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理论、文化及政治：冲突模型

社会中永远都会有对抗、斗争以及局部的黑暗；因而永远都会有历史。

拉克劳　墨菲《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

有关后现代的争议激发了人们对适合于当代理论的方法与模型的关切。后现代理论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它们挑战了先前的方法、理论以及概念，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政治视角。不过我们相信，当前发生的一些事件使后现代理论的某些方面受到了质疑，例如它们关于历史经验终止的论断、对整体性思维的反对、对宏观政治和大规模斗争的攻击以及那种普遍的不安全感和犬儒主义情调。总而言之，我们相信后现代理论未能为它自己所处的历史时刻以及80年代（后现代理论正是在这一期获得了全球性的声誉）发生的各种事件提供必要的分析工具。

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宣称历史和社会已经终结，但是，在80年代的十年中间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性骚乱和变动。虽然在这十年的初期，美国、英国、德国及其他地方的新保守主义霸权造成了一种历史被冻结的感觉和一种不安感——正如令人厌恶的斯大林主义在苏维埃集团中所造成的那种状况一样——但是，对保守霸权的抗争、这种霸权的垮台以及发生于共产主义世界的戏剧性骚乱等，却造成了历史的转型和剧变，其意义绝不亚于1848年的事件或18世纪末期的民主革命运动。

事实上，光是1989年就目睹了苏维埃共产主义集团的解体：其中包括波兰民主力量在选举中的获胜；匈牙利对官僚共产主义制度的废除；东德在经过长达九个月的声势浩大的示威和斗争之后，最终对柏林墙的戏剧性的拆毁；时隔不久，捷克斯洛伐克的示威运动导致了共产主义政治的崩溃；而罗马尼亚的流血骚乱也推翻了那里的共产主义政权并将令人憎恶的独裁者送上了断头台；苏联自身内部持续的骚乱和剧烈的政治变化不时地打破压迫的铁幕，并伴随着民族骚乱和常常令人惊讶不已的自由化……

1989年末和1990年仍然是政治骚动和惊人事件频出的年代。美国对巴拿马的非法入侵、纳尔逊·曼德拉的释放以及南非开始的期待已久的变化、桑地诺分子在尼加拉瓜选举中的失败和孔德拉斯（Contras）反抗军的遣散、共产主义集团内的持续骚乱、德国朝向重新统一的迅速迈进等等，使这一时期成了战后政治上最骚乱、最具戏剧性的年份。而东西方关系的改变、冷战的明显结束、政治关系上的重新调整和转变、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力量对中东的介入和由此导致的海湾战争、此外还有那些明日可能继续上演的不可预料的戏剧等等，所有这些重大事件都需要有全面的、系统的批判社会理论来加以阐发和理解。要想恰当地理解目前的历史时刻，就需要一种系统的、包容性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必须具有古典现代性理论（马克思、杜威、韦伯）及早期阶段的法兰克福学派所具有的那种实践意向。一种批判社会理论既要提供关于当前时刻的理论，同时还要对当前社会的形成过程作历史性的说明。它应当从多种学科（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理论、哲学等等）中吸取智慧，将理论建构同经验研究相结合，同时还应将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统一起来。由于资本主义在当前社会中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基本力量，因而马克思理论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将是批判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成分。

然而，由于马克思未能提供关于国家、科层体制、民族主义、公共领域、社会、心理、性别、种族、文化等问题的恰当理论，因而一种重建的批判社会理论还必须从其他传统中吸取智慧。同样，由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至今尚未产生出一种恰当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因而，关于政治变革的理论还需要加以修正和更新。批判理论就其本质来说是历史性的，因此必须根据历史的变化来修正其理论和实践。从方法论角度看，它还是自我反思的、规范性的，因而愿意阐明并维护其理论和政治信仰。

与此相反，后现代对系统化社会理论的放弃，它对片断的颂扬，它的使人麻木的虚无主义，以及它的迟钝与冷漠感，这一切在理论和政治上都是具有危害性的，因而必须予以严厉的批判和克服。事实上，大多数后现代理论根本不能理解发生在这个时代的戏剧性事件的意义，而它关于历史、社会、大众等均已终结的宣称，在重新复活的历史戏剧和骚乱面前显得幼稚可笑。的确，在这个令人振奋的历史与政治发展时期，某些后现代理论家却恰恰要禁止那种为理解当前历史事件所必需的理论，这真是一种讽刺。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全球都在为民主而斗争的时代中，后现代知识分子却试图消解民主革命的关键概念。事实上，正如伯曼（Marshall Berman）所指出的，目前这个时候正是需要我们去捍卫、拯救和发扬激进民主的时候。^〔5〕

诚然，理论与文化上的后现代狂热时代或许已经结束。也许后现代理论只是80年代的一时狂热或一种副现象，是知识分子在面对60年代乌托邦希望之破灭、面对他们在新的媒体和技术社会中可能会被淘汰出局以及面对他们在80年代期间的绝望的、犬儒式的处境时，所表现出的无力感和异化感。80年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堕落、犬儒主义、保守主义、肤浅以及社会退步的时代，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后现代理论正是对这些趋势的展现，即便在有些时候表现出批判性姿态时也是如此。从这一点上看，后现代狂热仅仅是历史大潮中的一丝涟漪，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诱惑，它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令人着迷的文化资源，诱使这些在计算机和技术—资本主义社会中愈来愈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为获得其重要性而去做孤注一掷的尝试。

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1987）所指出的，随着现代国家的不断理性化，原本作为知识与文化价值之立法者的现代知识分子此时已成了多余。此外，我们还必须附加上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亦即雅俗文化之间的界限的消失，这一界限在从前确保了知识分子在注释典籍性文本方面的优势地位。这些原因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危机，人文领域内的知识分子面临着被淘汰的威胁，他们因而试图构想出一个新的后现代纪元和后现代话语，以期使他们能够在一个人文学科已逐渐被科学所取代的技术专制社会中继续合法地保留其重要性。与科技专家相比，后现代知识分子失去了其中心地位，成了一个“解释者”，他们在文化方面的权威地位被安全地限制在了学院内部。尽管知识分子精英统治的覆灭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的进步，但是，后现代话语却为某些知识分子提供了将他们自命为掌握着新的文化资本的新前卫分子的机会，或“仅仅由于好玩”而杜撰理论的机会。这里，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成了另一种助长了被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84）称为“膜拜专门知识及娴熟技术”的专业话语。

毋庸置疑，后现代理论与批判的某些方面对于目前的十年以及即将来临的下一个世纪仍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它的某些方面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拒斥。很明显，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领域时，我们需要用批判理论来理解当前的政治局面以便提出新的政治理论和策略。但是，我们更需要去强化那种为最优秀的后现代理论赢得了声誉的激进文化理论与批判。我们必须继续发展超学科的理论方法，发展新的话语、写作模式和交往模式。因为那些无论是在东方学府还是在西方学府中曾一度处于霸权地位的理论与学术分工，现在都已彻底破产了，无法去应付新的历史环境和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去建立新的理论群和新的理论策略，在这一点上，后现代理论将会继续作出其贡献。不过，如果把这种新的综合，例如批判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综合，看成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看成是各种观点的很融洽的混合，那将绝对是一种误导。尽管我们已经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但是，其间也存在着一些使这种综合难以实现的重大差异。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从批判理论与后现代理论以及别的当代理论传统中吸取素材，进行新的理论阐发。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必须去面对并阐发它们的差异，以便使它们之间的这种紧张和差异能够触发新的思考并产生出新的理论与政治实践。在某些情况下，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可以被有机地联结起来，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恰恰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对峙，产生出了丰硕的果实。

总的来说，我们相信微观理论与政治同宏观理论与政治之间的结合可以提供探索当代社会的最佳框架，有利于实现激进社会变革。那种作为某些后现代理论之特色的微观分析为批判理论常常过于普遍化和总体化的观点提供了矫正。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后现代理论缺乏一种辩证的批判社会理论，而这种理论却是理解当代社会复杂且经常矛盾的特征所必需的。同样地，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的结合对于处理当代事件将会非常有益。苏联与东欧国家集团中所发生的斗争最初采取的就是一种微观政治形式，许多个人和小的团体起来反对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微观斗争转变成了宏观斗争，团体和个人联合成常常是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与行动。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最终以武力推翻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由此证明了传统现代理论关于集体行动和群众斗争乃是社会变革的工具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由此可见，像后现代理论家那样仅仅重视微观政治、他异性和多样性是错误的。例如，在当前时刻，新的声音打破了共产主义国家的大一统话语，尽管其中有一些声音在呼吁民主或民主社会主义，可另外一些声音却在呼吁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既然在这些多样性的声音中，有一些可能是极其反动的，因而我们就不应该去简单地颂扬多样性或多元性。这种放任自流的政治乃是最糟糕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放弃了批判性的立场，使我们无法去评估那些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和声音。(www.daowen.com)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需要将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结合起来，而后现代主义者开出的反对宏观理论与宏观政治的处方则具有瘫痪理论与政治之危险，应当予以放弃。不仅如此，鉴于资本主义仍然具有活力和破坏力，我们主张对当前情况的分析应当从考察当前“技术—资本主义”之结构入手（参见Kellner 1989a）。从这一点看，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秩序可以被看成是新技术与资本主义的一种综合，其特点是新的技术、社会及文化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母体。后现代理论往往长于对话语、新技术以及新的文化形式的分析，而拙于从社会经济系统之更广泛的发展这一角度来理解它们。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必将会与以往的社会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产生联系，并需要依照当前状况来修正、更新、扩充和发展以前的资本主义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与技术的新的配置方式时，一方面应当突出信息、媒体、消费主义、美学与商品化的内爆以及其他为后现代理论所强调的主题的新作用，同时还应当将这些发展放置到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框架之下。

我们认为，正当资本积累的逻辑在建构一个新的社会阶段——这个阶段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经济与技术的组合体——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时候，福柯、博德里拉以及利奥塔等后现代理论家却将他们的著作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割裂开来，这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我们认为，在分析后现代社会理论所强调的消费社会、媒体、信息、计算机等现象时，马克思的范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和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都提到了知识和信息的至关重要性，并将之视为新的社会组织原则，但是，不难看出，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它完全依照其自身的逻辑和利益，决定着什么样的媒体、信息、计算机以及其他技术和商品将被生产和分配。也就是说，在技术—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像赫伯特·席勒（1981 and 1984）等人所指出的，信息越来越被商品化，只有那些可以付得起钱并有条件接近它的人才能得到它。随着计算机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和信息被商品化并通过计算机来传递，教育本身也被商品化了。（这里我们既指那些强迫消费者为了学习打字、数学、历史、外语等而去购买的计算机学习程序，也指那些通过计算机来为能够负担起它每分钟信息流通费用的人提供丰富的信息与娱乐的网络程序公司或数据公司）。

有趣的是，在最近的文章中，利奥塔本人也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他说：“最近20年来的重大发展，用最浅显的政治经济学词汇和历史断代术语来说，就是语言已经被转变为一种具有生产力的商品：语法被认为是需要编码、解码、传输以及为了复制（整批地）而订购、保持可用（记忆）、连接和推演（计算）以及抵抗（游戏、冲突、控制）的信息；人们为语言建立的度量单位同时也是一种价格单位。一句话，语言已经变成了信息。而且资本主义对语言的渗透，其效果才刚刚被人们感知到”（1986-1987：217）。

不过，和利奥塔等人拒斥宏观理论、系统分析或宏大历史叙事的做法不同，我们认为，在当前时刻我们正好需要这种包容性的理论，以便把握资本主义在消费、媒体、信息等领域正在进行的新的总体化。从这一点上看，我们需要新的批判理论来理解、描述以及解释宏观社会过程，就如同我们需要跨越了性别、种族以及阶级差异的政治理论来展现不同性别、种族、阶级之间的共同或普遍利益一样（Fraser and Nicholson 1988；Bronner 1990）。没有这种试图对新的社会发展形式以及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等领域之间的关系做认知图绘的宏观理论，我们就注定要处于片断之中，无法清楚地了解新技术和新的社会发展将会给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危险的、令人振奋的社会与政治领域时，必须有某种认知图绘为我们提供理论和政治向导。而要想图绘当前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现实，就必须在对当前时代的历史与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强有力的宏观社会理论。尽管后现代地图有助于我们在新的社会状况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但是从根本上讲，它们无法提供恰当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因此，尽管彻底遗忘或忽略后现代理论是不对的，但是，迄今为止，它并没有能就社会、文化以及激进政治等问题提出恰当的观点，使我们能够去应付目前正面临的理论和政治挑战。

事实上，一台大戏目前正在上演；我们正亲身经历着一场戏剧性的变化，这场变化使得先前的社会理论与政治受到了怀疑。资本主义的转型与重组，新的资本主义阶段的来临，就是这台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正在影响着我们的整个生活。因此，和杰姆逊一样，我们倾向于将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看成是持续且诱人的资本之戏剧的一个部分，此时的资本正处于它的转型时期，其特征就是资本与技术的新的综合、资本的新的国际化、新技术以及新的组织模式。变动不居的社会经济状况要求我们作出新的政治回应并提出新的策略。因而，关于这种技术—资本主义的理论还必须包含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又能认识到新技术、新社会运动以及新的政治挑战的激进政治。这种新的政治因而可能既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既关注着如何去联合各种现存的激进运动，又关注着如何去阐发当前时代中的各种既存问题之间的联系。

最后，关于当前时刻的批判理论应当对我们当前时代中的深刻的两歧性作出说明，而不应沉湎于时下流行的后现代悲观主义论调之中，或者退化到技术专制论或自由的乐观主义中去。因为当前时刻同时包含着向相互冲突的未来开放的乌托邦价值与反乌托邦价值。信息爆炸既会导致信息的增加和多元化，也会在一种毫无意义的噪声中消解掉一切意义；既会促进各种文学技巧也会使这些技巧黯然失色；既会使信息非中心化，从而使所有的人都能轻易且平等地得到它，也会进一步强化那些垄断着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统治精英对信息的控制和主宰。同样地，计算机化进程既可能带来新的学习技巧，也可能使阶级不平等现象继续保持下去，同时还有可能助长军事冒险，提高对民众的监控程度。计算机和机器人既能取消艰苦的体力劳动，也可能造成新的奴役形式；新技术既可能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增加休闲时间，也可能造成大规模的失业。新的媒体技术既可能使人们的头脑更加活跃，也可能使它变得迟钝麻木；既可能使信息和娱乐大众化、多元化，也可能助长某些人对信息的控制，并使信息由多样化走向同质化；既可能允许新的声音进入到一个重新获得了活力的公共领域，也可能增强企业精英们的统治地位。海湾战争就充分说明，军事技术正在以其新的破坏方式和大规模的毁灭力量威胁着这个世界。

由此可见，新的技术模式既为我们提供了推进生活的手段，也提供了毁灭生活的工具。同样，新的政治斗争既包含着威胁也包含着希望。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对海湾战争的反应表明，军国主义式的法西斯主义仍有可能复活，正像新的社会运动表明新的民主化运动有可能会出现一样。

发生于共产主义世界的骚乱可能会结束冷战状态，推进民主化进程，开辟出一个新的和平与繁荣的时代，也可能会导致新的民族主义狂热、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资本的全面霸权，甚至还会触发一场新的区域性的全球战争。美好的前景与可怕的灾难二者共存于当代场景中，因此，如果要想使我们对一个美好未来的期望显得有理有据，就必须将它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之上，这种理论能够同时分析当前时代的发展前景和危险，并致力于发展一组新的全球反资本主义政治联盟和一种重新获得了活力的民主社会主义。

注　释

〔1〕我们所说的极端的后现代理论与重建性的后现代理论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不同的理论家那里表现程度各不相同。博德里拉是典型的极端后现代主义者，他完全拒斥现代理论。像福柯和利奥塔这些理论家则结合了极端和重建这两种倾向，而像杰姆逊、拉克劳与墨菲等理论家则明显是重建论者。关于我们是否有可能完全摆脱现代理论和现代性，也有一些问题有待研究，无疑，即使是在如博德里拉、克洛克和库克等这些最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也存在着许多现代成分，尽管他们与现代理论的决裂程度已相当之大，而其描绘的观点和新视角也足以为他们赢得“极端”的标签。

〔2〕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现代理论”这一概念的，它包括哲学、社会理论以及精神分析等在内的所有现代理论话语。和安东尼奥与凯尔纳（1991a）一样，我们也认为现代理论既有批判的主题和传统，又有独断的主题和传统，甚至在同一位思想家或同一个学派那里，情况有时也是如此。本节中我们所做的元理论研究得益于我们同罗伯特·安东尼奥的讨论，虽然他不完全同意我们这里提出的所有观点，但是，我们同他的对话却帮助我们澄清了我们的观点和措辞。

〔3〕请参阅Graff（1973）一书对“后现代主义断裂神话”的反驳，格拉夫在该书中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作了详细论证。他声称：“后现代主义不应当被视为与浪漫的现代主义前设的决裂，而应当把它视为这些早期运动之前设的逻辑结果……仅仅因为后现代主义的新感性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革命性断裂，这种看法实在是有些言过其实了（1973：385）。卡林尼科斯（Callinicos，1990）也提出了与此相似的看法，认为现代主义早就拥有了大多数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新特征，尽管这一观点无疑是对的，但是我们认为，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绘画、文学、电影等等区分开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常常是很有价值的，不过这种区分应当放在这种整体性的范畴比较鲜明的领域内。

〔4〕《与哈贝马斯的对话》，英国，Brighton，1988年8月。

〔5〕我们这里引用的是柏尔曼在1990年4月于纽约召开的社会主义学术年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