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

杰姆逊同意博德里拉、利奥塔、克洛克与库克（Cook）的看法，认为在当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组织中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断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种后现代状况。不过，不同于这些理论家的是，杰姆逊坚持认为，只有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后现代主义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论化。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新的美学风格，而且更是一种新的“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文化发展”阶段（1984a：85）。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主流，这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主流侵蚀了各种艺术形式的现代主义风格，开创了新的意识和经验形式，使之凌驾于旧的现代形式之上。

按照杰姆逊的说法，后现代主义代表了大量的文化变迁，其中包括：高雅文化和低级文化之间的坚固界限已告瓦解；现代主义作品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完全认可和改编利用，丧失了批判和颠覆的棱角；文化几乎完全被商品化，从而失去了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的批判距离；由于主体已彻底碎裂，因而焦虑和异化问题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亦不复存在；颓废的现在主义（presentism）抹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同时使人们不再能感觉到一个具有不同意义的未来；出现了令人迷惘眩晕的后现代超空间。这里罗列的这些后现代文化经验显然同其他后现代理论之间有所重叠：像福柯那样，杰姆逊试图抵制现在主义，恢复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像德勒兹与加塔利那样，他分析了主体的精神分裂式的崩溃，以及资产阶级对无意识的殖民化；像博德里拉那样，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形象和类象文化，它投射出了一种广大无边的超现实；像博德里拉和利奥塔那样，他强调后现代文化的片断性。不仅如此，后结构主义者所强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被杰姆逊用于对后现代空间的分析，这种后现代空间乍看起来似乎是难以辨识且无从图绘的。

当然，在杰姆逊和其他后现代理论家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差别。杰姆逊拒斥几乎为所有后结构主义者共同倡导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且反对他们对总体化方法的废弃（参见下面的内容）。和德勒兹与加塔利不同，杰姆逊主要是从语言学和叙事角度分析无意识，而不是像他们那样，把无意识视为一种欲望机器；他从意识形态内容方面而不是从其运作形式方面解释意识。因此，尽管德勒兹与加塔利拒斥解释学和古典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但杰姆逊却拥护一种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声称“对文学文本的政治解释……是所有解读和解释的绝对视阈”（1981a：17）。不同于利奥塔，杰姆逊（1984a）认为大师叙事并没有消失，相反，它们在暗中以寓言形式茁壮成长，形成了“政治无意识”。

反过来，利奥塔（1984a）则攻击杰姆逊的“总体化教条”，认为，就其本性而言，我们不可能赋予无意识以任何特征，因为无意识的意义是无穷无尽、无从界定、不能被总体化的。杰姆逊同意后现代话语理论的如下见解：“除非以文体的形式，否则我们就无法掌握”历史，但是，他不同意那种更加唯心主义的后现代话语理论，在他看来，历史无论如何“既不是文本也不是叙事，不管是大师叙事还是别的什么叙事”。相反地，“历史是痛苦之根源”，“无论我们多么想忽略它，它的异化的必然性都将不会放过我们”（1981a：102）。他还驳斥了后结构主义者的反因果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社会与历史后果都是随机性的），并采纳了一种阿尔都塞式的多重决定的社会总体模型。此外，他把历史看成是以阶段斗争一以贯之的叙事，这一点同福柯所强调的认识的非连续性变迁形成了鲜明对照。

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恩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1975）一书的影响，曼德尔在该书中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这个消费阶段或后工业阶段，并不与马克思的早期分析相矛盾，事实上，它是一种更加纯粹、更加发达、而且更加充分地实现了的资本主义形式。晚期资本主义把商品化的力量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领域，渗透到了所有的知识和信息领域，也渗透到无意识本身之中。按照这一图式，杰姆逊声称，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对应着一种文化风格。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乃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这三个阶段在文化上的相应表现。^〔1〕

在把后现代主义描绘为晚期资本主义主流文化时，杰姆逊采用了雷蒙德·威廉姆斯（1977）对新兴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区分，并且对后现代主义这一历史断裂提出了比博德里拉、利奥塔等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较为确当的说明。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一书中，杰姆逊声称：“一般而言，各个时期之间的彻底断裂并不会导致内容的彻底改变，而是导致一定数量既有因素的重组：那些在先前阶段或先前系统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特征现在占据了主要地位，而那些曾经处于支配地位的特征现在却处在了从属地位”。这个分析既强调了先前文化形式向后现代文化形式转变的不连续性，同时也指出了后现代文化同先前文化形式之间的连续性，而且将后现代放到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过程这一更加广阔的框架之中。不仅如此，杰姆逊还驳斥了有些人经常对“后现代”一词提出的反对意见，按照这些人的看法，“后现代”一词所假定的新特征其实早已包含在现代主义中了，因而使用“后”这个词是不合适的。杰姆逊回答说，由于这些特征已经由从属地位转变到了支配地位，其变化程度是如此之大，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划分为一个新的时代，以强调它与过去的形式和风格之间的不连续性。(www.daowen.com)

杰姆逊并不像博德里拉那样把后现代视作历史上的一个断裂，而是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因而杰姆逊对不连续性的分析更接近于福柯，福柯曾把不连续性看作是先前逻辑的重新配置，并且从连续性与不连续性这两个方面来描述历史断裂。此外，不同于利奥塔设想了一种后现代状况并全盘地拒斥总体化的分析，杰姆逊指出，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阐释需要一种能够将后现代主义置于更加广阔的历史情境之中的叙事和断代框架，在杰姆逊看来，这个更加广阔的历史情境就是资本主义的这个更高级别的、更加纯粹的商品化阶段。

杰姆逊坚持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不可还原的异质性，因而反对用一种大一统的概念去描述所有的文化生产形式。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主流文化，这意味着对立逻辑和趋势仍然在复杂的“力场”（force_field）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要想测度后现代文化的多元性，就必须有一个普遍的背景：“我一直认为……只有在主流文化逻辑或霸权规范的衬托下，真正的差异才能得到测量和评估（Jameson 1984a：57）。”的确，在杰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著作中，最发人深省的一点就是：他试图以超现实主义的并置方式将一些最不相干的现象连接起来，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背景下，将那些对解释学深度模式的理论批判，同后现代建筑中的那种二维的、无深度的空间结合起来。

因此，杰姆逊认为，对后现代文化的分析，需要那种被后现代理论家斥责为还原主义的总体化方法。纵观杰姆逊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从两个基本点上捍卫着总体化：（1）离开了关系性的、系统性的背景，差异本身就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2）要想图绘资本主义本身的同质化的、系统化的效应，就必须采用一种总体化的分析方法。就第二点来说，杰姆逊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差异性、特殊性、异质性的强调，可能会成为混淆视听的虚构：一方面神秘化了个别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转移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同一化、统一化和普遍化这一趋势的注意，事实上，这一趋势在大规模生产与消费、宣传、大众媒体、社会顺从以及市场关系的全球一体化中处处可见。

按照杰姆逊的看法，后结构主义者必须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以说明差异性和异质性是如此之根本，以至于它已经成了某种外在于关系性背景的东西，任何一种可能的总体化方法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它造成危害。在杰姆逊看来，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采用了总体化的分析模式，而在于是否提出了一种过于抽象的总体，是否建构了过于简单、直接、无中介的相互关系。假如要想避免那种将各个社会层次彼此分离并使之脱离经济过程的唯心主义做法，那么，正确的做法就应该是去使用恰当的中介，建构出足够复杂精密的框架，使之能够以非还原的方式完整地图绘出文化文本和社会实践的复杂性。

不过，杰姆逊一直未能对这些中介概念提出详细的理论说明，也未能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掌握它们，他甚至有时提出了一种相当笼统的后现代主义模式，将它看成是当代文化的霸权形式。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把政治话语纳入到娱乐和广告法则中就是其中一例。此外，我们还可以指出，在各种理论与艺术领域中，由于后现代理论对旧的真理、主体性、理性、艺术作品等概念的挑战，还存在着各种范式的转变。因而我们发现，杰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主流的宣称，有些过于总体化，夸大了某些趋势（例如超真实或精神分裂），其实这些趋势也许只是端倪初露，并不是什么主流。像极端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杰姆逊倾向于将某些仅适用于当代社会生活之有限领域的洞见，夸大为过于普遍的、能够再现所有社会领域的概念，从而无法去分析每个领域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