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重建批判社会理论

我们已经看到，后现代视角与观点纷繁复杂，后现代理论可以被运用于各种完全不同的理论和政治目的。后现代理论可以被用来攻击现代性或为现代性辩护，可以用来重建激进政治或宣布其为不可能，可以用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指责它，也可以用来支持各种女性主义批判或瓦解它们。不过，几乎所有的后现代理论都摧毁了既有学科——如哲学、社会理论、经济、文学等——之间的界限，造成了一种新型超学科话语。后现代理论批判了诸如再现、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一致性以及主体、意义和因果关系等现代理论的核心概念。正如哈桑所指出的，后现代理论是一种“消解”（Unmaking）文化中的一部分，这种消解文化的原则包括：“非创造（decreation）、解体（disintegration）、解构（deconstruction）、非中心化（decentrement）、置换（displacement）、差异（difference）、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离散（disjunction）、消散（disappearance）、分解（decomposition）、非定义（de-definition）、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非总体化（detotalization）、去合法化（delegitimation）（1987：92）。

在我们的批判质疑中，我们强调了各种后现代理论之间的差异，并指出了后现代理论中的极端一翼与重建性的一翼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前者宣称与现代性和现代理论之间的彻底断裂，而后者则运用后现代洞见来重建批判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极端后现代理论（博德里拉以及利奥塔、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某些方面）对现代理论与现代政治作了激进的批判，并呼吁建立适合当前时代的新的理论和政治。然而，重建性的后现代理论（杰姆逊、拉克劳与墨菲、弗兰克斯以及其他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则在他们的理论与政治观点中将现代观点和后现代观点结合了起来。^〔1〕

在结论中，我们想指出，以现代性和现代理论为攻击目标的极端后现代批判，在抛弃现代性的可疑方面时，错误地把启蒙、民主及社会理论等进步遗产也一同抛弃了。我们发现，对于那些仍然有价值的理论和政治计划来说，许多后现代批判有些太过分、太抽象且具有颠覆性。极端后现代理论家试图完全抛弃批判社会理论，否认它的元理论假设（如再现、社会一致性、能动性等），甚至宣称在当今的后现代社会中“实体已经瓦解为碎片，而且主体也正在走向消失”（博德里拉）。别的后现代理论家（福柯、利奥塔、德勒兹与加塔利、拉克劳与墨菲）则声称现代理论是还原论的、过于总体化的，并且是立基于基础主义神话之上的。尽管这些批评准确地揭示了现代理论的某些方面，但是也有一些理论家，他们虽然是站在现代传统中，但是也同样对现代性提出了批判，这些批判既预想到了后现代批判的许多重要方面，同时又避免了后现代批判完全拒斥现代理论与现代性的缺陷（参见Antonio and Kellner 1991a）。^〔2〕

尽管几乎所有的现代理论都存在着过度总体化和实证化的倾向，但是在现代理论自身内部也还是有人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还原主义提出了批判。现代理论的一个传统（例如马克思、杜威、韦伯以及解释学）就一直呼吁理论应具有反思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应该注意自己的预设、兴趣和局限。这一传统因而绝对不是独断性的，它允许否定和修正，从而回避了对确定性、基础、普遍规律的寻求（尽管绝大多数现代理论未能避免这一错误）。现代理论中的这些批判主题提供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容错的、解释学的、对新的历史情境、理论观点和政治实践保持开放的理论模型。因此，我们认为现代理论中的批判传统仍然能够为今天的社会理论提供有用的观点、方法和概念，因而拒斥这一传统将是一种错误。

此外，那些最优秀的现代社会理论家在为现代性的整体特性和宏观特征提供语言的同时，也认识到了现代性的分化和片断化特征。现代理论的这一传统已经对现代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既分析了社会日益严重的理性化、个人化和分化的现象（如马克思、韦伯、哈贝马斯等），也分析了诸如商品化、大众化、物化以及统治等这些构成现代社会的宏观过程。事实上，古典社会理论基本上就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它分析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构成和发展轨迹（Antonio and Kellner，即将出版）。现代社会理论的历史任务就在于分析经济、国家、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形成了历史上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形式。某些现代理论家强调经济的优先性，另一些则强调国家或科层机构的优先性，其他一些则强调现代文化与价值的优先性，并且各自给这些不同领域赋予了不同的结构比重和因果分量，不过，所有那些主要的现代社会理论家都试图分析现代社会的基础结构和过程。

大部分后现代理论家则拒斥这一计划。有些理论家（如利奥塔）声称这种总体化的分析必然是还原主义的，它将会助长极权主义思维方式和政治压迫。另一些人（如博德里拉）则声称：在一个超片断化（hyper-fragmented）的、到处充斥着媒体的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区分出影像与实体、符号与指示物，因而无法作出那些在从前曾是古典社会理论之标志的区分、连接以及系统化分析。对于极端后现代主义者来说，社会实体是不确定的，无从图绘的，我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生活在一个解体了的社会秩序的片断里。

甚至像杰姆逊这样的提倡重建的后现代理论家也倾向于把后现代状况说成是一个使人晕头转向的复杂的“超空间”。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资本主义夷平了先前存有的坚固界限和区分，其中不仅包括雅俗文化之间的区分，而且也包括真实与非真实、虚构与史实之间的区分。后现代文化同时还造成了价值、政治及经验的危机。不过，尽管杰姆逊预感来者有些不善，并且描述了“有形空间自身内部的一种突变……一种迄今为止尚没有相应的主体转变（或适应性反应）相伴随的客体巨变”（1984a：80），但是他拒绝博德里拉对物化的妥协，呼吁用新的认知策略来说明这些变化，并试图为此去修正美学、理论和政治。

我们赞同杰姆逊的如下观点：资本主义力量构造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一过程在里根、布什、科尔以及英国保守主义政党的统治下变得越来越明显，且越来越犬儒化。因此，我们宁愿认为后现代理论有助于我们去更加精确地图绘当前时代，它更新和修正了古典社会理论，也不愿像博德里拉那样认为后现代理论宣告了社会图绘的终结。后现代理论描绘了那些被许多古典社会理论所忽视的微观现象和边缘现象，肯定了常常被过去的宏大理论所压制的差异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但是，后现代理论倾向于从事片断性的图绘，忽视了现代社会理论所关注的社会结构中的那些较为系统的方面和关系。故此，我们呼吁在批判的前提下，将现代理论和后现代理论批判结合起来，以便既能图绘出社会组织和社会冲突中的那些较为广泛的方面，同时又能图绘出其片断性的方面以及各种微观领域。因此，在接受后现代理论对理论重建所提出的某些建议时，我们反对它对宏观理论的放弃。

后现代理论家并不直接从事社会理论本身的研究，而是折中地把片断的社会学分析、对文学与文化的解读、对历史的理论描述以及哲学批判等糅和到一起。他们倾向于推崇文化与哲学分析，而不重视社会理论，因而未能直面那些对我们的社会世界最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过，不同于大多数后现代理论，我们相信重建社会理论这一计划本身仍然是一项有价值的计划。正像个人需要关于他们城市的认知地图以便应付他们的空间环境一样，他们也需要关于他们社会的地图以便睿智地分析、讨论和介入到社会过程中去。在我们看来，社会理论提供了关于当代社会的地图：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它的组织；它的基本的社会关系、实践、话语及制度；它的整体性及相互依赖性；它的冲突与片断化特征；它的权力结构以及它的压迫与统治模式。社会理论分析这些要素如何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特定的社会，以及社会如何才能有效地运转或为什么不能有效运转。(www.daowen.com)

因此，社会理论为社会现实提供了指南，它提供了社会的模型和认知地图，这种“大画面”能够使我们看到，譬如说，经济、政治、社会制度、话语、实践以及文化等因素如何通过相互作用产生了社会系统。社会理论描绘并连接了不同的社会现实领域，从理论上揭示了经济、国家、性、话语等社会或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现代社会理论包含两个传统：一个传统分析那些大的、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关系；另一个传统则聚焦于日常生活的微观要素，而最近则出现了将这两个传统结合起来的尝试。我们相信宏观理论仍然有其重要性，认为正是由于后现代对宏观分析的攻击，导致了后现代理论的各种困境和缺陷。我们的观点是：尽管对于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过程，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穷尽一切的知识，但是要想描绘社会的基本领域、结构、实践以及话语，弄清它们如何形成、如何相互作用仍然是可能的。因此，在结论的剩余部分，我们将论证把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结合起来，建立一种超学科的社会理论的必要性。

我们相信，由于缺乏对经济、国家以及这些领域同社会、文化、日常生活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从而使得后现代理论失去了效力，并且导致了对社会理论本身的不当屏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所有的后现代理论家都未能对经济、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等问题提出恰当的分析，许多人干脆完全回避了政治经济学。同时，后现代理论也未曾对国家作出系统的说明，没有对经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领域与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分析。某些后现代理论家忽视了媒体的基本作用（福柯），而另一些则脱离政治经济学来分析媒体（博德里拉）。没有哪位后现代理论家提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组织，看作是一种拥有特定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的生产模式。

对于我们所提出的计划，后现代的回答可能是：我们目前正处于一种全新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面对新的社会情境，以往的一切理论都成了过时的废物，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理论化模式。对此，我们的回答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我们认为，（1）这种极端的宣称尚未被证实；（2）要这样做就需要进行一种元理论证明，而这种元理论证明却又恰好正是现代理论的特征。认为我们正处于一种全新的后现代性之中，这种断言本身就预设了一种关于历史中的一个新阶段的断代理论——考虑到后现代理论家们本身对叙事和总体化分析的批判，这其实是一个更宏大的宣称——而且，也没有哪种后现代理论对这种断裂作过恰当的理论说明（参见第八章第2节中的进一步讨论）。在本章的结论部分，我们将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正处于现代性和一种新的、至今尚未得到妥当理论说明的社会情境的分水岭上。在这个转型时代，无论是现代理论还是后现代理论都有助于从理论上说明过去的现象与新奇的“后现代”现象之间的连续性。

此外，我们还将指出，为了进行那种构成后现代理论之特色的文化与社会政治分析，就需要有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它能够使我们站在更大的背景下来理解那些为最优秀的后现代理论所关怀的各种具体现象（如知识与权力的关联；精神病治疗、医学或监狱中的微观权力的组合；类象与媒体；以及新技术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杰姆逊睿智地指出的那样，尽管人们可以把文学或文化分析视为对社会经济动态过程的辩证阐释，但是这种解读需要将这些现象放置到由社会理论所描绘的一个更大的背景当中，任何文化和理论分析都必须由社会理论为其提供这样的背景。例如，如果没有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就不可能形成关于电视的适当理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没有政治经济学，也就不可能形成适当的社会理论（Kellner 1990）。

后现代理论虽然成功地挑战了马克思的唯经济主义（economism）、工人主义和国家主义（statism），但却往往忽视了经济与生产问题，并且也很少谈及资本和国家，而这些力量无疑仍然是当前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后现代理论试图将经济非中心化，以便将注意力集中到微观现象之上，这种做法尽管可能会产生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福柯的理论就是一例，但是，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仍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具有建构力的制度，因而像后现代理论那样明显地无视经济实在是一个错误，按照我们的观点，社会、文化和政治理论不能与资本主义理论分离开来，不能与对资本主义不同层次之间的系统关系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分离开来，无论这是对资本主义各个层次或制度之独立运动的分析，还是对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互动的分析。因此，我们坚持认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它试图运用关于资本主义当前阶段的理论来说明各种社会现象——仍然有其重要性，尽管我们也认为，各种新出现的现象，诸如后现代理论所分析的那些新现象，需要我们对以往的所有社会理论进行全面的重建。从这一视角看，我们发现那种从原则上排斥政治经济学的后现代理论实在是有些抽象和盲目，无法对当前时代的基本过程和发展趋势作出恰当的分析。

毋庸讳言，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是以一种笨拙的、还原的、诉诸于本质的、可疑的方式来图绘社会的。从这一点讲，后现代理论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引起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理论的某些危险和局限的警觉。但是我们发现，完全排斥社会理论的后现代趋势不仅使得后现代理论变得残疾，而且还导致了与初衷相反的后果。不过我们相信，尽管有这些局限，但是对于发展一种关于当前时代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来说，后现代理论还是有很重要的贡献的。它对现代理论的挑战迫使社会理论家认识到了以往社会理论模型的某些局限。它关于新的社会历史情境之重要性的宣称向我们提出了重新书写理论和修正先前正统理论的要求，因而有可能会重新引发对当前时代的批判分析。

更具体地说，后现代理论的贡献包括：对现代性的制度与话语以及它们对主体实行规范和惩戒的具体方式所作的详尽的历史系谱学分析（福柯）；对欲望在资本主义中如何被殖民化以及如何因此导致了潜在的法西斯主体的微观分析（德勒兹与加塔利）；对大众媒体、信息系统以及技术等这些彻底改变了政治、主体性和日常生活之性质的新型统治方式的理论阐述（博德里拉与杰姆逊）；对微观政治、新的社会运动以及新的社会改造策略之重要性的强调（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利奥塔、拉克劳与墨菲）；对现代性的那些有缺陷的哲学要素的批判（德里达、罗蒂、利奥塔）；以及对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的新的综合（弗兰克斯、弗雷泽、尼科尔森）。

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后现代理论发展至今仍然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具有一种简单化倾向，独断地排斥竞争性的观点，且极度地褊狭。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根除后现代理论的这些缺陷，我们呼吁重建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社会理论。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展开这一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