斗争的激流，并迅速成长为颇有名气的社会活动家和长州藩军队指挥员之一。山县曾就读于“松下村塾”，拜倒幕派领袖吉田松阴为师，与倒幕派志士久坂玄瑞、木户孝允等交往甚密。他多次往返于长州、京都之间，了解形势，策动倒幕；他四处奔走，促进萨长联合；他作为长州藩奇兵队军监、总督，身先士卒，抗击英、法、荷、美四国舰队炮击下关，右腕和腹部中弹受伤；他指挥奇兵队打败了第二次征讨长州的幕府军。

明治政府成立后，山县作为政府军高级指挥官南征北战，为镇压幕府反叛势力、保卫新生政权立下汗马功劳。

1869年，山县有朋奉命出使欧洲考察军事，回国后累遇升迁，历任兵部少辅、大辅、陆军卿、参谋本部总长等要职，成为军界独一无二的实力人物。在此之间，山县致力于日本近代陆军的建立和改造，是《征兵令》的倡导者和制订者。在山县的主持下，镇台制变为师团制，整顿了陆军教育机构，颁布了《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为日本近代陆军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因此，山县被称为“日本近代陆军之父”。^[2]

山县出任文职是在1882年以后，至第一次组阁前，历任参事院议长兼内务卿，第一次伊藤博文内阁内务相兼农商务相。他直接领导创立了地方自治制度，对警察制度作了根本性的改革，是制订《保安条例》、镇压民主运动的首谋。

山县自称“一介武夫”，其统治权术较伊藤博文相形见绌，但也绝非平庸之辈。他性情沉稳且有些神经质，办事慎重而果断。无论任何事情，一旦下了决心，便义无反顾地干到底。

1889年12月，黑田清隆内阁辞职，山县受命组阁，任首相兼内务相，亲自将“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付诸于实践。

为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发扬尚武精神，山县一上任便建立“金鵄勋章”奖，以授予将来武功超群者。

为统一内阁的“思想”，山县将以前草拟的《军事意见书》、《外交政略书》在内阁中散发，声称保护“利益线”乃大势所趋，现实的“保护”重点就是朝鲜。

为强化政治统治，山县以加强中央和地方政权建设之名，修改了《各省官制规则》，颁布了《府县制、郡制》和《地方官制》，为地主占据地方政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他主持制订的《集会、政治结社法》，主要目的是打压民主运动和进步势力。

山县一向强调要建立军国主义教育体系，上任不久便撤换了工作不利的文部相榎本武扬职务，提拔年轻的次官芳川显正接任。芳川秉承山县的旨意，主持起草《教育敕谕》，把忠孝道德为中心的儒家伦理与近代法律、爱国献身理念结合起来，建立了近代日本的思想基础天皇国家观，强迫国民自小学起便系统地接受奴化教育。

山县有朋倾注全力的是军备扩张，他认为“预算支出大部分应是陆海军经费”。当政府提出的预算遭到议会反对和舆论抨击时，山县采取高压手段，颁布《保安条例》，将60余名“异端分子”赶出东京，制造紧张气氛，同时拉拢贿赂国会议员，迫使议会与政府妥协，把议会变成了“冷血动物的陈列馆”。^[3](www.daowen.com)

山县有朋卸任后不久，又出任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司法相，后任枢密院议长，始终控制着军界，左右着政界。

1894年，日本蓄意挑起甲午战争。山县出任第一军司令官，亲临前线指挥，率部从平壤到义州，过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县。奉调回国后，任监军兼陆军相，坐镇大本营。战后作为特命全权大使，赴俄签署日俄协定。1898年1月，晋升为陆军元帅。

1898年11月，山县有朋第二次组阁。慑于民党在议会中的强大势力，一贯声称与民党“对决”的山县不得不改变策略，主动接近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宪政党(前身是自由党)，部分接受该党提出的政治主张，实行有节制的让步。

山县与宪政党妥协，不外是要软化民党的攻势，稳住统治阵脚。为使政府提出的增加地税、扩大军备预算案在议会中通过，山县还采用了“糖果”政策，向议会提交预算方案时，还提出了一个提高议员薪水的方案，贵众两院议长薪金由4000日元提高到5000日元，副议长薪金由2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议员薪金由800日元提高2000日元。这还不够，山县还通过政商重金收买宪政本党(前身是进步党)的部分议员，同时命亲信桂太郎提取宫内省资金98万日元去贿赂贵族院议员。结果不难想象，此次政府预算就像议员加薪提案一样，顺利地获得了通过^[4]，第十三次议会通过的政府提案包括：地税提高到3.3％，市街地税提高到5％，国家由此增加税收3700万日元，军备扩张有了财政来源。

为使国会与政府“合作”，山县还根据民党提出的要求，对《府县制、郡制》、《商法》、《文官任用令》以及选举法进行了修改。不过，在修改有关法律时，他始终掌握着对维护天皇绝对统治有利无害的界限。

山县在与民党的“合作”中虽然有所让步，但在政党进入中央或地方政权的问题上是寸步不让的。文官任用制度已经在法律上阻止了政党人士参政，因此当宪政党提出“猎官”要求时，山县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

山县在任期间还主持制订了对/>日本政治起到极坏作用的《军部大臣武官制》和《治安警察法》。前者在保证军令独立基础上，又从法律上规定了军部大臣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从而实际上将军政也独立出来，为军部干预政治乃至后来建立军部独裁的法西斯体制埋下了祸根。后者专门针对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是套在劳动阶级头上的枷锁和残害进步人士的屠刀。

山县是近代日本扩张主义的代表，他时刻关注远东局势的变化，不愿放过任何扩张帝国权益的时机。1900年，当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威胁到列强在华利益时，山县政府立即派兵加入八国联军，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甚至想趁火打劫出兵攻占厦门，因顾忌列强的反对才中途停止行动。

山县虽然竭力主张对外扩张，但行动时又比较谨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沙俄的军队仍赖在中国东北，窥伺朝鲜，威胁了日本在朝鲜的利益，日本政府非常紧张，外相青木周藏力主与俄决战。山县深知国力尚弱，军事和外交准备不足，遂压制了青木的主张，避免了一场冒险的战争。

但是，围绕是否对俄开战问题，山县内阁中已出现分歧。宪政党则因“猎官”要求被拒绝而改变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这些事件酿成内阁危机，山县于1900年9月提出辞职。

山县卸任后，仍然作为政府元老，在幕后操纵日本政治。他把亲信桂太郎推到前台执掌政柄，支持桂缔结日英同盟，从而在外交上完成了对俄作战的准备。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山县担任参谋总长兼兵站总监，坐镇大本营指挥，还亲临战地巡视部署。日俄战争后，积极策划日韩合并，最终把朝鲜纳入日本的版图。

1922年1月，山县因气管硬化症，死于小田原古稀庵，终年85岁。

【注释】

[1]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第196页。

[2]户川猪佐武著：《明治·大正的宰相第2卷：山县有朋与富国强兵的领袖》，讲谈社1983年，第193页。

[3]依田憙家著、卞立强等译：《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1968—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4]前田莲山著：《历代内阁物语》上卷，时事通信社1961年，第160—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