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超越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局限

拉克劳与墨菲将后结构主义概念和后现代概念广泛而严谨地应用于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他们的著作很具有启发意义，既很好地说明了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对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重要性——例如，它们有可能会消除人们对以往历史、社会和主体的形而上学构想——同时也避免了后现代理论常常带有的那种虚无主义、反政治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通过以一种后现代差异逻辑来重新思考社会与政治问题，他们帮助澄清了整个社会中以及每一政治团体内部主体立场的多样性，因而也证明了借助某种无视这些复杂性的总体化模式来实现社会民主化的不可能性。此外，他们的话语理论视角也很有价值，它强调了在民主、权力等词语的意义上进行斗争以便阐发各种新政治认同的必要性。不过，尽管有这些贡献，我们还是发现他们的著作在许多方面存在着问题，下面我们将主要集中讨论其中的三个问题：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读；对话语理论的运用；他们的民主理论、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联盟政治。

正如艾伦·伍德（1986）和诺尔曼·格拉斯（1987，1988）所指出的那样，拉克劳与墨菲系统地误读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同后来被第二和第三国际理论家歪曲了的马克思思想混杂在一起。拉克劳与墨菲将一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偷偷地塞给了马克思，宣称：马克思认为经济是“一个自主的、自律的世界”（1985：80），它按照“本身固有”的规律运作，“不会因政治的或别的外在干预而产生不确定性”（1985：76）。同样地，他们误认为，马克思主张社会生产力是“中性的”的技术形式，它遵循既定的目的，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发展，具有独立于一切社会关系的逻辑。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形式就完全成了经济基础之发展的机械效应。

事实上，马克思的核心贡献之一就是摧毁了与历史无关的、技术主义的经济概念（例如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宣扬的那种经济概念），从历史和政治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坚持认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绝不是“中立的”，而是在阶级斗争关系中形成的。他明确地说（1973：86）：“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技术（学）（technology）”，它不能摆脱社会与政治的影响。虽然马克思有时也采用科学主义和机械论语言，但他从来没有把历史“规律”界定为趋势以外的别的什么东西（参见kellner 1983：Little 1986），并且，他的历史著作也证明他并没有把阶级和政治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副现象，也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势所必然的。他也未设想过一种机械式的历史阶段理论或者决定论式的历史目的论（参见Best 1991）。

此外，拉克劳与墨菲也未能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早已有人对还原主义的、本质主义的、目的论式的历史观和无产阶级观提出了批判。拉克劳与墨菲的大部分分析实质上只是重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批判。不过，柯尔施（Korsch）、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只是批判了第二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拉克劳与墨菲则反对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拉克劳与墨菲这样的大解构家，竟然对复杂的、异质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采取了一种本质主义的、一元论的解读方法。更为荒唐的是，他们虽然自称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在整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他们使用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分析方法，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他们把新社会运动解释为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以及技术形式之变化所作出的政治反应。

除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我们还发现他们对话语理论的使用也很成问题。正如培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指出的那样（1984），话语理论倾向于彻底地摧毁因果观念，把历史和社会的确定性消解为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任何对历史和社会的可理解性、因果规则、解释机制等等的诉诸都遭到了拒斥，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领域之开放性和偶然性的强调。因而可以说，后结构主义理论导致了历史和社会的“随机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安德森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这一批评也完全适合于拉克劳与墨菲。格拉斯虽然错误地认为，拉克劳与墨菲在机械决定论和彻底的非决定论之间建立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僵硬对立（1987，1988），而未能看出在他们的“节点”理论中，他们仍然允许社会和政治认同中的某种形式的秩序和一致性，但是，他正确地看到了（1988：39）他们抹煞了所有政治力量之间的差别，将任何事物都等量齐观。出于对“本质主义的恐惧”，拉克劳与墨菲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争取政治霸权、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言说中的某些主体或实践是否应该比其他的更为重要？

难道所有的言说实践（articulatory practice）都具有同等的决定作用？抑或某些要比其他的更重要？难道在改变目前体制方面，性解放斗争与工人斗争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正如尼科斯·穆泽利斯（Nicos Mouzelis）所注意到的那样（1988），拉克劳与墨菲缺乏解决这类问题的理论工具。他们的观点深受“无政府的-唯意志主义（anarcho_voluntarist）狂想”的影响，认为（政治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同等地脆弱，同等地适合于作为批判能量的攻击点”（Polan 1986：xxvi）。其实，要想指出这种环节之间的差异，并不需要去假定社会及其能动者的某种先验的本质或性质；相反，只要对政治事件和背景作历史的、具体的经验分析，这些差异就会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

拉克劳与墨菲的理论固然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建立联盟的困难，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作任何分析来说明：如何去建立以及维持联盟？围绕什么问题去建立联盟？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联盟形式？在他们看来，政治主体乃是在自由-民主话语中并通过自由-民主话语而形成的。因此，他们用一种哈贝马斯式的风格将政治斗争界定为“公共辩论空间的增殖”，它可以使民主提升到这样一种程度：一切斗争都是为了民主话语，并且都由民主话语来调节。(www.daowen.com)

这一点在他们对大众媒体和消费文化的分析中表现得非常明显（1985：163_164），他们完全不顾在资本主义文化中民主话语的散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难以克服的问题，例如批判理论所提到的意识形态问题，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讨论的欲望受操纵的问题，或者德博尔和早期博德里拉所论述的消费文化蛊惑大众的问题等等。尽管民主话语也许真的具有一种“颠覆逻辑”，可以激励人们去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但是，拉克劳与墨菲未能对资本主义同化和消除这些效应的途径作出分析。

问题并不在于（如伍德和格拉斯所说的那样）他们将任何事物都还原成了话语，因为客体通过话语所获得的可理解性并不会不真实，而且，拉克劳与墨菲也非常明确地指出，话语既包括语言实体，也包括非语言实体。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把非推论性条件消解为推论性条件，并置语言于实践和制度之上。不同于福柯，拉克劳和墨菲拒绝在推论性和非推论性之间作出区分，认为这种区分纯属多余，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实践都具有推论性品格，而且每一种推论性结构都同物质制度和实践相交迭。尽管他们认为这里不存在坚固的区分（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但是也不应该就此把差异抹煞掉，因为“话词”一词本身的含义并不明确而且很容易产生误导，使它本身成为唯心主义的用语，例如有人（拉克劳就是这样）就曾把农民被剥夺土地所有权也说成是一种话语形式（参见Field 1988：150）。

尽管话语理论能够说明在政治斗争中社会矛盾是如何被经验和被表现的，但是，为了分析社会的超推论方面，如国家、经济结构、现有的政治运动等等，政治经济学以及对统治与抵抗力量的分析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将这些超推论方面中的任何一个仅仅解释为一种话语形式，并不能使之得到充分的说明。但是，拉克劳与墨菲却很少分析这些情况。不仅如此，他们的话语理论也没有对他们所拥护的新社会运动作出具体分析。虽然他们指出了新社会运动得以出现的历史背景，但是，却很少述及这些运动的目标、策略以及斗争方式。

同样地，他们并未给激进民主这一概念赋予具体内容，也未能充分说明它与新社会运动以及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交叉关系。在以自我看管和平等来界定民主时，他们未能全面地区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要作出这种区分，就需要有一种能够谨慎地分析诸如平等和自由这类概念而非凭空臆断其含义的详细的经济民主理论。由于未能弄清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致使他们缺乏一种确当的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概念。无疑，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延伸，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质的飞跃，因而需要予以详细说明。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如果不放弃普遍性话语”，就不可能实现民主（1985：91），然而值得商榷的是：如果缺乏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权利和自由，民主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参见 Bronner 1990），这一点我们将在结论部分予以阐述。而且，同拉克劳与墨菲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做法完全不同，我们认为最好是以适合于变动不居之社会状况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来发展和丰富它的基本观点（参见第七、八章内容）。

尽管如此，拉克劳与墨菲试图重建一种新的后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努力，已经在各种团体和个人之间引起了反响。许多女性主义者、有色人群以及来自不同社会运动的个人都接受并发展了他们的观点。因此，下面我们将考察一些受拉克劳与墨菲以及别的后现代理论家之影响、试图创立一种新的后现代认同及差异政治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