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哈贝马斯与现代性

由18世纪启蒙哲学家所开创的现代性事业，就在于根据各自的内在逻辑来努力发展客观科学、普遍道德与法律以及自主艺术。与此同时，这一事业还意图将这些领域中的认知潜能从各自的秘传神授（esoteric）形式中解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希望用不断积累起来的各门专业文化来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理性地组织我们的日常社会生活。

哈贝马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www.daowen.com)

80年代期间，哈贝马斯介入了后现代辩论，这使得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辩证分析变得更加敏锐。在《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Modernity-An Unfinished Project）（1981）一文中，哈贝马斯指出，各式各样的后现代理论都是对现代性提出的某种形式的批判，这些后现代理论的思想先驱可以追溯到各种非理主义的以及唯美主义的反启蒙理论那里。在接下来就《现代性的哲学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1987a）一书举行的一系列演讲中，哈贝马斯仍在继续批判德国和法国的后现代理论。他运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法，指出：植根于尼采、海德格尔和巴塔耶的法国后现代理论，同反启蒙思想相互勾结，表现出了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某种令人不安的亲缘关系。与后现代理论相反，哈贝马斯拥护现代性，视之为一项包含着尚未实现的解放潜能的未竟事业。

从这一点看，哈贝马斯的全部著作均可视作是对现代性和它的发展轨迹、它的贡献、症结以及其解放潜能的反思。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指出，哈贝马斯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性之起源、它的解放特征以及它在当前时代中的倒退的分析。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后来的著作仍然坚持着这一方向，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哲学领域，同时也表现在他的社会理论、文化批判以及他对政治的介入等方面。从这些方面看，我们可以发现哈贝马斯的著作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之间仍然有着深刻的连续性，尽管随着70年代初期的“语言学转向”，他的强调重点和主题发生了一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