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批判理论与现代性

现代人的堕落本性与社会进步是分不开的。一方面，经济生产力的增长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提供了条件；而另一方面，它也赋予了技术设备及控制这些设备的社会团体以凌驾于其余民众之上的不相称的地位。在经济力量面前，个人完全丧失了其价值，与此同时，经济力量也使得社会对自然的控制达到了迄今为止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霍克海默　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

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工作可以看作是对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变迁过程的分析，是对因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启蒙理性的出现而引发的深刻历史变迁的分析，同时包含着对其意识形态辩护者的批判（Kellner 1989a）。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在30年代的研究工作依循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因看作是社会发展和形成当代社会的关键因素。这一时期的社会研究所运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法来描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轨迹。他们的独特贡献在于分析了从市场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和19世纪的竞争资本主义向20世纪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以希弗丁（Hirferding）对“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分析为基础，社会研究所对当代社会组织形式中国家与经济的某些联合方式作了理论阐述。他们分析了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并且分析了新的社会控制与管理模式的形成过程。

批判理论家们使用诸如商品化、交换、物化以及拜物教等马克思主义范畴来分析广泛的社会现象，描绘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化趋势及其新的统治形式。在诸如大众文化这类被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视为只不过是娱乐消遣的地方，他们看到了统治的存在；在别人看来是新奇和现代的地方，他们看到了压迫的痕迹。例如，在30年代期间，阿多尔诺不断地强调：一些看起来似乎是最现代的现象，如爵士乐、无线电音乐、或胡塞尔的现象学等，其实都掺杂着一些古老的成分在里面。他认为，音乐会实际上重复着原始礼仪的功能，用掌声和喝彩重演了一种“古老的、久已遗忘了的祭祀仪式”（Adorno，参见Buck-Morss 1977：108）。对音乐大师、指挥家以及乐器的顶礼膜拜，重演了原始氏族盲目崇拜神圣物体和个人的仪式。

在社会研究所看来，资本主义现代性有导致“个人终结”之危险。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和科层体制、新的文化工业体制、作为统治手段的新的科学技术体系以及针对思想和行为的新的管理体制等，共同创造了一个在社会、思想和行为模式上均无选择余地的单向度社会。这种社会模型很有点像由福柯所发展的对现代性之制度、话语及实践的分析”（我们在第二章中曾讨论过福柯的这种分析）。在福柯看来，个人的终结，从考古学角度看，可以看成是人在一种新出现的后人类框架中的消亡；从系谱学角度看，则可以看成是一个人陷身于规诫性技术之中并为其塑造。尽管在批判理论看来，个体性的消逝乃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它的文化工业、科层制以及社会控制模式所导致的，但在福柯看来，人的消亡却是与新兴的新科学、新话语一同出现的一种推论性事件，是个人在规范化、规诫性社会中无可逃避的社会学命运。虽然双方都对启蒙理性和人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但是，绝大多数的批判理论家倾向于更加关注对启蒙运动之积极遗产的保留——这一点在我们讨论哈贝马斯及其与后现代理论之论辩时将会再次提到（参见第七章第3节和第4节）。

社会研究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解散了。在他们40年代的作品中，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发展了对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新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许多方面已经预想到了后现代批判^〔2〕。在《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讨论了理性如何转向了其反面，生产出了新的理性化的社会统治形式。在他们看来，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体运用复杂的大众传播模式、大多文化模式、科层化和理性化了的国家机构以及科学技术等手段来管理人们的意识和需求，以此来确保社会的有机统一，使个体能够依照社会体系的律令行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分析了社会理性如何转变成了非理性；启蒙如何转变成了欺骗；自由和进步模式作为现代性之特征，如何转变成了统治和倒退。他们认为，启蒙理性之所以变成了极权，是因为它消灭了所有与其竞争的思维模式，使得唯独它才享有宣称真理与正确性之特权。通过这种办法，启蒙理性与“神话”交织到了一起，成了压迫性社会力量的有力工具，运用社会理性化来树立统治模式。例如，极权的、实证的、技术专制的社会理论传统就通过谎称统治者体现着理性并拥有超凡的知识和理性，以此来为精英统治（孔德、圣西蒙、巴烈图、斯大林）提供正当理由。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失去控制的理性化过程可能会转化成一种科层化、制度化的统治形式，在这种统治形式中，科层精英和科层制度通过宣称他们拥有超凡的知识以及他们的权力体现着理性自身的要求，来为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提供正当理由。

为此，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启蒙理性和进步导致了社会倒退和非理性化，导致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经济中、科层体制中以及文化工业中的社会统治的制度化，导致了工具理性之霸权地位的扶摇直上。鉴于这些情况，批判理论家拒斥那种认为社会的技术进步必然会自动实现自由和进步的看法。的确，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从最现代的现象中觉察到了其古老的层面，从古老的现象中分析出了其现代性的征兆，就此而言，他们实际上遵循着W.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做法。^〔3〕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科学和工具理性已经变成了“神话”，重复了从前为宗教所特有的对至上权力的盲目依从和膜拜。另一方面，现代资产阶级的主体性、父权制以及统治现象可以追溯到奥德赛（Odyssus）那里，奥德赛的狡猾诡诈预示了资产阶级商人的奸诈；他对手下人的剥削预示了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宰治；而他对妻子的统治则预示了资产阶级的父权制。

和大多数后现代理论不同，批判理论家从资本主义和启蒙理性的发展轨迹这一角度，把现代性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工具理性和技术的产物。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组织形式乃是由资本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所构成的，然而许多后现代理论家却推出了各种形式的技术决定论或话语决定论，认为语言、媒体或各种技术形式决定着后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发展轨迹（参见我们在第八章第2节中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不过，尽管批判理论家始终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生产方式，并且认为生产方式是当前社会结构的重要构成要素，但是他从不赞成任何形式的经济还原主义，不赞成把资本看成是决定社会构成和历史轨迹的唯一力量。事实上，尽管他们也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些制度和领域如何形构了一种统治机制，但是，由于他们采用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介范畴和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概念，因而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反，他们承认国家、文化、各种社会制度以及个人的相对自主性。

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倾向放弃社会系统概念和社会概念，以便进行更加片断化的分析，对具体制度、话语或实践进行微观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后现代理论家很少提出资本主义理论，也未曾发展出国家理论，未曾分析国家、经济与文化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在后现代理论看来，权力是分散、多元的和非中心化的，权力的分散与多元化程度要比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分析所承认的更为严重——尽管批判理论也经常是片断的，它们对经济的分析也常常表现出理论化不足（参见Bronner and Kellner 1989）。然而，对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来说，权力常常被看作是同资本、政治经济或者（尤其是在博德里拉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同社会关系和制度没有丝毫关系。

另一方面，在《启蒙的辩证法》以及对单向度社会或“被完全决定了的社会”的分析中，批判理论家庸俗化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辩证分析。对于发表《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既是最好的东西，又是最坏的东西：它消灭了封建制，使生产和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从前任何社会阶级或社会改革方案所无法比拟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带来了新的产品和技术，新的通讯与交通方式，带来了一个世界市场和丰富的新关系与新需求。不过，它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产生了剥削和循环不断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这种危机最终将摧毁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持有一种辩证的现代性理论，从现代性的历史发展轨迹中看到了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可能性。(www.daowen.com)

与此相反，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强调现代性的消极的、压迫性的方面。《启蒙的辩证法》假想了一种自我再生的、稳定的、不会遇到任何重大革命性对抗的资本主义体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简单化了。革命理论失去了它在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中的历史基础，变成了一种乌托邦理想。这样一来，在许多批判理论中，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就被呈现为一种自我生产的、稳定的商品生产体系和处在资本统治下的剥削体系。除了个人抵抗之外，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没有提出其他任何政治策略；因而，只到今天为止，缺乏全面恰当的政治学说仍然是批判理论的一个问题。

后现代理论同样犯了许多这样的错误，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它倾向于掩盖资本主义在当代社会组织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持续建构作用，把权力和统治分解为多元的、无固定界限的制度、话语和实践。从一方面看，这种做法提供了一种比古典马克思主义或批判理论更为复杂的当代社会模型及其统治模式，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低估资本和国家这些主要的、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统治力量，致使某些后现代理论未能分析我们当前这个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的各种基本力量和统治模式。例如，尽管许多后现代理论正确地指出了媒体和信息的力量，但它却低估了统治集团支配和影响这些新生社会力量的程度（参见Kellner 1990）。

此外，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那样，尽管后现代理论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中的一些问题，并且指出了建立新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的必要性（我们将在结论部分谈论这一观点），但是很难说它已经提出了令人满意的、可以取代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理论与政治。我们已经看到，大多数后现代理论断然拒绝了辩证法和总体化的宏观理论。它们强调差异性、片断性、多元性和异质性，倾向于把理性、总体性、共识、社会系统等概念视为本质上是压迫性的并予以拒斥。不过，这样一来，它们也就丧失了那些本来可以用来说明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真正压迫性方面与实践的概念，因为这些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总体性的和同质性的。由于强调多元性和片断性，后现代理论发动了一场反对总体性与系统性的战争；由于强调微观分析和微观政治，后现代理论家普遍地拒斥宏观理论和宏观政治；由于强调个体性和特殊性，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拒斥集体斗争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

我们认为当今社会既趋向于片断化又趋向于总体化，为此，我们相信一种能够同时照顾到这两个对立方面的辩证理论，将能够最好地阐明当前的社会过程与发展。然而，与此相反，后现代理论却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片断性乃是文本、主体性、经验以及社会本身的根本特性。利奥塔（1984a）刻画并颂扬语言游戏的多样性，攻击统一的理性与主体性概念。他呼吁知识与政治的进一步片断化，因为在他看来，总体性、系统以及共识导致了可怕的压迫。与此同时，福柯拥护局部的、片断化的知识与抵抗，认为这样的知识与抵抗才具有颠覆性。而对于博德里拉来说，后现代主义本身就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玩弄以往文化、理论以及观念之碎片和残迹的游戏（1984b），杰姆逊则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描绘了经验和文化的片断化。

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一角度看，我们认为，后现代理论揭示了社会趋向片断化和异质化的过程，这是它的贡献之一。然而，毋庸置疑，当前社会也同时趋向于越来越中心化，出现了新的总体化趋势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尽管在资本主义消费经济中，产品的分化程度在不断地迅猛增长，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向日常生活之每一领域的渗透，随着从北京到托皮卡⁽¹⁾的全球一体化的出现，经济正在趋向集中，世界市场体系在不断扩大，商品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因此，虽然存在着对文化之片断性和自主性的新的强调，但是，一个拥有同质化的大众消费者与媒体的社会也同时在竭力地将人们的趣味、需求和实践标准化。科层化和全面管制仍然是当代社会的重要趋势。然而，后现代理论却倾向于掩盖我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经验中的这些基本方面。

实际上，后现代社会分析相当片面，它在阐述片断化（利奥塔）或内爆（博德里拉）等趋势时，忽视了（偶尔也有一些例外）对统治的总体化形式及其抵抗形式做适当的概念阐述。虽然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如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也许的确忽视了特殊性、多元性和差异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批判理论都存在此缺陷。正如我们在下一节中将要指出的，阿多尔诺和本雅明就运用“微观学方法”，将关注点集中于日常经验的特殊性和最细微的细节之上。批判理论同时还分析了那些有助于构成特殊性的主要社会过程、中介性制度及结构。运用辩证的中介范畴，批判理论试图描述具体的特殊事物是如何由较为普遍和抽象的社会力量所构成的，试图通过对特殊性的分析来阐明这些广泛的社会力量。因此，我们认为，一种辩证的社会理论，就像我们在最好的批判理论中所看到的那样，能够提供最确当的模型和方法供我们分析当代科技—资本主义社会同时趋向片断与统一、内爆与分化、多元化与同质化的多维过程。不过，许多后现代理论却在原则上拒斥辩证法，不能理解去分化（de_differentiation）与分化、同质化与个别化（individualizing）这些趋势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种辩证关系在我们看来正是当前时刻的特征所在。

某些后现代理论无疑也提供了对当代事件、制度和实践的富有洞察力的分析。然而，由于拒斥辩证法，后现代理论倾向于更加片断化和经验主义化，未能说明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重要的中介和联系。与此相对照，批判理论家则分析了特殊性与总体性、部分与整体、个人活动与集体事件、社会过程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中介。不同于后现代理论把辩证法嘲讽为历史的神秘逻辑或目的论逻辑，批判理论认为，辩证法主要是用来描述不同社会现实领域之间（如经济与国家或文化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方法。中介（Vermittlung）首先是一个用于描绘某个既定现象的构造力量和联系的解释性范畴，而不是某种用以克服对立以便达成综合的魔术（如某些版本的黑格尔辩证法）。

因此，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辩证法能够揭示各种现象是如何被构成的，以及不同的现象和社会现实领域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不仅如此，中介范畴可以用来矫正作为后现代理论之批判对象的各种现代性特征，如还原论和本质主义。例如，批判理论家拒斥那种设想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同一思维，同时也拒斥那种认为概念乃是对客体或世界之反映的反映论认识论。与这种反映论相反，阿多尔诺及其他批判理论家分析了思维是如何由话语、社会经验及制度产生的，以及社会和客体世界又是如何由语言、社会决定因素和人类实践所产生的。后现代理论和批判理论二者都强调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相互中介的方式，因而原则上拒斥还原式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他们同时也拒斥本质主义所设想的构成世界的纯粹精神或纯粹主体，或者那种作为哲学研究之专门领域的纯粹思维王国和理性王国。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指出阿多尔诺如何早在后现代理论之前就对现代理论作出了许多后现代批判，并在批判和反思现代理论之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提供了现代性的一种辩证的替代物，而不是像好辩的后现代理论那样，倾向于不分青红皂白地拒斥现代理论。因此，我们认为，阿多尔诺预先提出了后现代理论中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并且在一种哲学框架中展现了这些思想，他的观点要比我们迄今考察过的后现代理论更令人满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