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后现代性、后工业社会及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

并非所有的人都生活于同一个现在，他们只是凭借在今天可以被看到这一点而仅仅在表面上共同生活于现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和其他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布洛赫《非共时性与辩证法》

对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来说，要想象马克思发现隐藏在意识形态之下的阶级利益或像弗洛伊德发现隐藏在文本或个人行为之后的无意识情结那样，描绘出事物的“纵深”维度——一种底层实体或结构——已不再可能。既然深度被夷平了，历史和经验也就因此被碾平（flattens out）了，人们迷失于后现代的当下时刻，疏远了那些哺育了我们的历史意识并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层次分明的、多向度的现在的积淀传统、连续性以及历史记忆。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如博德里拉，构想了一种彻底的现在主义，有意地将历史夷平，逃避历时性的、历史性的分析和对现象之历史背景的考察，转而推崇对当下时刻作共时性的描述。不过，福柯却坚决反对这种反历史倾向，主张进行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德勒兹与加塔利也发展了历史分析和背景分析，杰姆逊也试图对后现代主义作历史性的、脉络化的分析，尽管他也担心历史会失落于当前的后现代社会之中。

历史终结观（参见第四章第3节）同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及意识形态终结理论（Bell 1973）之间存在着某种意识形态上的亲缘关系。按照后工业社会理论，现代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提供了实现社会稳定和富裕的现成模式。面对新的后工业社会的歌舞升平景况，人们从前对意识形态的那种热情已变得不合时宜了，不能再指望历史还会有戏剧性的变化或断裂。未来将仅仅表现为现在的更加简化而高效的翻版，而人们的历史热情也将在新的后工业秩序中走向冷却。

尽管后现代理论并没有后工业话语的这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但是，它重复了后工业社会理论的许多主题和观点，而且，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它还承继了这些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典型缺陷和歪曲。无论是后工业社会理论还是后现代理论都展现出某种形式的技术决定论：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们，如贝尔（1973 and 1976），声称信息和知识成了新的社会组织原则，而后现代理论家则强调新技术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例如，博德里拉的媒体理论就重弹了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声称“媒体即信息”，将媒体还原为它们的形式效果，同时从他的分析视野中抹去了媒体的内容，抹去了媒体的解放性或进步性运用的可能性，抹去对可能出现的其他类型媒体的分析（参见 Baudrillard 1983以及Kellner 1989b中对博德里拉的讨论）。他给类象、规则、模式以及新技术赋予了构造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功能，因而从他的理论中完全取消了政治经济学，声称“电视和信息大体说来就是一场让·汤姆（Rene Thom）形式的、拓朴学意义上的巨变：整个系统的一场彻底的质变”（Baudrillard 1984：18）。像后工业社会理论那样，这种理论设想了一种“自主的技术”（参见Winner 1977），认为技术成了当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

因而无论是后现代理论还是后工业社会理论都把技术的发展当成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源，没有能够看到，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的迫切性、或者技术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仍然是建构当代社会的重要力量。某些后现代理论和后工业理论抹煞了人类主体和社会阶级作为社会变革之发动者的地位，并且常常明确地宣布放弃实现彻底社会变革的希望。尽管后现代理论批判总体性，但是它和后工业社会理论都以总体化的方法提出了历史断裂说，夸大了当前时刻的新颖性，未能看到它与过去的连续性。两者都把趋势当成基本事实，把发展的可能性当成定局，并且两者都假定一种尚属可能的未来已经来临。从这一点看，后现代理论可以看作是后工业社会理论在新的情境中用新的理论工具书写而成的续篇。因而，这些“后”理论可以被解读为：在各种重大变化迫使理论家们对旧范式和旧理论产生怀疑的时代，为了认识新的社会状况并提供新的理论范式而进行的两个前后相继的尝试。

后现代理论和后工业社会理论都明确地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理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在激进的后现代理论家之间出现了关于“后马克思主义”转向的热烈讨论。博德里拉、利奥塔、拉克劳、墨菲及其他一些人对他们自己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怀疑，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明确的批判，他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现代理论问题的症候所在。事实上，后现代理论表现出一种“后综合症”（postie syndrome）：为了创造适合于据说是崭新社会情境的新话语和新理论而激进地拒斥先前的观点。然而，问题在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断裂是否真的像后现代主义所声称的那样彻底？这样一种所谓的断裂是否构成了拒斥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等社会理论的充足理由？

我们认为，那些对早期后工业社会理论的许多批评，同样适合后现代社会理论，因为后现代社会理论同它的前驱者——后工业社会理论——有着许多共同的预设和弱点（要想进一步了解对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批评，请参阅Frankel 1987；Poster 1990；以及Feenberg即将出版的著作）。不过，从某些方面讲，后现代理论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对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改进，因为它从理论上更加全面地分析了文化在构建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分析了权力形式的多样性，尽管某些版本的后现代理论可能因为其极度夸张的修辞以及因为缺乏可靠的经验分析而被认为是一种倒退。此外，后工业社会理论倾向于赞同理性、自主、进步等启蒙价值，常常对科学和技术深信不疑。与此相反，后现代理论则倾向于尖锐地批判启蒙价值并肯定相反的价值。

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都极度夸大了所谓的历史断裂。尽管后现代理论正是凭借这种虚夸为其赢得了市场和声誉，但是，无论是博德里拉还是利奥塔，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位后现代理论家，都未能从理论上适当地说明所谓的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断裂到底意指什么？博德里拉及其追随者只是戏剧化地宣称历史的根本断裂，宣称随着一个新的后现代纪元的到来，历史纪元已经终结，却没有对这种朝向后现代性的转变过程做详细说明，也没能指出先前的时代和所谓的新时代之间的连续性。而利奥塔则由于其后现代认识论放弃了宏大叙事，因而从原则上讲根本不可能去提出这种断代分析。与此相对照，杰姆逊给后现代文化作了一个相当精确的阶段划分，并详细地说明了它同处于全盛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差别。不过，尽管他从资本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一角度出发设想存在着一个新的社会阶段，但是，他并没有对从马克思、列宁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描述的那个资本主义阶段向他所说的新的社会阶段的过渡提出详细的叙事，而只是仅仅根据曼德尔的只言片语，提出了一种高度概括性的分析。

一般来说，对于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这一宣称，存在着三种主要的反应。有人可能会认为同现代性之间的断裂已经发生，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因而需要新的理论和概念。这种极端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彻底的非连续性（博德里拉、克洛克和库克）。也有人可能否认同现代性之间的任何彻底断裂，而强调现代性同当前阶段的连续性（哈贝马斯、卡林尼科斯）。这种观点否认当前阶段同现代性之间有任何断裂或重大的不连续，把后现代话语仅仅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去讨论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明断裂和新颖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阶段与现代性之间的连续性。杰姆逊、哈维、拉克劳、墨菲等采取的就是这一观点，他们一方面强烈地批判现代性与现代理论，另一方面在采取一种后现代理论转向的时候又吸取了现代理论可供利用的方面。

通过对后现代理论之缺陷和困境的概括分析，我们认为，一种关于后现代性的恰当理论必须历史地分析所谓的后现代断裂。如果有人声称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之转变已经发生，那么，他就必须对先前社会秩序（现代性）和新的社会状况（后现代性）的特点作出说明，并且弄清它们之间所谓的断裂到底意指什么。不仅如此，他还应当指明新社会秩序与旧的社会秩序、或者先前社会秩序与当下社会秩序之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福柯——其作品只能作这种解释——就始终致力于这种辩证分析（参见第二章）。福柯声称：“当代思想最有害的习惯之一”就是“把现在分析为……一个与以往断裂了的现在”（1988d：35），而没有同时指出历史的连续性。德里达这位有时因宣扬断裂、决裂、他异性和差异而驰名的理论家也说：“我并不相信有截然的断裂，也不相信有像人们今天所说的那种断然的认识论断裂。断裂总是，而且命中注定要嵌套在一件必须不停地、没完没了地去脱下的旧衣服中”（1981a：24）。(www.daowen.com)

和那些颂扬全然之新以及那些设想了极端的断裂、不连续性和差异性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同，我们认为必须同时描绘出历史中的以及一个既定社会中的不同文化、理论、经验形式之间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尽管从定义上看，后现代性确实和先前的发展过程不连续，或者说构成了同先前发展过程的断裂，但是，我们反对任何仅仅强调非连续性的断代分析，赞成一种辩证的分析，它能够从理论上说明一种运动或时期向另一种运动或时期转变过程中的连续线和非连续线。

情况往往是，那些被说成是后现代的东西，其实也可以被看成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因此，无数试图以自我反思性（self-reflexivity）、两可性、不确定性、悖谬等概念来刻画后现代文化风格的尝试，都未能认识到这些概念其实早已被用来界定现代主义运动的某些特征了。^〔3〕相反地，按照杰姆逊的观点，即便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可能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有些特征在后现代主义中可能变得更为明显、更为强烈，甚至有了质的变化，因而，我们仍然可以把现代主义时期或风格同后现代主义时期或风格区分开来。因此，正如杰姆逊所指出的，大众文化的某些因素既可以出现在现代主义文本中，也可以出现在后现代主义文本中，但是，尽管像乔伊斯的《尤里西斯》这样的现代主义文本在某些时候也可能包含着大众文化的某些因素，但是，其文本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依然清晰可见，然而在品钦和温图瑞等后现代主义者的文本中，高雅艺术与商品化艺术之间的界限却变得无从确认了。因而，我们反对那种天启式的后现代主义概念和后现代性概念，而赞同杰姆逊的看法，在我们看来，后现代文化并不是一种凭空产生的绝对变化，而是“从子宫中”、从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母体中诞生出来的。

雷蒙德·威廉姆斯对残余文化、主流文化和新兴文化的区分，以及布洛赫的非共时性（non-synchronicity）概念（1977），或许有助于我们去说明后现代的具体特征。威廉姆斯建议我们与其去谈论文化的不同阶段或不同变种，不如去辨识任何现实过程的内部动态关系。“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必须谈论处于霸权地位的‘主流’文化或‘起主导作用的’文化。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也得谈论‘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并且事实上应当进一步详细区分其中的每一个，在任何真实的过程中，在过程中的任何时刻，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本身的原因，而且也因为它们揭示了‘主流’文化的特点”（1977：121-122）。

布洛赫的非共时性概念表明，我们同时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就像纳粹德国同时歌颂着它的神话般的过去和技术化的未来一样。运用这一概念，我们可以说明不同的社会经济状态是如何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特点结合到一处的。运用威廉姆斯对三种文化的区分，我们或许可以说，后现代现象只是在现代性的文化主流中刚刚出现的一种新趋势，它既摆脱不掉各种残余的传统文化形式，也摆脱不掉那些强化了现代性之关键特征的因素（例如革新和片断化）。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所处的当下时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转型时期，它还不允许我们明确地断言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充分发展的后现代性。在这样一个时刻就贸然声称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后现代场景，未免有些为时过早，尽管我们也承认作为一种新出现的趋势，后现代文化与后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在理论和政治上作出回应，因而需要我们去重建社会理论。

因此，当后现代理论试图跨越这一界限去描绘新的领域时，它所得出的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绝对断裂的宣称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尽管我们可能正处于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水岭上，或者处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空间中，而且或许已经进入了一个旧的思维模式和语言不再总是有用的地带，但是，后现代理论夸大了历史的断裂或决裂，因而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情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由资本主义、性别与种族压迫、等级制以及过去的其他一些方面所构成的。借用霍克海默的说法，我们情愿谈论一个处于转型中的社会，而不愿谈论一种全新的后现代社会形式。

因此，由于未能清楚地区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未能阐明造成后现代状况或后现代社会的社会与历史断裂，对后现代性的初步讨论失败了。要想使这种讨论富有成果，就必须进行详细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提出关于现代性如何转变为后现代状况的历史说明或叙事。那些拒斥大师叙事或历时性社会理论、反对对历史和社会进行断代分析的理论家，自然无法提出这种叙事，并因而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表明，后现代理论家只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总体化理论，其中隐藏的前提是：他们已经掌握了复杂的社会历史领域，尽管他们有时拒斥有关总体掌握的话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利奥塔等人激烈地反对总体性，但是，那些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家们（如福柯和博德里拉）却提出了极度总体化的理论，这些理论往往过于抽象、过于笼统，有时对复杂的历史情境作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无疑，这种类型的总体化理论应该受到拒斥，并代之以一种多向度的复杂的社会理论。

此外，我们不应该像极端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将宏大叙事、再现、真理、主体性等概念统统抛弃掉，而应当重建这些概念，既考虑到后现代理论家对现代理论提出的批判，同时又承认这些概念对于社会理论、社会批判以及政治批判的必要性。对现代理论的这些关键概念的抛弃造成了后现代理论的严重困境以及它们在理论批判与实际表现之间的矛盾，例如对理性的理性批判，对总体性的总体化拒斥，以及在废除主体性范畴时所表现出的主体傲慢等。此外，后现代理论往往一方面拒斥指涉、再现以及实体概念，另一方面，为了提出其关于后现代性的宣称，又预设了一条掌握社会现实的途径，因而也是一条掌握某些指涉物的途径。也就是说，博德里拉或利奥塔等人所作出的关于当代趋势或发展的那些断言，暗中预设了他们确实是在告诉我们关于今日社会或理论的一些新的、重要的东西，预设了他们的断言精确地描绘了某些现象，至少说明了社会的某些领域。这就不由得使人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对后结构主义的信奉与对后现代主义的信奉真的能相熔于一炉吗？

博德里拉和利奥塔二人生动地体现了后结构主义批判的不同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博德里拉虽然质疑后现代社会中的真实与再现概念，然而却又多次提出了有关当代社会状况的断言，并反复地使用关于真实的话语（参见第四章）。利奥塔似乎对真实和社会概念处之泰然，然而由于他一味反对总体化叙事，因而他只是对再现概念作了认真的后结构主义批判，却极少尝试着去再现后现代社会。因而，他缺乏一种社会理论。事实上，无论是他对差异的过分颂扬，还是对增殖语言游戏、艺术作品、知识等事物的强烈欲求，都复制了资本主义的扑朔迷离的、片断化的基本趋势，并且，由于他强调游戏并拒绝给特定话语以特权，因而也就丧失了提出一种批判立场的可能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某些后结构主义学说的信奉有碍于社会理论的建立，因为它把社会理论视为是再现的、总体化的、还原主义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的。

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拒斥也太过于总体化了。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已经指出的，无论是后现代理论还是批判理论都对现代性和现代理论作了激进的批判，但相比较而言，批判理论对现代性能稍加区别对待，并且比较倾向于维护它的某些方面。尽管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某些著作很接近于后现代批判，二者都激进地拒斥现代性计划本身，但是，像哈贝马斯等别的一些批判理论家却看到了现代性中尚未充分实现的遗产，看到了它所具有的民主化、人道化、个性化等具有进步意义的、尚待实现的可能性。从这一点看，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有点以偏概全，否定有余而肯定不足。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某些批判只是对现代性作了类似讽刺漫画式的描绘，或是将它还原为启蒙的元叙事（利奥塔），或是还原为一种产生了超现实类象系统的压迫性符号系统（博德里拉），或还原为一种“庞大的牢狱社会”（福柯）。

同样，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对理性的批判也有些过于不分青红皂白。理性有不同的种类，而且批判理论家传统上已经区分了批判理性和工具理性，把批判现存社会的理性与作为理性化统治系统之一部分的工具理性区分了开来。对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混淆导致了一种有可能会使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造陷入瘫痪的非理性主义。正如格拉夫所指出的：“在一个越来越缺乏理性、越来越野蛮的社会中，如果把我们的激进主义建立在对理性和客观性的攻击之上，把对理论和客观性的攻击当作我们激进主义的基础，那将无异于使我们永久地陷入到那个我们力图逃避的梦魇中”（1973：417）。由此看来，最好的出路不是去简单地拒斥理性，而是像批判理论那样提出能够区别对待的批判。不同于大多数后现代理论，这种立场立基于现代理论之进步遗产，同时对那些为保守的和倒退的社会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那些为虎作伥的理性形式提出批判。批判理论试图提供对当代社会的分析，相信理论能够为社会现实提供认知说明。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最能生动地阐明我们时代的许多关键性的新事物和新发展的，还得数后现代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