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

公共领域乃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介领域。在公共领域中，公众依据公共性（Offentilickeit）原则将自身组织成公共意见的持有者。从前，为了对抗天意难测的君主政策，人们曾一度为这种信息公有原则进行过斗争，从那时起，公民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控制就具有了可能性……对政治权力的运作进行公开讨论（这种讨论既具有批判意向又得到了制度的保障），这种事情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诞生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个特定阶段，而且，仅当它作为特殊利益组合的结果时，它才得以进入到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秩序当中。

哈贝马斯

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1989a）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从早期形式向晚期形式转变的剖析。书的前半部分描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公共领域的兴起提供了一个介于国家与私人领域之间、可供人们进行自由而理性的探究和讨论的领域。哈贝马斯描绘了18世纪文学俱乐部、沙龙、报纸与政治刊物、政治辩论与政治参与制度的兴起。他由此为我们提供了早期现代性的一幅正面画像，早期现代性被呈现为这样一个时代：理性与合理辩论在自由民主的公共领域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个人可以对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公共关怀进行批判性的讨论。

在这个时代中，个人和公民、一般人和城市自由人（I′homme and cityen）的职能相互重叠，个人既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能力，又能够通过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来影响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这种分析提供了哈贝马斯后来为什么要推崇民主、交往行动及理性共识的历史原因，所有这些东西均起始于早期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和大多数后现代理论不同，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中发现了许多值得保留和复活的珍贵遗产。书的后半部分则分析了公共领域在晚期现代性中的衰落。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企业（entrepreneurial）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与垄断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相一致，哈贝马斯的分析声称，在资产主义社会的后期发展过程中，国家和私人企业取代了公共领域的重要职能，公共领域蜕化成了统治领域。哈贝马斯讨论了国家和公共科层制度向经济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的渗透过程。在国家资本主义或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同经济融为一体，在管理经验和防止危机方面发挥着重要职能。与此同时，国家取代了公共领域的教育、调解社会冲突、提供社会福利等功能，并且攫取了对广播等新闻媒体的占有权和控制权（至少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是这样的）。

此外，大公司也进入了公共领域，把个人由一位公民、一位政治与文化事件的讨论者转变成了文化消费者、政治与媒体景观的旁观者。哈贝马斯追溯了新闻媒体、广告、公共关系、公司对文化的控制等现象的兴起过程，认为正是通过这些途径，私人企业逐渐攫取了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大量权力，并取代了理性个体、公民及政党等重要政治力量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哈贝马斯实际上是以更具经验性和历史性的分析，重复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具的分析，以及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媒体如何越来越多地控制了当代生活之各个领域的分析。

哈贝马斯采用一种批判性的、总体化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乃是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在说明当前时代时唯恐避之不及的），颂扬早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指责它在当代社会中的衰落。与此相反，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则全盘攻击现代性的发展历程，把后来的（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提及的）衰落说成是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了的。不同于后现代理论，哈贝马斯力图肯定早期现代性，希望实现其尚未得到充分实现的潜能。他的第一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说明了现代性的哪些方面是他希望予以保留的。同时，这本书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反对那些后来出现的全盘拒斥现代性的后现代理论。

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哈贝马斯的后续作品，例如《社会科学的逻辑》（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知识与人类利益》（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等，都是试图通过挽救批判性的、反思性的、行动主义的思维模式，来拯救现代性的认知潜力，这种思维模式将理论建构同经验分析相结合，将自我反思与批判同理论建构相结合，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哈贝马斯始终在捍卫某种批判性的、解放性的现代理论，以此来对抗实证主义理论和保守主义理论。他试图把社会科学和经验研究同社会理论相结合——例如《合法性危机》（1975）、《交往与社会进化》（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1976）——希望以此来更新和修正由批判理论这一传统的先驱者们所开创的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对政治的介入（例如他对某些新左派政治中的非理性主义的批判，对各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死灰复燃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批判，参见Habermas 1989b），也可以看作是他对当前时代中的各种反现代理论与实践的批判——例如《走向理性社会》（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政治小集》第1—6卷（Kleinen Politische Schriften Ⅰ-Ⅵ）。(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是现代性的坚定倡导者，是他所说的现代性的进步方面的坚定捍卫者，同时也是现代性的压迫性和破坏性方面的批判者。他呼吁修正启蒙理性的计划，建议从某些方面对理性概念进行重建，并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传统展开批判。另一方面，他批判了所有的反启蒙理论，认为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潜在的危险——这是他80年代介入后现代论战时的核心观点。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一文中，哈贝马斯赞同文化领域内的现代条块划分，赞同在知识、道德、法律与公正、艺术等领域中发展自主的价值标准（1981：8）。他认为这些都是现代性的目标，并将它们视作是在“努力依据各自内在的逻辑来发展客观科学、普遍道德与法律以及自主艺术”（1981：9）。

虽然现代性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科技理性逻辑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专家文化对生活世界的统治，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所具有的促进理性、公正和道德的潜能并未得到实现。社会的进步可以通过“未遭扭曲的交往”来实现，只要人们愿意就有争议的话题展开理性的讨论，愿意让所有的参与者都拥有自由平等地参与讨论的权利，愿意尽力去弄清议题和论据，并愿意向更好的论据让步并接受理性的共识。

从有保留地维护现代性这一立场出发，哈贝马斯批判了他所说的“错误的文化否定纲领”，或者说批判了那些过分否定和攻击现代性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观点未能认识到现代性的积极贡献以及它所具有的潜能。后现代理论就属于这一类。哈贝马斯不无担忧地说：“各种后现代性观点，再加上前现代性的影响，已经在一些新兴文化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欢迎”，而他自己则试图提高他维护现代性的力度，以此来对抗这种趋势（1981：13）。

从根本上看，哈贝马斯所担心的是，对理性的拒斥将会导致理论和政治上的危险后果，因而他竭尽全力地维护着他所说的现代性之尚未实现的民主潜力。尽管哈贝马斯试图重建而不是放弃理性，但他还是接受了对现代哲学的许多后现代批判。在他80年代初期的主要著作《交往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的第一和第二卷中（1984 and 1987b），哈贝马斯推出了对现代哲学和现代社会理论的批判，并以他自己的交往行动为基础，发展出了理性的替代概念。他指出现代性的主流哲学观点植根于一种主体主义的（subjectivistic）“意识哲学”，与这种主体主义意识哲学相对立，他提出了一种以“交往行动”为基础的间主体性哲学。哈贝马斯呼吁从意识哲学向交往哲学的“范式转变”。意识哲学的核心概念乃是植根于自我保存驱力的工具理性概念。哈贝马斯区分了工具性的（instrumental）行为和交往性的行为。工具性的行为把手段关联于目的，把技术关联于目标，却没有去反思这些目标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公正。它根植于主宰大自然的主体主义计划，而缺乏一种间主体性向度。与此相反，交往行动却是以达成理解和一致为目的行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哲学不同于主体哲学，它以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社会一致性以及语言的乌托邦潜能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等等。

哈贝马斯认为，他所寻求的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变，最早起源于弗雷格（Frege）和维特根斯坦。但是哈贝马斯声称语言哲学仍然有些太主体主义了，其哲学模型仍然立基于自我/客体（ego/object）模型，而不是立基于一种自我/他人（ego/alter）的交往模型。从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和涂尔干的社会哲学中也可以找到向后一种范式转变的尝试，但是，他们的著作也未能发展出一种交往行动理论来说明达成相互理解和共识的条件。哈贝马斯声称，发展一种交往行动理论，将有助于重建理性概念，把理性转变成“交往理性”。理性不再是自我封闭的主体用以主宰自然的技艺，而是未遭扭曲之交往的结果，这种理性模型正是哈贝马斯力图予以说明的。

像后现代理论那样，哈贝马斯也对现代理性和现代哲学作了有力的批判，不过，他采用了一种重构而非彻底解构的办法。这种做法与早期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很有些相像，这些人也都呼吁重构理性，并且用批判理性来对抗工具理性或实证理性。^〔6〕哈贝马斯声称，他的批判理论前辈们同样也陷足于意识哲学之泥沼，他们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都缺乏一种间主体性和交往向度，而这些东西却能够使我们发展出一种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和更少自我特色的主体性理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也发展出了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与批判，这种理论和批判既类似于又不同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以及后现代理论。哈贝马斯非常重视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按照韦伯的看法，工具理性已经扩张成为一个统治的铁牢笼；同时，由于科层理性的不断增长，导致了意义的片断化和自由的衰落。哈贝马斯强调，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以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对现代性作出了与此相同的解释，预想到了福柯、博德里拉、德勒兹与加塔利以及其他后现代理论家所发展出的批判，这些人所思考和批判的主题其实也是理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不过，哈贝马斯声称，先前的理论是从意识哲学角度来批判现代性的，这样做充其量只能使个人冲破理性化的帷幕与结构，创造出意义并增进自由。与此相反，哈贝马斯相信他的交往行动概念提供了一种概念图式，使人们可以借此来诊断“生活世界”的病症（例如金钱和权力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统治），并提供治疗措施（例如通过增进交往、社会参与以及对价值和规范的讨论来重建社会）。哈贝马斯相信，交往行动概念允许保留理性、共识、解放、团结等现代价值，因此可以同时为社会批判和社会重建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