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后现代状况》

未来社会将是分子语用学的社会，而不会是牛顿式人类学（如结构主义或系统理论）的社会。会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游戏——元素的异质性。它们只能产生各种补缀式的制度——局部决定论。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

《公正游戏》的一个脚注这样写道：

[利奥塔]提议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作出区分……后现代（或多神教）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学和艺术状况：没有指定的读者，也没有起规范作用的理想典范，在这种情况下，价值通常是通过实验过程来量度的。或者，用更戏剧化的语言说，在这种情况下，价值是根据感性和思想的材料、形式及结构被歪曲的程序来度量的。后现代并非取其历史分期上的意义（Lyotard and Thébaud，1985：16）。

在这段有趣的旁白中，利奥塔第一次使用了后现代一词，他把后现代与多神教，与规则、标准和原则的不在场以及对实验的需要、新话语和新价值的生产等联系在一起，在他的下一部著作《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彻底转向了后现代话语，对现代性话语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判，同时提出了新的后现代观点。在该书中，他试图发展一种现代认识论，以此来替代受西方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支配的哲学观点。“关于知识的报告”是该书的副标题，这本书乃是受加拿大政府之委托研究：

高度发达社会的知识状况。我决定用后现代这个词来描绘这种状况。这个词目前正流行于美洲大陆上的一些社会学家和批评家那里，用来指称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科学、文学、艺术等游戏规则之转变而出现的文化状况（1984 a：xxiii）。

在我们看来，后现代性指的是一个社会历史时代，后现代主义指的是在现代主义之后并且与现代主义相反的一种艺术形态；而后现代知识则指对现代认识论的批判。如果按照这种区分，那么，把利奥塔的文本看成是对后现代知识状况的研究，比简单地把它看成是对后现代状况的研究，要更准确一些，因为这部作品并没有提供对后现代性的分析，而只是对现代知识和后现代知识作了一番比较。^〔6〕的确，像福柯一样，利奥塔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对现代知识的批判以及对新知识的呼吁上，而不是集中在对后现代社会或文化形式的分析上。(www.daowen.com)

事实上，在我们所考察过的理论中，利奥塔是唯一一位未能对现代性这一社会经济现象提出批判观点的理论家。他从不把现代性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是将他自己仅仅限制在批判现代知识这一点上，这同他的后现代认识论是相一致的。这样一来，对利奥塔来说，现代性就是现代理性、启蒙、总体化思想以及历史哲学。由于他未能发展出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分析，因而这些概念在他的著作中理论化程度严重不足，这使得他的后现代理论脱离了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而成了一门哲学。利奥塔由此完成了向语言学和哲学的转向，从此，他的理论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

在利奥塔看来，现代知识有三种状况：为使基础主义主张合法化而对元叙事的诉诸；作为合法化之必然后果的使非法化（delegitimation）⁽²⁾和排他；对同质化的认识论律令和道德法律令的欲求。与此相反，后现代知识是反元叙事和反基础主义的；它回避了宏大的合法化图式；拥护异质性、多元性和不断的革新，拥护在参与者同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切实可行的局部规则和规范，因而拥护微观政治。后现代因此意味着发展一种适应新的知识状况的新认识论。该书的核心问题是传统哲学及传统社会理论的宏大叙事与他所说的那种更为可取的后现代知识之间的差异。

利奥塔宣称，现代话语为了使其观点合法化而诉诸于进步与解放、历史或精神之辩证法、或者意义与真理的铭刻（inscription）等元叙事。例如，现代科学就是通过宣称它能将人们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并且能够带来真理、财富和进步而使自身合法化的。从这一点看，后现代应该被界定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对形而上哲学、历史哲学以及任何形式的总体化思想——不管是黑格尔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实证主义——的拒斥。利奥塔声称，现代性的元叙事倾向于排他，并且倾向于欲求普遍的元律令（metaprescriptions）。例如，科学家就是现代性排他倾向的一个范例（1984a：80）。利奥塔认为现代性寻求普遍化、同质化元律令的作法，违背了他所说的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原则。不仅如此，他还声称，寻求共识（consensus）的作法也违背了异质性原则，给异质性的东西强加上了一个同质性标准和一个虚假的普遍性。

与此相反，利奥塔置歧见（dissenus）于共识之上，置分歧和异议于一致和共识之上，置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于普遍性之上。他写道：

共识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发明总是诞生于歧见之中。后现代知识绝不只是权威们的一个工具；它提高了我们对差异的感受性，并且增强了我们容忍不可通约之事物的能力（1984a：75）。

在利奥塔看来，知识产生于歧见，产生于对现存范式的怀疑和对新范式的发明，而非产生于对普遍真理或共识的赞同。尽管利奥塔的主要焦点放在认识论方面，但是他也含蓄地提到了一种后现代状况概念，他写道：“我们潜在的假设是：由于社会已经进入了众所周知的后工业时期，而且文化也进入了众所周知的后现代时期，因而知识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改变”（1984a：37）。像博德里拉那样，利奥塔这里把后现代同所谓的“后工业社会”趋势联系在一起。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计算机、信息、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的社会，一个由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引起的迅速变化的社会。的确，他似乎同意那些强调知识、信息以及计算机化之重要性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们的观点，因而把后现代社会说成是“计算机化社会”。

对利奥塔来说，就像对于“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一样，技术和知识成了社会的主要组织原则。^〔7〕另一方面，利奥塔又不同于丹尼尔·贝尔等后工业社会理论家，他并不认为后现代社会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在他早期著作中，他曾强调指出，技术与知识是随着货币的流通而流通和发展的（1984a：6）。由于利奥塔拒斥宏观理论，因而，他未能，而且从原则上讲也不可能对技术、资本和社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作出适当的分析，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第4节中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