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后现代女性主义及认同与差异政治

60年代的政治动乱向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提出了挑战，它表明权利与统治的场所和机制是多种多样的，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归结为阶级和剥削。诞生于这种复杂的、高度分化的政治环境中的各种新运动（如环境保护运动、女性主义运动、性解放运动、争取黑色及棕色人种权利斗争、美国土著人争取平等权力运动、和平运动以及地方居民行动团体等等）试图揭示并反对影响着各种团体和个人的具体压迫形式。基于对这些运动的反思，拉克劳与墨菲等理论家强调采取多种斗争形式的必要性，而女性主义、杰姆逊及其他一些人则强调文化政治和日常生活政治的重要性，把它们视为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

到了80年代，从对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的关怀中，产生出了对性别政治、种族政治、主体立场政治等的不同强调，而这些东西通常都被笼统地称为“后现代政治”。结果，各种边缘化群体和个人都为后现代理论所吸引，用它来言说他们立场的特殊性，并强调他们同其他团体和个人的差异。事实上，后现代政治可以看成是聚集在“认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和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nce）两面大旗之下。差异政治试图用被从前的现代政治所忽略的那些范畴（如种族、性别、性偏好等）来建立新的政治团体；认同政治则试图通过政治斗争和政治信仰来建立政治和文化认同，以此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同我们已经考察过的那些后现代理论相比，我们认为在差异政治与认同政治两种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紧张关系，尽管它们都可以被看成是对相似关怀的不同方式的思考。这些紧张关系来自于“认同”（identity）一词本身的歧义性；在后现代理论中，认同一词既包含着消极的内容，暗示一种将异质性还原为同质性的、压迫性的同一逻辑（这种逻辑通常总是同黑格尔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包含着一种积极的内容，它意味着可以从人们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从其性别特点、阶级及种族地位中培养出他们的政治认同。这些从多个方面决定着个体之主体性及不同政治群体的因素统称为“主体立场”。

因此，尽管在当代理论和政治中，认同与差异问题之间的确存在着冲突，但是认同政治和差异政治二者在逻辑上却并不是不相容的，因为认同政治也强调人们的政治认同是由无数的力量构成的，并且强调承认不同政治团体之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例如，尽管拉克劳与墨菲强调政治多样性的重要性，但是与许多别的后现代理论家不同，他们同时也强调形成政治认同的重要性，并主张通过激进的政治联盟来建立政治认同。与此相反，人们虽然可以把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政治计划说成是差异政治，理由是他们赞成异质性、多样性和边缘性，但却不能不把他们同认同政治相联系，因为，基于尼采的立场，他们倾向于将认同等同于社会规范化和心理压迫。事实上，他们著作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未能说明发展激进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认同的重要性，却代之以强调创建新的欲望、快感或无意识强度的重要性。

一般而言，许多个人和团体之所以被后现代理论所吸引，乃是因为现代理论贬抑他们自己的主体立场，忽视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例如，女性主义者就非常正确地看到了现代性、现代理论以及现代政治的可疑之处。女性主义者之所以倾向于批判现代理论，是因为对妇女的压迫一直受到现代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的支持和辩护。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Man）字直接掩盖了男女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人本主义话语假设了一种作为人类构成要素的普遍的本质，并将在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男性特征与活动（如理性、生产、权力意志等）推崇为人类的本质。在这种现代话语中，男人是人的典范，而妇女则是另外的一种东西，一种附属的性别（de Beauvoir，1953）。

按照西方形而上学的比喻和策略，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建构出了两组置男性于优等地位而置女性于劣等地位的对立品格。这一图式包括理性与情感、果敢与被动、强壮与柔弱或公共与私人等一系列二元区分。这些都是策略性的对立，将男子置于等级制中的优等位置，而置妇女于卑贱位置，并视女性为从属性别。这种意识形态话语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它为男子对妇女的统治提供了借口，把妇女们捆绑于家务劳役之中，排除于公共生活和理性与客观性声音之外。

正因为有这些意识形态机制，因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理论，很显然对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任何对现代哲学之傲慢的、可疑的主张表示怀疑的人大有益处。正如哈奇森（Hutcheon）所注意到的那样（1989），女性主义话语和后现代话语是相辅相成的。女性主义有助于后现代理论去批判人本主义这种男性统治话语中的普遍“人”[Man]，从而作出能够更多地照顾到具体差别的分析：从性别认同角度分析主体之生成过程。此外，在解构理性、知识、主体及社会统治形式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性。因而，毫不奇怪，后现代对多元性、差异性、他异性、边缘性以及异质性的强调，深深地吸引了那些发现他们自己被边缘化、被排斥到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人。因此，从这一点上讲，后现代理论作为对现代性和现代话语的一种批判，对女性主义以及别的社会运动非常有利，它为女性主义批判及纲领提供了新的哲学武器。

不过，某些现代概念也同样为妇女的反压迫斗争提供了武器。早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父权制结构与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着这样一种独特功能：使妇女对男子的从属地位在新近产生的公共与私人领域内，在工厂车间以及资产阶级家庭内，得到了进一步的维护和强化。而人权、平等、民主自由以及权力等现代概念则被女性主义者用来批判和反抗性别统治，启蒙运动的范畴也得到了正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妇女以及那些逐渐觉醒之群体中的妇女们的有效利用；事实上，解放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现代话语。

然而，另一方面，许多现代政治运动却将妇女们的关怀贬低为边缘性的东西。20世纪之前，妇女一直不能参加选举，也不能参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运动，尽管妇女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阶段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是，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联姻并不总是一桩美满的婚姻。^〔2〕由于现代性留给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是如此之复杂，因而人们也就不会感到惊讶：为什么有些女性主义者强烈地肯定现代观点，而另一些却呼吁一种新的后现代理论和后现代政治。

正像存在着许多经常相互冲突的后现代观点一样，女性主义观点以及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后现代理论会使女性主义在政治上陷于瘫痪（Hartsock，参见Nicholson 1990），另一些则呼吁综合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理论（Fraser and Nicholson 1990 and Flax 1990），而哈奇森（1989）则要求我们注意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对立。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些版本的女性主义本质上就是后现代的，因为，它们和后现代理论一样推崇差异性、他异性、异质性。女性主义分裂为各式各样的话语，这种现象也反映出了后现代状况的差异性、片断性和多元性。但是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积极的。因此我们下面将进一步讨论这两种话语，分析它们的相似和差异之处以及它们相互合作或对抗的方式。

正如女性主义内部成员弗雷泽、尼科尔森以及弗兰克斯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理论的某些流派（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可以被用来解构那种宣扬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批判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这种女性主义往往颠倒了男女之间的肯定/否定关系，将妇女放在较优越的规范性地位）。例如，后现代强调话语、性别、主体性都是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这一观点就被弗雷泽和尼科尔森用来批判那些假设了妇女经验、话语或心理的某种本质，然后又将之置于其男性对等物之上的女性主义观点。他们批判了乔德罗（Chodorow）提出的跨文化的为母理论（theory of mothering），指责它未能分析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社会中为母的具体内涵。这一例子说明后现代理论可以用来肯定某种类型的女性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同时也用来批判本质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

同样地，某些类型的女性主义理论也可以用来批判后现代理论。例如，弗雷泽和尼科尔森就批判了利奥塔式的后现代理论，认为它会使女性主义（激进的或社会主义的）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陷于无能。他们指出，利奥塔拒斥一切宏大叙事、宏观理论以及对诸如男性统治、种族主义、阶级剥削等系统结构的批判，这种做法暗中破坏了妇女和被压迫群体的斗争事业，因为，这些人需要了解是什么样的系统在压迫着他/她们，从而为他/她们的反叛提供理由。利奥塔对元叙事的拒斥，使他自己无法通过建构叙事来说明为什么不平等或妇女受压迫的现象是不合法的，而妇女解放则是正当的。对一切形式的平等概念和普遍性概念的拒斥，损害了将妇女及其他人组织起来为消灭男性统治、或为争取妇女权力而战的计划。由此可见，某些后现代观点直接与（至少是某一种）政治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相抵触，例如，后现代对宏观理论的拒斥，就削弱了人们对（关于妇女之从属地位与受压迫状况的）普遍理论的需求。

勒维邦（Sabina Lovibond）也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对后现代抛弃启蒙价值和现代理论的作法提出了批评，她认为这两者（启蒙价值和现代理性）对于女性主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她担心过于急切地拒斥理性、平等、普遍权力、解放及其他现代理论的成分，将会使女性主义失去重要的斗争武器。勒维邦指出，尼采以及其他一些同后现代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之所以沦为“非理性主义的俘虏，其历史根源就在于他们反动地厌恶现代主义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厌恶争取性别平等的运动”（Lovibond，1989：19）。她认为，从局部或个别领域中推演出公正概念和公正规范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正是在家庭、办公室、保守的邻里、城镇等诸如此类的局部领域中，妇女遭受着压迫，其权力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勒维邦得出结论说：女性主义“运动应当始终将自己视为启蒙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个分支，而不应当将自己视为……后现代社会场景中的一种更加标新立异的的东西”（Lovibond，1990：28）。

此外，还有一些女性主义者担心：在一个妇女们正在努力提高其主体性、争取她们应当拥有却被剥夺了的政治权力的时代，后现代对主体的攻击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Di Stefano and Hartsock，参见Nicholson 1990）。但是，另一方面，某些女性主义者却认为，后现代对主体的攻击，非但不会有损于女性主义斗争，反而对之有巨大的价值。本质主义者将主体认同视为前定的本质，这种看法转移了人们对影响和改变个体的种种社会制度的批判性关注，而反本质主义者则强调主体是一种产生于各种社会场所中的社会建构物，并因此主张将整个社会领域政治化。后现代强调关系的多样性，要求斗争必须以微观政治形式在无数的社会场所展开。不过，后现代批判有可能会受到像博德里拉那样的决定论观点的削弱，这种决定观点将主体性还原为权力的机械效应，将主体转变为一种被动的实体，既不能为自己的品质负责，也无力去改变自身和社会。为了做到在哲学上确当，在政治上有效，必须建立一种新的主动性理论（theory of agency），这种新的主动性理论应当将主体的非中心化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便从理论上说明主体既决定历史同时又为历史所决定的状况。

女性主义者们还认为，后现代对异质性、差异性、微观政治等等的强调，在某些情况下，直接促进了女性主义目标或其他激进政治计划的实现。后现代对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强调有助于防止抹煞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重大差异，因而有助于阐明妇女的特殊需求和利益。利奥塔或福柯的后现代认识论能够引起人们对不同肤色的妇女之间、不同种族和不同阶级的妇女之间、不同性偏好的妇女之间以及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妇女之间的种种差异的关注，从而能够维护并阐明种种妇女的特殊性，避免将这些特殊性还原为普遍的概念图式——在某些版本的女性主义中，这些图式往往给第一世界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的经验赋予了特殊的优越地位。

J.弗兰克斯（1990）倡导一种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让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互相对抗，从而发现并汲取各自的长处，克服其弱点。一般来说，她总是从女性主义和后现代角度来批判精神分析；从后现代和精神分析角度质疑某些女性主义观点；又从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角度质疑后现代理论。尽管从总体上看，她对后现代理论持肯定态度，甚至倾向于推崇之，但是，她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批评。首先，弗兰克斯指责后现代理论过于局限于哲学学科之内，未能对哲学提出足够激进的批判（1990：190_194）。弗兰克斯的这一观点固然有几分道理，但是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后现代思想家事实上早就对哲学提出了激进的批判，并且自觉地摧毁了哲学与其他学科间的界限，换言之，这些后现代思想家并不甘心于停留在传统的哲学界域之内。(www.daowen.com)

弗兰克斯同时还就后现代理论缺乏对性别和主体性的适当分析提出了批评。她对罗蒂、德里达、福柯等人的这种缺陷所做的讨论很有说服力，^〔3〕尽管此前已经有人就罗蒂和福柯对性别问题的忽视作了相当系统的批判。她就德里达对性别的可疑的用法以及对妇女的可疑的描述所作的评论，使她同那些把德里达颂扬为女性主义者的解构主义者们，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决裂。弗兰克斯认为，尽管德里达攻击二元论的形而上学图式，但他却推行着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二元区分，并操弄着一种相当形而上学的妇女概念——这一问题在博德里拉那里甚至更为突出（参见Kellner 1989b：181）。

弗兰克斯运用某些精神分析观点和女性主义观点发展出一种主体性与能动性理论，并批评了后现代对自我与经验之彻底碎裂性及异质性的强调。她声称，后现代理论未能正确认识到记忆的作用、历史的作用以及形成我们人格中相对稳定之“核心”的那些力量的作用。与此相对照，她认为某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使我们注意到了同他人建立持久、亲密关系或抑制这类关系对于形成自我品格、结构及持久经验的重要性”（Flax 1990：229）。为了反对那种透过后现代透镜把自我仅仅视为“虚构之物”的观点，弗兰克斯建议：把自我看成是经由社会话语和社会关系——这些东西本身极易受到竞争和变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具有性别特色和社会特性的建构物。由此可见，与后现代理论不同，弗兰克斯像哈贝马斯那样，指出了建立间主体性理论对于发展主体理论的重要意义。

最后，弗兰克斯高度肯定了后现代对差异的强调。她认为对差异的强调将会使那种以第一世界白人为中心的女性主义非中心化，而且，她呼吁人们重视种族的建设性力量以及有色妇女的声音。不过在讨论差异时，她将自己仅仅局限于种族问题，未能论及妇女中间的阶级、同性恋、性偏好，以及其他显著差异。的确，近几十年来我们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所有的激进分析都应当关注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问题，因为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个人认同和批判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于我们建立一种多视角社会理论这一计划来说，女性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洞见，使我们认识到了性别角色对主体的建构作用，而后现代理论则迫使我们去重视不同个体、群体和主体立场间的差异性、异质性。不过，极端后现代理论有可能会掩盖一些重大的共同利益，从而无法为联盟政治提供基础。的确，对于新社会运动和女性主义观点的传播来说，所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克服一盘散沙的分裂局面，因为这种分裂局面虽然能够阐明差异，却不能找到共同的结合点。这样一来，政治斗争就有可能变成单议题政治，只能完成不同群体的短期目标，却不能使各个群体结成联盟，从而为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改变而战斗。另一方面，后现代理论也可以被有效地用来批判那些还原主义的、本质主义、成问题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任何理论形式。由此可见，将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有助于为当前时代建立一种非还原的、多视角的社会理论。

因此，在后现代理论、女性主义以及其他那些试图建立一种认同与差异政治的努力之间展开对话，将有助于为今日之社会理论及激进政治提供新的视角。正像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结构一样，得到马克思主义修正的女性主义，也将会提供一种有别于那些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型理论。同样地，女性主义也能够修正后现代理论，正像后现代观念有助于开创出不同的女性主义一样。如果将所有这些批判视角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组合，将会产生出克服了以往理论之某些局限的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理论和文化分析。

例如，一种多视角的文化分析将会在文本分析与批判中注意到阶级、种族、性别以及各种特殊社会群体等多重向度。一种多视角社会理论将会从概念上阐明权力与统治的多重轴线，阐明用以对抗权力与统治的多种多样的斗争模式。^〔4〕后现代理论提供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正在于：它指出了我们是在广泛的主体立场中形成的，因而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那些来自于阶级、种族、地域、性别等方面的种种限制。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那些塑造了我们之主体性的各种话语与主体立场，我们就有能力去发现那些禁锢着我们思想和行为的多重束缚，发现那些应力争铲除的压迫性话语和主体立场（如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压迫以及沙文主义）。

这样一来，一种差异政治将会阐发各种团体及个人之间的重大差别，并为各种各样的运动和团体阐述出关键的议题，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在未来创建出一种多议题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一种认同政治将通过反对压迫、争取更加公正人道的社会的斗争，促进政治与文化认同以及团结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当然，后现代认同与差异政治也不是没有局限的。差异有可能被神秘化和盲目崇拜，可能会成为个人与个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坚固壁垒，从而使政治再次成为某些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对异质性、差异性和片断性的颂扬，有可能会造成对共同利益的掩盖，从而在本质上支持了白人男性和资本主义的统治。而且，政治本身也可能会因此被重新界定为一种无关痛痒的风格政治（politics of style）和个人认同，丝毫不去触及和动摇统治关系。

此外，认同政治可能会滋长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致使有些人相信他们的群体或主体立场比其他人的优越。不过，我们相信，一种被女性主义（同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形式的批判理论）政治化和调和了的后现代理论，能够在政治上有效地挑战传统理论，并为当前时代提供一种新的政治。以创造性方式将后现代理论政治化，将有助于克服那种明显存在于某些后现代理论中的虚无主义和失败主义，从而避免陷入极端后现代理论的死胡同和陷阱之中。我们发现，如果不用女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之猛剂起其沉疴，纯粹的后现代理论就不可能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在其极端形式中，后现代往往和它们所指责的现代理论犯有同样的错误：片面、还原、本质化、褊狭以及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们将会重新回过头来讨论后现代观点对建立适合于当前时代的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所作出的贡献。不过，下面我们将首先考察后现代理论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经引发了一些当今最有趣的论辩。

注　释

〔1〕某些杰姆逊的批评者如戴维斯（Davis：1985）指责他制造了一种机械式的类推，以一种高度简化的方式把这些文化形式同经济形式牵强地联系在一起。要想了解针对杰姆逊著作的各种批判观点，请参阅Kellner 1989a收录的文章。

〔2〕有关社会主义同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请参阅Rowbotham 1972和Sargent 1981中的某些文章。

〔3〕参见，例如Fraser 1989，她在其中批判了罗蒂、福柯以及哈贝马斯的女性主义。

〔4〕关于前者的例子，可以参阅Kellner and Ryan，1988；关于后者的例子，可参阅Fraser，1989。

【注释】

(1)Siren，塞壬，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女海妖，以美妙的歌声诱惑过往海员，使过往的船只沉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