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徘徊于康德和后现代之间：《歧异》

歧异是语言不稳定状态和非正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某种必定能措诸言辞的东西却无法言说……因而，关键的问题是在文学、哲学乃至政治当中找出一些方言土语，以便为歧异的存在提供证据。

利奥塔《歧异》

在《歧异》中，利奥塔转向了哲学，发展出了一种“语法哲学”（philosophy of phrase），从而为他即将推出的后现代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语言学转折。说来奇怪，利奥塔思想的发展路线与后结构主义运动恰好相反。先前的后结构主义者们，如巴尔特和克利丝蒂娃，是从偏爱语言和能指阶段转向偏爱躯体和欲望阶段的，而利奥塔却沿着相反的轨迹发展。他的早期著作置躯体、欲望和强度于语言之上。然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却转而推崇语言和哲学。

在他80年代的文本中，利奥塔从对语言和社会的较为概括性分析转向了更具哲学特色的话语。在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后现代理论中，他的这种哲学转向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利奥塔在某种程度上也在迎合80年代的后现代潮流，将一些“信件”和文章统统收集到论文集《后现代说明》（Le postmodern expliquéaux enfants）（1986）之中^〔8〕，不过他的大部分精力仍然集中在发展后现代哲学观点上。由于他的后现代哲学探究过于复杂，我们在这里很难作全面讨论，因此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焦点集中在对《歧异》的考察上，这本书对发展后现代哲学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歧异》中，利奥塔放弃了语言游戏概念，而代之以“语法体系”概念。在同其著作的英文译者乔治·阿比尔（George Abbeele）的一次谈话中，利奥塔指出：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Philosophy Investigation）一书的研究，帮助他“肃清了主体形而上学”。“从那以后，我意识到，‘语言游戏’概念中暗含着一个把语言当作工具箱的游戏者，因此重蹈了西方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常有的傲慢自大的覆辙。相反地，‘语法’（phrase）这个概念则意味着，所谓的游戏者是由语法来设定其具体位置的，这些语法的呈现要先于‘任何意向’。”（1984c：17）

利奥塔试图把主体从其理论中剔除掉，博德里拉也有与此相似的计划，两人在这一点上结成了同盟，这种计划与福柯晚期的自我驾驭概念以及德勒兹与加塔利寻求新主体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也就是说，利奥塔和博德里拉试图发展出不以任何方式诉诸主体的理论，而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却想生产出新的主体。彻底铲除主体的意图在利奥塔《歧异》这本最具匠心、最严肃、最复杂的哲学文本的格式和字里行间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这本书的中心问题是公正的条件，书中思想深受康德、维特根斯坦和语言哲学的影响。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集中在语言分析上，这些篇幅通常深奥复杂，专业性很强。他说：“是该开始搞哲学的时候了”（1988c：xiii），并真的这样做了。尤其是，利奥塔试图通过发展一种语法哲学来“重新言说政治”，这种语法哲学把语法视为理论的基本单位，而把连接这些语法当作其任务。利奥塔再次诉诸语法体制的异质性，认为将一种语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法（也就是说，把规范性话语翻译为描述性话语）是办不到的，或者说，不可能通过诉诸元理论来将各种话语秩序化、系统化或对之作出裁决。

尽管利奥塔把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晚期著作说成是“现代性的尾声和光荣的后现代性的序曲”（1988：3），然而在这本书中，他却未能对他所说“光荣的后现代性”作进一步论述，也没有系统地采用后现代话语。也许歧异本身正是光荣的后现代性所遵循的原则：“与诉讼不同，歧异是一个（至少）有两方参与的冲突事例，它不可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因为争执双方都缺乏一种可以诉诸的判定规则。一方具有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事另一方就缺乏合理性。然而，如果像处理一件诉讼案那样，为了平息歧异而强行诉诸某一条独特的判定规则，那将会委屈（至少是）它们中的某一方（假如双方都不承认这一规则的话，那么双方都会受到委屈）。”（1988c：xi）(www.daowen.com)

现代话语运用真理和判断的元话语来仲裁具体的歧异。继续他早期对普遍主义话语的非议，利奥塔认为，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压制弱者，镇压少数话语。像福柯的系谱学那样，利奥塔歧异哲学的目的是要揭明歧异，让少数话语发言，并因此保留而非压制差异。将这种分析运用到他早先的公正概念，他指出：我们必须不以普遍规则作判断，我们应当寻求差异，倾听那些代表着差异的沉默各方的声音；然后，我们应当允许缄默的声音去讲话，说出与多数话语相反的原则或观点。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突出并容忍差异，并且可以走向多元理性而非一元理性。

尽管利奥塔坚持强调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及他异性等后现代原则，但他却是用康德等现代哲学家的理论来说明这些原则的，这使得他的著作具有了一种（未被明确指出的）现代话语与后现代话语之间的紧张关系。该书的许多篇幅都在评论康德、黑格尔和现代哲学家，并且每每用现代话语来建立他的观点。通过这种方式，他解构了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僵硬对立，不过这也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利奥塔的近期著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后现代的？的确，利奥塔80年代的许多文本都是在评论康德，这些文本令人惊讶地转向了一位传统上一直被视为是典型的启蒙理性主义哲学家。

利奥塔眼中的康德是这样一位哲学家，他提出了三大批判，并指出在理论判断和道德判断、描述性命题和规范性命题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利奥塔多年来一直信奉这一观点。他把康德提出的第三个批判看作是沟通这一鸿沟的一个尝试，他认为这实质上是一项连接不同语法的计划。利奥塔也同意康德的如下观点：只可能有一个关于公正、共享、相互理解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理念，这个理念可以作为一个理想的准则，但却不能为一个具体事件提供实质性判准或普遍的判断。置康德理论的超验性与普遍主义特质于不顾，利奥塔反而想推崇批判的康德，推崇那位对三种判断能力（理论的、道德的、美学的）提出批判的康德。

利奥塔发现，康德的三种判断能力和判断类型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有着某种结构上的对应关系，所有这些东西都受它们各自的规则和标准所支配。不过，他比这些理论家要走得更远，在他看来，话语的异质性是必然的，永远存在着不可能被同化到普遍或者普适标准中去的差异。在《歧异》中，他还指出那种人与人相互团结、彼此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代“我们”已经土崩瓦解。他认为，在奥斯维辛事件之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借口来宣称人类本是一个整体，宣称普遍性是人类的真实状况。相反，群体的碎裂化和利益的相互竞争才是后现代的真实状况，因而论争（agonistics）将成为当代生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

利奥塔的理论正是建立在论争理论基础之上的，这种论争理论假定社会和文化生活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立场，语言中的冲突乃是势所难免的事情。歧异概念力图保证这些差异都能得到明确的陈述，保证那些少数或相反的观点能够进入到语言之中，并能得到社会话语的肯定。与此相反，极权主义话语却试图通过提倡普遍规则或标准来排斥边缘声音或相反声音，使其他声音和话语缄默。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肯定歧异乃是公正的首要原则，以此保证了所有的声音都能说话，都能进入到社会论争领域。

康德的崇高美学（aesthetics of the sublime）是影响利奥塔近期观点的另一个因素。在利奥塔看来，崇高就是指那些不能措诸言辞的、不能以传统的方式或言词来表现而需要以新的语言和形式来再现的东西。在这里，前卫美学再度成了他的理论和政治观点的核心，而且，这一次还是康德以他的崇高理论为利奥塔的美学化的理论和政治以及他的政治美学（political aesthetics）提供了参照点。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后现代状况》、《歧异》以及他的其他80年代著作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明显，我们并不认为他80年代的著作比《后现代状况》和《公正游戏》有新的重大突破。利奥塔向康德和“语法哲学”的转变，给他的后现代观点镀上了一层新的哲学光泽，但却并没有产生出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新飞跃。不过，尽管如此，利奥塔的语言学转向引起了人们对语言在建构主体性、政治以及我们日常生活方式等方面之重要性的关注。他的论争理论以及他对歧见的强调指明了冲突也发生于语言之中，因而对现存话语的质疑就成了实现社会批判和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他的歧异概念指出了阐明处于竞争中的各种理论和政治立场之间的差异性的必要性；这个概念指出了日常互动中的差异性是如何被掩盖和压制的，那就是借助更加强有力的手段把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的话语和实践，强加给那些不能在霸权话语中表达他们自己的需要与观点的附属群体。

利奥塔之所以将话语（phrasing）和言说（speaking）政治化，其本意在于动摇现存统治关系，进一步推进奥维尔（Orwell）、马尔库塞、福柯、哈贝马斯等人建立的语言政治。他所倡导的差异政治已经被一些群体及理论家所接受（我们将在第六章中谈到这些群体和理论家）；在第七章第4节讨论利奥塔与哈贝马斯的争论时，我们还将讨论到利奥塔的一些贡献，不过，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们想指出他的思想中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