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后现代困境

利奥塔的著作暴露出了存在于某些法国后现代理论中的一些根本性的困境。他的“对总体性”之战拒斥总体化理论，他认为总体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还原主义的、简化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的大师叙事，因为它们为极权主义恐怖行径提供了合法性，并且以一元化图式压制了差异。然而，利奥塔自己却在鼓吹一种后现代状况观点，这种观点本身就预设了同现代性的明显决裂。事实上，难道后现代性概念或后现代状况概念不是也预设了一种设想社会从先前阶段向一种新阶段过渡的大师叙事，一种总体化观点吗？难道这种理论方法不是也同时预设了一个现代性概念和一种历史的彻底断裂或决裂，而这种决裂导致了一种全新状态的出现，从而才使得后现代一词获得了存在的根据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后现代”这个概念不就同时也预设了某种大师叙事和某些总体性概念，并因而预设了一种历史断代思想和总体化思想，而这岂不正是利奥塔以及其他后现代理论家试图反对和屏除的那种认识论作法和理论上的傲慢自大吗？

和利奥塔不同，我们认为，应当把那些试图将一切具体的、特殊的、单一的观点都归并到一种总体化理论中去的大师叙事（如黑格尔思想、某些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或帕森斯的理论），同那些试图述说大故事（例如资本、父权制以及殖民性主体之兴起过程等）的宏大叙事区别开来。在宏大叙事中，我们还应该把那些讲述知识之基础等故事的元叙事同那些试图分析阐释现象之复杂多样性及其相互联系（例如男性统治或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的社会理论叙事区分开来。此外，我们还应该将讲述处于一个既定历史点上的某个特定社会之故事的共时性叙事（synchronic narratives），同那些分析历史之变迁、不连续性、断裂等现象的历时性叙事（diachronic narratives）区分开来。利奥塔倾向于将所有这些大型叙事混为一谈，从而损害了我们文化中叙事的多样性。

不仅如此，利奥塔在下面这一点上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呼吁语言游戏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另一方面却将那些在他看来非法地垄断了讨论并为其特权提出非法要求的宏大叙事从他的话语王国中驱逐了出去。有人可能会在这里用“百花齐放”这句古训来反对利奥塔的这种排斥宏大叙事的做法，不过，我们认为找出这些叙事之间的不同之处仍然是必要的。例如，我们应当在能给人以力量的叙事和使人陷入无能的叙事之间作出区分，应该能够对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其他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令人不快的叙事提出批判性的观点。

事实上，在规范性观点问题上——借助这些观点，他才能去批判相反的观点——利奥塔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普适原则和普遍标准的弃绝使他无法提出规范性的批判观点，然而他却又在谴责宏大叙事、总体化思想以及现代知识的其他一些特征。这种作法使他陷入了一种困境：尽管他试图拒斥普遍性的认识观点和道德观点，然而他的批判性介入却恰恰又预设了这种批判观点（例如对总体性之战）。

在我们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去阐明、批判地讨论、拆解、甚至重建和重写社会理论的宏大叙事，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禁止，把其驱逐出叙事领域。很可能正如杰姆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注定离不开叙事，因为个体和文化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组织、诠释和理解它们的经验的（也可参阅Ricoeur 1984）。甚至即使是科学文化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叙事，并且毫无疑问，在任何情况下，社会理论叙事都将继续以社会分析和批判为业（Jameson 1984d：xii）。果真这样的话，那么，最好还是让我们去认真分析现代性的叙事，批判地考察和剖析它们，而不是让利奥塔的思想警察去禁止某种叙事。(www.daowen.com)

看来，当一个人无法在他的语言游戏中明确提出并阐明某种关于当代社会的特定叙事时，他就往往会接受手边现成的叙事。例如，在没有其他关于当代社会的理论可供选择时，利奥塔便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理论，用它们来描绘当前时代（1984a：3，7，37）。他既没有对这些叙事作出适当的界定，也没有发展出一种社会理论来说明“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中的“后”这个词所暗示的各种转变，而是直接地预设了这些叙事的有效性。我们认为，拒斥宏大叙事只是掩盖了为当前历史境况提供某种叙事这一理论问题，并且表明利奥塔对当前状况的说明缺乏理论化。这至少需要某种关于向后现代性转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大型叙事——可以想象那将是一个相当大而且有趣的叙事。

事实上，假如利奥塔同他的认识论保持一致，那么，他就完全不可能玩“后”什么的游戏了，因为“后”这个术语把他卷入了一种历史性的、序列性的话语当中，它暗含了一种大师叙事，一种总体化的历史阶段划分和一种历史性的、序列性的思维方式，一句话，暗含了所有为利奥塔所攻击的现代思维模式。有时（例如在《后现代状况》英译本的附录部分）他本人也注意到了这种两难窘境，并且试图通过给后现代的“后”字赋予一种不同的意义来使自己脱身。在这一时期别的一些文本中，利奥塔承认“‘后现代’也许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字眼，因为它传递了一种‘历史性的’、‘断代性的’观念。而‘断代’仍然是一种‘古典的’或‘现代的’理想。‘后现代’仅仅表示一种心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精神状态”（Lyotard 1986—1987：209）。不过在这里，利奥塔仍然是在玩弄文字花招，一方面，他似乎想继续利用后现代的声望（不管怎么说，是他帮助提高了后现代一词的知名度，而后现代这个词又反过来提高了他的著作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他又想把自己从对“后”什么话语的某种理论承诺中脱身出来，并且不愿去为他人使用这种话语提供开脱和辩护。

也许最合理的办法是将利奥塔话语中的后现代一词限制在后现代知识，限制在与现代知识决裂的一种话语和实践这一范围之内。在不同的地方，他将斯多葛学派、亚里士多德与古希腊哲学、奥古斯丁、狄德罗、康德等现代哲学家，当然还有尼采，称颂为后现代观点的鼻祖。他将自己对现代性的批判仅仅局限在对现代知识的批判之上，尽管其中也有一些针对资本的批判性的旁白，但却未能分析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从一种严格的利奥塔式的后现代观点看，使用单一的后现代状况、场景或其他什么概念似乎是错误的，因为，后现代景况本身就是多元的，异质性的，而且常常是互相矛盾的，因而谈论多种多样的（而不是一种）后现代场景、趋势和文本似乎更符合现代精神（而且也更准确）。人们还可以说，后现代理论之所以获得流通并取得如此大的名声，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过于夸张了历史的决裂或断裂。的确，无论是博德里拉、利奥塔还是其他后现代理论家，都未能从理论上适当地阐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决裂或断裂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从原则上讲，由于利奥塔的后现代认识论明确拒斥宏大叙事和宏观社会理论，因而他不可能提出这样一种后现代性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利奥塔对多元性的颂扬其实只是重弹了自由多元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老调。他的“多元公正”类似于传统的自由多元主义，后者设想了具有多元利益和组织的多元政治主体。他重弹着自由宽容的老调，鼓吹多元性的不同模式，拒绝给任何主体或观点以优先地位，拒绝提供让人们得以在相互对立的政治观点之间作出选择的立场。由此看来，他几乎堕入了政治相对主义，这使他丧失了区别和选择各种根本不同的政治立场的能力。

他对语言游戏之多元性的强调，以及对从特定的局部区域中推演规则的强调，从某些方面看，很接近于那种拒斥宏观理论、拒斥对广泛的统治与压迫结构进行分析的经验主义。将话语局限于小叙事，这种做法使得批判理论无法对统治结构作出广泛的断言，也使得对社会整体的批判断言失去了合法性。他对“语言游戏之多样性的惊叹”，以及对增加话语之多样性，生产更加局部性的叙事与语言的倡导，也重复了当前学院中增加专业化语言、生产各种新的行业术语的潮流。正如我们在第八章将要指出的那样，后现代话语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学术领域内专业化程度迅速提高，迫切要求为学术市场生产常新话语的结果。和这种学院式多元主义不同，我们提倡为理论、批判和激进政治生产通用的、本土化的（vernacular）理论、批判和激进政治语言，以避免那种为了生产专业化语言而常常杜撰出一些生僻晦涩的行业术语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