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语言游戏、共识和差异拜物教

不同于利奥塔对论争性语言游戏之差异性、片断性及歧见的片面颂扬，我们认为无论是在理论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有些时候强调差异性、多元性和异质性是必要的，而在另一些时候，寻求普遍性、共同利益和共识或许更为可取。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共识的产生可能具有强迫性和压迫性，但是如果因此就将所有寻求共识的努力都说成是恐怖性的或压迫性的，则未免有些言过其辞了。同样，就利奥塔推崇谬误推理而贬抑共识这一点来看，我们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共识应该比谬误推理更可取，正像在某些情况下，抓住共性应当比陈述差异和歧见更可取一样。要想动员进步力量来反对各种反动纲领（如美国对中东的干预，或者那种试图剥夺堕胎权的保守主义企图），就必须对什么东西是错误的（如武装挑衅）、什么东西是正确的（如妇女对自身躯体的控制权）达成某种共识。在一次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之关系的讨论中，弗雷泽和尼科尔逊（1988）指出：如果我们想从事激进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那么，就需要某种跨越了种族、性别及阶级界限的总体化叙事。她们认为，利奥塔的多元公正“同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而且可以说是根本性的规范性政治理论观点相抵触，该观点要求我们去辨别并批判那些跨越了相对分离的实践与制度之界限的不平等的、非公正的宏观结构。在利奥塔的体系中，既没有空间供我们去批判无所不在的层级化中心，也没有空间供我们去批判广泛存在于性别、种族、阶级之间的统治与顺从关系”（Fraser and Nicholson 1988；377—378）。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利奥塔拒斥宏观理论而推崇差异与悖谬推理，并且指责总体性、宏大叙事、共识及普遍性等。与这种还原主义认识论不同，某些后现代理论家（如罗蒂）提倡一种较为重视上下文关系的认识论，主张从具体的任务、目标和主题中推演出认识标准。这种“概念的实用主义”（conceptual pragmatism）与利奥塔强调语言游戏之多元性的精神是相一致的，但是，由于它既能允许宏大叙事，同时又能允许局域化叙事，这一点却同利奥塔反对某种类型的社会理论的作法不同。

因此，和利奥塔不同，我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抓住某种经验趋势，建立起各种经验领域之间的联系，弄清各种事件和制度的背景关系，击中压迫与统治之要害，有必要而且最好采用整体思维模式。不过，由于利奥塔排斥总体性的宏大叙事，因而从原则上讲，要让他对社会整体趋势作出理论描述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办不到的。然而这种认识论观点有可能会瘫痪社会理论，并引起对这种观点之有效性及其后果的质疑。我们认为，虽然某些合法性叙事非常暧昧，而且在政治上可疑且令人难以信服，但我们并不能仅仅因此就拒斥一切宏大叙事，亦即那些以系统性和综合性为目标的传统哲学和传统社会理论（参见kellner 1989a和Best 1989a）。所以，我们主张今天的批判社会理论应当同时对宏观结构和差异作出理论阐述，并且对中心化的以及非中心化的趋势和制度作出理论阐述。同样，在政治理论与实践方面，我们相信有时强调多元性、保留差异是可取的，然而在另一些场合，建立联盟、揭示共同利益可能要更可取些。(www.daowen.com)

利奥塔思想的根本问题在于太片面、太独断。在利奥塔看来，社会纽带就是语言；言说就是战斗；“个人总是处于特定交往网络的‘节点’上”；共识就是压制；“发明总是孕育于歧见”，等等（Lyotard 1984a：10，15，75）。与这种不容置疑的独断的本质主义断言相反，我们认为，社会纽带不仅包括语言，而且也包括社会关系、需求、基于同情之上的相互吸引以及力比多纽带等。言说不仅意味着战斗，它还意味着交往、促进相互理解、陈述新观念、理解新事物、达成共识和一致。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共识既可能是压制性的，也可能是促进生命的，而发明也既有可能来自于歧见和悖谬推理，也可能来自于合作性的社会活动。一个人除了是交往网络上的一个节点之外，他同时也是一个躯体、一些欲望、一组社会关系以及许多其他事物。利奥塔似乎总是宁愿将他自己的观点还原为尼采式的独断主张，也不愿发展出较为综合性的观点。无疑，他的强调使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了被许多哲学理论所压抑的某些经验现象以及经验的某些层面，但是，用利奥塔的观点来取代片面的、还原性的传统观点，这种做法看起来并不怎么可取。

利奥塔作品中存在的一个深层问题（这也是多数现代理论的通病）是缺乏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