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霸权与马克思主义传统

80年代期间，宣告马克思主义已陷入危机的呼声日渐甚嚣尘上，拉克劳与墨菲也加入了其中。马克思主义话语被宣布为很少或干脆无助于说明社会，甚至或许成了改造社会的一种障碍。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一种“一元论的渴望”（monistaspiration），试图抓住历史的本质和深层意义，这种历史可以通过劳动和阶级斗争概念来理解，其逻辑具有铁一样的必然性，沿着一个严格的进化阶段序列自行演进。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成了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社会群体的多元性时，总是试图将它们归结为受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列宁语）或“历史集团”（葛兰西语）。

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已经遭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历史巨变”的挑战。拉克劳与墨菲认为，战后新的商品化、科层化和同质化等过程使社会关系日益政治化，并且取消了旧有的社团形式和社团的亲密关系。这些过程起源于资本主义关系向个人生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延伸，起源于凯恩斯的福利国家的出现以及大众文化和媒体的骤增。它们产生了新的抵制与对抗形式，表现为许许多多的新的社会运动（包括女性主义、同性恋自由、和平与生态团体等）。这些运动表明了社会领域及其对抗形式的复杂性，并指出了存在着不能被还原为阶级立场和生产主义逻辑的新的政治认同。

为了开创对激进政治的重新思考，拉克劳与墨菲毅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教义，从“霸权”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对传统作了批判性的解构。他们建立了霸权概念的系谱学，揭示了它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如何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含义。这种努力所产生的解构性后果在于，它揭明了：尽管社会的日益分化碎裂说明关于工人阶级之统一性的传统信仰是虚假不实的，但是，“霸权”却一直被用来围绕阶级概念将社会再整体化。因此可以说，霸权和本质主义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后者设想了隐藏在种种社会领域之后的深层本质，并将工人阶级本体化（ontologizes）为历史的真实的、普遍的主体。(www.daowen.com)

不过，尽管这样，拉克劳与墨菲仍然认为霸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在他们看来，一旦霸权摆脱了本质主义逻辑，人们就能够理解社会现实的多元的、复杂的、多方决定的性质；就能掌握新的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社会运动；就能对这些运动所具有的历史可能性——为实现激进民主创造条件——表示赞赏。一旦霸权摆脱了本质主义，并在后结构主义背景中得到重新阐发，它就可以成为“左派进行政治分析的基础性工具”（1985：193）。对拉克劳与墨菲来说，霸权需要一种非总体化的“言说逻辑和偶然逻辑”（1985：85），以此来拒斥工人阶级或任何其他主体立场的先验统一性或进步品格等概念。况且，文化和政治认同从来都不是事先既定的，而一定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或者说由各种因素阐发出来的。

深受德里达与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点的影响，拉克劳与墨菲认为社会是按照话语规则形成的一个非稳定的差异系统。一般来说，社会政治认同和社会领域从来都不是封闭的终极性的结构，而是开放的、非稳定的、非统一的、偶然的，总是处于这样或那样一种被阐发的过程中，并且总是有商榷的余地。不过，尽管拉克劳与墨菲拒斥作为一个稳定封闭统一体的社会概念，但他们也拒斥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不确定性理论，反对将社会领域撕裂为彻底不连续的片断。他们认为，这种理论其实是本质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种“元素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of elements）。正像社会不是一个既定的统一体一样，它也不是“各种孤立实践的异质性堆集物”（Mouffe 1984：142）。

为了调和这些概念，他们引入了“节点”（nodal points）一词，用以说明意义和认同（例如种族与性别认同）只具有暂时的稳定性。他们还借用福柯的“离散规则”（regularity in dispersion）概念来分析话语的构成形式。从政治上看，这意味着一旦放弃工人阶级的中心地位，各种主体立场就可以在“历史集团”内部得以阐发，从而可以从众多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展开“立场之战”。拉克劳与墨菲看到了阐发具有的双重危险：“极权主义者力图抹煞对抗所具有的建设性作用，为恢复统一性而否认多元性”，与此相反，“另一种危险则是完全无视这种统一性”（1985：188）。例如，墨菲认为（1984：142），尽管性别不能还原为阶级，但是妇女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男性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在反抗女性的屈从地位和反对资本主义这两种斗争中间，存在着客观的结合点”。不过，为了使这些“客观的结合点”成为联系各种政治和斗争的有效纽带，就必须在一种民主话语中去阐发它们。而社会主义制度和关系则会使这种民主话语得到充分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