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阿多尔诺的原始形态的后现代理论

就目前的历史情境来看，哲学的真正兴趣正在于黑格尔（及其所承继的传统）所不感兴趣的那些地方：亦即那些非概念的、个别的、独特的东西，那些自柏拉图以来就一直被当作无常的、毫无意义的、后来又被黑格尔贴上了“foul”（德文为faul，意思是“无意义的”）标签的东西。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

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依照事物的科学用途来穷尽事物，将现象还原为少数几个命题……相反，我们应通过哲学尽力地将自己融入异质性的事物当中……而不是把这些事物硬塞进事先设计好的范畴当中。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

一般来说，阿多尔诺要比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以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更接近于后现代理论。从一开始，阿多尔诺就致力于“唯心主义的自我清除”（self_liquidation of idealism），这种清除构成了对哲学的一种批判，而且颇有点像后来由后现代理论所发展出的那种批判。这种批判贯穿着阿多尔诺的全部著作：从他30年代早期的文章，到他1933年论克尔凯郭尔的著作，他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批判，一直到他的晚期著作《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 Dialectics）（1966）。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将唯心主义描绘为一种企图将客体纳入思维范畴，急切地想抓住并同化一切异己事物的热望。在他的一些主要哲学著作中，阿多尔诺对那种假定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同一思维”进行了批判，并代之以一种保留了思维与其对象之间的不可消除之差异的“非同一”（non-identity）主题。

在他1931年就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就职演讲《哲学的现实性》（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一文中，阿多尔诺发展出了一种对哲学的激进批判，其中就包含了许多原始形态的后现代思想。他开门见山地说：“任何在今天选择以哲学为职业的人，必须首先抛弃作为早期哲学研究之出发点的那种幻觉：亦即那种以为思维的力量足以把握现实总体的幻觉”（1977.20）。阿多尔诺认为哲学不可能认知事物之总体，所有那些试图以概念方式阐明存在之整体的“本体论蓝图”，都只不过是一些托辞和幻想而已。按照阿多尔诺的看法，“真正的存在”仅仅表现在痕迹和遗迹中，因而任何把现存之现实说成是真实和公正秩序的做法，“只能掩盖现实，把它的当前状态当成是永恒的状态”（同上引）。

阿多尔诺声称，哲学在今天已经放弃了其早期试图从理论中、从现实本身之外来演绎现实的计划。另一方面，他赞成非理性主义学派对哲学的批判，这些非理性主义学派包括新康德主义、现象学、生命主义、海德格尔学派以及其他那些为维也纳学派所猛烈抨击的学派。这些批判共同摧毁了哲学认为自己可以获得真理和高级知识（无论是通过理性、直觉，还是其他什么方式）的虚妄宣称。阿多尔诺声称，在今天，“存在的片断化”使得任何一种试图以概念方式来掌握总体存在的想法都化成了泡影，同时也使得那种寻求关于世界之系统知识的统一科学成为不可能。虽然像博德里拉之类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们只能去玩弄这些碎片，而不可能指望对之作出任何较具调和性和综合性的分析，然而阿多尔诺却与此相反，他认为哲学之任务恰恰在于去解释这些由个别科学所描绘的片断，从而提供关于现存社会的知识：

哲学只有在当前各门科学相互独立的情况下，才能理解问题的具体内容和实质。它不允许将其自身抬高到各门科学之上，将它们的“成果”当成是终极定论，并站在一旁来调和各门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的问题注定永远存在于各门独立科学的最具体问题中。哲学区别于科学之处并不在于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综合（这种陈腐的观点至今仍为某些人所信奉），也不在于其范畴的抽象性或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二者之间的核心差别毋宁说在于：各门独立科学把它们的发现，至少是最终的、最深刻的发现，当作是颠覆不破的、永恒的东西来接受，而哲学则是将其最初的发现看成是一种需要去揣测其意的符号。简言之，科学的理想在于研究，而哲学的理想则在于解释（Adorno 1977：126）。

哲学之任务首先是建构形象和图画，将这些形象和图画组合起来，以此来解释“非意向性的现实”（Adorno 1977：127）。这种将思维形象并置起来，以此来说明社会现实的做法是“每一门真正的唯物主义知识必须遵守的纲领”（同上引）。其次，哲学之任务还在于去解释这些为说明其客体而制造出来的形象组合。因此可以说，哲学乃是一种和解释相联系的创作或建构形式。从30年代起，一直到60年代他去世为止，阿多尔诺始终遵循着这一模式，并对这一计划作了详细说明。

阿多尔诺的哲学概念深受美学思想的影响，不过他并没有将哲学彻底美学化，或是将哲学消解为艺术或美学。他对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所持的复杂的、折中的观点最初表现在他的第一部哲学文本《克尔凯郭尔：美的建构》（Kierkegaard：Construction of the Aesthetic）（1989）中。在该书中，阿多尔诺一开始就批驳了那种把哲学消解为艺术的趋势。哲学与艺术的任务都在于呈现和解释真实，虽然哲学采用了美学建构，但它有其自身的概念，有其自身的真理内容（Adorno 1989：3）。阿多尔诺也希望将哲学与科学区分开来。哲学的方法是辩证的，其目的在于通过建构“观念来解释和整理纷杂的直接存在，围绕这些观念，存在的元素将结晶为知识”（Adorno 1989：4）。

因此，尽管阿多尔诺和后来出现的后现代理论家一样，都意图保留特殊性，并从事微观分析，但他相信，无论是哲学还是艺术，都在建构观念和形象组合，用以解释特殊现象，以及解释构成特殊实体和事件的广泛社会力量和社会过程。这种方法起源于本雅明，不过，本雅明相信将现象并置既能说明特殊事物，又能说明广泛的社会力量，而阿多尔诺却总是坚持认为，理论之任务恰恰在于调和特殊与普遍，在于建构既能说明特殊事物又能说明广泛社会力量与社会结构的理论范畴。

与后现代理论相反，阿多尔诺坚定地推出了一个真理概念，并且把哲学与艺术拥戴为获取认知洞见的工具。对阿多尔诺来说，哲学和艺术不仅可以解释现实，而且有助于改变现实。在《克尔凯郭尔》一书中，他写道：“唯物主义放眼于‘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其目标不是在睡梦中遗忘现在，而是借助想象的力量来改造现在……这种想象的成分在每一个具体的辩证因素中都清晰地闪现着”（1989：131）。

因此，不同于稍后出现的后现代理论，阿多尔诺相信通过建构和解释形象与观念之组合，可以提供社会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只与具体的特殊事物和特定的社会力量有关，而不是什么普遍真理的载体，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对超验实在的描述。理论分析只能提供关于特定现象之组合的概念性知识，为具体个别事物之重要性和异质性辩护。由此可见，阿多尔诺的哲学概念既是解构性的又是重构性的。他一方面攻击唯心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为唯物主义哲学提供模型。他希望通过建构现象之组合来拯救哲学的认知功能。例如，他认为仅仅对商品结构的分析，并不能揭示自在之在（being in itself）的深层形式，而只能揭示包含于当前社会现实中的特定历史形式；因此，哲学的功能是“由历史内在地构成的、非符号性的（non-symbolic）”（Adomo 1977：128）。这种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与解释，将会清除普遍而空洞的哲学范畴，代之以观念与想象的特定组合。阿多尔诺认为，哲学意识和哲学功能上的这种改变必须通过对现存哲学之批判以及通过与社会学和文化建立更积极的联系来实现（阿多尔诺认为，社会学和文化将为新哲学提供素材）。(www.daowen.com)

哲学、艺术与社会科学的综合将会避免大而不当的、普遍而空洞的哲学范畴，同时避免各门具体科学单纯的经验性微观分析。这些历史形象的组合就是“模型”，而创造这些模型的工具则是“幻想”（Adomo.1989：131）。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精确的幻想，它严格地遵从科学给它提供的材料，只是在这些材料的最细微的布局安排方面做一些超越，而这些超越必须是由幻想本身所产生的”（同上引）。这样一项计划必然是实验性的，并且基本上需要根据其“有效性，亦即它所产生的结果来加以验证”（Adorno 1989：132）。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阿多尔诺的著作正是致力于推出对主流哲学的全面批判，同时尝试着去解释文化和社会现象。和大多数后现代理论不同，他相信哲学和艺术可以成为批判性知识的源泉，同时又可以解构现代理论之过于狭隘的意识形态框架，不过，在批判形而上学和现代理论方面，他和后现代理论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他孜孜以求地按照德里达的方式对形而上学所宣称的等级图式进行着解构式的批判，同时攻击着唯心主义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的理论观点。^〔4〕尽管如此，阿多尔诺对哲学二律背反和二元图式的解构还是同德里达有着明显的区别。德里达只是从哲学上批判了形而上学二元图式的缺陷（在形而上学二元图式中，概念之间是按一种等级顺序排列的，其中对立双方中总是有一方处在比另一方更高的位置上），而阿多尔诺则同时进行了解构和重构。也就是说，阿多尔诺一方面致力于颠覆哲学上的二元对立和等级制，同时，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他又在尝试着重建诸如主体和真理之类的哲学概念，提出能够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形象组合。他的具体做法是：“把通过分析呈现出来的各个孤立元素并置起来，以此来解释非意向性的事物，并运用这种解释的力量来阐明现实；这是每一门真正的唯物主义知识所必须遵守的纲领”（Adorno 1977：127）。

与后现代理论一样，阿多尔诺也对再现以及那种“自然之镜”式的思维模型进行了批判。不过，阿多尔诺只是对再现提出了质疑，他并没有将现实消解于话语或形象之中。譬如，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他认为个别事物总是同其他个别事物一同处于一个历史地形成的结构之中，并和其他个别事物发生着某种形式的联系（1973：163）。因而，每一个别事物都是由一些具有构造力的关系或中介构成的独特的东西。辩证思维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创造出形象或观念的组合来解释这些特殊事物。不过，在观念的组合和特殊事物的构成之间总是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

由此可见，阿多尔诺既想废除传统哲学的理论、范畴和方法，同时又想提出新的理论批判模型。在他的《认识论的元批判》（Metacritique of Epistemology）（1983）中，他对基础主义作了类似于后现代理论的批判。而他的批判对象就是他所说的 prima philosophia，亦即第一哲学、第一原则哲学或始因（beginnings）哲学。^〔5〕他认为胡塞尔哲学这一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便是这种哲学的一个例子。阿多尔诺认为第一哲学所追求的是“纯粹”的起始点，追求知识的无可争议的基础。它通常总是把各种外部的内容都剥除干净，然后在其自身的主体性中寻找这样的基点。它声称通向这种基础的道路是直间的、非中介的，并且是普遍有效的、根本性的、经得起考验的。阿多尔诺认为，这样一项计划是行不通的，因为一切经验和思想都是以语言、社会以及社会关系和客体为中介的。不存在与客体对立的纯粹的主体性；主体总是以客体为中介，反之亦然。而且，基础本身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物，一种唯心主义假设，一种对其自身之概念产品的膜拜。从最坏处看，第一哲学是极权主义的，它颂扬一种试图包纳并主宰一切事物的精神或主体性：既然第一哲学必须总是而且已经包含了一切事物，那么，精神也就有权力来没收一切与它本身不同的东西，并使之变成与它相同的东西，亦即变成它的财产。精神对一切事物都进行着清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出它的法网。第一原则必须保证它的彻底性（Adorno 1983：9）。

阿多尔诺认为，对知识基础的渴求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绝对精神安全”的渴求（1983：15）。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1941）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虽然从封建主义中脱颖而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它却没有安全感。由于战争、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以及工人阶级的挑战，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越来越感到惶恐不安，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便只好在知识中寻求安全保障，以便为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提供稳固的基础。早期理论家（如笛卡儿）试图从个人意识的自我确定性中寻求哲学认知的绝对确定性。康德、胡塞尔以及稍后的哲学家也为同样的动机所驱使，迫切地希望把思想植根于绝对确定的真理与原则之上，用哲学之确定性来缓减[资产阶级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安全感。

在“晚期资产阶级哲学”中，随着社会危机和冲突的加剧，对安全感的欲求变得更加强烈。由于资产阶级哲学家对“真实生命的生产”毫无裨益，因而愈加强烈地要求以知识为中介来消除他们的异化感和不安全感。他们试图确保知识的绝对基础，用对知识的主宰来取代对物质和社会的主宰。“通过提供万物由以产生的原则，主体使自己得到了提升”（Adorno 1983：14）。对知识之绝对基础的宣称弥补了他们自己在物质基础方面的不足，弥补了他们在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无根性。这种对知识基础所作的论证为概念和观念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确保并提升了它们的存在。这样一来，“元哲学就变成了一种财产”（Adorno 1983：15）。对基础的成功探求既为资产阶级哲学家提供了知识上的安全感，又为他（她）们提供了能够用来建构其生活的财产。

不过，对确定性和基础的探求并不只是一种幼稚无害的或可笑的行为，因为，正如德勒兹与加塔利所理解的那样，这种认识论上的强制行为助长了极权主义气质，为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政权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对确定性、先验、绝对基础以及绝对论据的屈从，导致了对社会极权逆来顺受的人格结构。知识分子圈中不断增长的不安全感和无能感也助长了对哲学之外的确定性和安全性的探求。正如他在《胡塞尔与唯心主义的问题》（Husserl and the Problem of Idealism）一文中所指出的：“极力想证明真理具有一种超人类的（superhuman）、必须予以承认的客观性”，这种做法或许也同时助长了人们对某种超人类的社会权威、某个超级领袖的认可和屈从（Adorno 1940：12）。

除了对哲学家寻求知识之确定性和基础的原因进行分析之外，阿多尔诺还试图弄清哲学如何培养了人们对客观性、普遍概念和全称命题的信仰。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的片断化和异化现象的反应，资产阶级哲学家提出了被称为命题的普遍概念和理想客体，这些命题被认为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必须遵守的，绝对有效的。这种对假想中的概念之普遍性的膜拜，弥补了资产阶级对物质对象之普遍性的匮乏。在一个存在着阶级差别的社会中，这种物质对象的普遍性只有特权阶级才能拥有。然而，资产阶级哲学的普遍概念和普适命题却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

就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那样，资产阶级的概念也被神秘化和盲目崇拜。与经济领域内发生的情况一样，在已发现和已生产出来的概念之间也出现了交换，这种交换给思维的对象赋予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使得思维的对象看起来似乎是先验的、独立的和自主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出，阿多尔诺是如何将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结合在一起来说明社会现实、哲学话语和哲学蠢事⁽²⁾的。他认为，即使是最抽象的哲学范畴也浸透着社会内容，因而在对哲学进行全面批判时，还必须辅之以社会批判。另一方面，哲学批判为我们提供了洞察当代社会现实、洞察它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的能力。由此可见，这种双重视角为阿多尔诺提供了分析哲学与社会，阐明它们之间互动关系的辩证观点。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阿多尔诺与后现代理论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他始终不渝地捍卫着他异性、差异性和特殊性，其坚定性和精彩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后现代理论家。在就第一哲学如何将其所寻求的基础还原为一些基本要素这一问题的一次讨论中，阿多尔诺指出，这种追求直接性（immediacy）和基元性（elementary）的倾向，表现了一种“退化倾向，一种憎恶复杂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常常以始因论（theory of origins）的形式表现出来，为它第一哲学与统治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保障。进步和非神话运动并没有能够揭露和消除这种倾向，反而使它扩散到了一切可能的领域。敌人、异己者、非同一者也总是相对于主体的普遍性而言的（Adomo 1983：20）。”

不过，阿多尔诺并没有打算抛弃主体概念，或是把它拒斥为一种意识形态幻觉。尽管他批判了唯心主义对主体性的夸大和唯物主义对主体性的还原，但他呼吁重建而不是拒斥主体性，因为他相信主体性是个体性、认知知识以及个体实践的一个基本要素。阿多尔诺的构作性的主体性概念既承认客体对主体的决定作用，同时又坚持认为主体具有潜在的自主性。按照阿多尔诺的理论，主体性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潜能，一个需要去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不是本质上的同一性的先验根源。因而，创造一种具有批判精神和自我反思精神的主体性就成了阿多尔诺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是这一点使他有别于后现代理论。

也正因为如此，阿多尔诺从未像后现代理论家那样完全拒斥理性、真理、反思性的主体性或现代哲学，而是使用着经过重建的现代范畴。此外，阿多尔诺并没有像哈贝马斯那样把哲学和艺术截然区分开来，而是建立了它们之间的辩证的中介关系，同时保留了它们各自的自主性，因为阿多尔诺看到所有哲学中都存在着美学成分（对观念、形象以及形象之组合的建构），并且在艺术中看到了它所具有的认知功能（也就是说，通过形象来说明现实的功能）。但是，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下一节中将会看到的那样，最杰出的第二代批判理论成员哈贝马斯却认为，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在批判现代性方面走得太远，未能适当地说明现代性仍然是一项很有前途的未竟事业。那么，就让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以及它同后现代理论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引发了时下最富争议的哲学论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