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多神教、公正游戏及后现代转向

《力比多经济学》之后，利奥塔出版了一系列文学/哲学实验文本，并在1977至1979年间出版了一些讨论艺术问题的著作，这一时期正是他转向后现代的时期。他的早期作品致力于探究、质疑、颠覆、改造、甚至取消理论话语（例如《力比多经济学》）。在他以《后现代状况》一书回归到理论著作和理论话语之前，他一直在寻找另一种表达“理论”观点的方法，例如，运用文学实验、艺术评论、哲学对话以及“框架式的”文章等来表达理论。的确，他的文学作品《颤动的叙事》（Recits tremblant）和《和平之墙》（Lemur du pacifique）所表达的都是一些理论观点，他的哲学对话也不例外。

《多神教的启示》（Lessons in Paganism）（Lyotard 1989）是一本利奥塔与他本人的哲学对话著作，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提出了他的新的“多神教”（pagan）哲学，并语带讽刺地批评了那些正埋头于和马克思主义论战，以及和诸如黑格尔与马克思等“思想大师”论战的“新哲学家们”，这些“新哲学家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和那些思想大师们应对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以及其他当代恐怖事件负责。“多神教”屏弃了对真理和确定性的现代关怀，不过，它宣告了对公正的关怀。这种向明显的公正哲学的转向，同利奥塔早些时候无关道德标准的生机论观点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利奥塔认为一切话语都是叙事性的，并将他的焦点放在对叙事的分析上。叙事发生于特定的叙事背景之中，它们所参照的材料是另一些叙事。对“多神教”来说，不存在特权叙事，不存在关于真理或宏大历史叙事的元理论。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启蒙理论都是历史性的叙事，是关于历史过程的故事（1987：126），它们本身并不是历史的基础或真理。实际上，马克思的元叙事成了证明“由共产主义政权所书写的历史”之正当性的理由，从而使现存的共产主义政权合法化了（1989：128）。利奥塔攻击这种叙事，他赞成那些共产主义政权的反对者们所提倡的与此相反的叙事。由此看来，早在写《后现代状况》这本推崇我们文化中的“小叙事”和多元化叙事的著作之前，他已开始攻击“宏大叙事”了。

利奥塔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隐蔽的叙事”，因而“我们不应该被那些宣称它们永远有效的说法欺骗”（1989：130）。不过，《多神教的启示》一书的大部分篇幅只是在嘲笑那些“新哲学家”（1989：141），而没有能充分地阐明他的“公正”概念。这个问题变成了《公正游戏》一书的中心议题。《公正游戏》是利奥塔与让-劳普·泰博的一本对话集，在该书中，利奥塔继续批判现代理论，把它同他的“多神教”相对立。该书的法文名是Au Juste，可以解读为“走向公i正”，但有必要把它按英文书名“公正游戏”来解读，因为英文书名的意思是去公正地玩游戏，而不是以一种轻浮随便的方式玩游戏，公正意味着要按规则来玩，并且要维护不同的语言游戏（如理论、伦理、美学等等）规则的自主性。

《公正游戏》也包含了对启蒙普遍性的攻击（Lyotard and Thébaul 1985：11）以及对信仰绝对判准的攻击。利奥塔现在把多神教描述为“对那种不以标准来下判断的情境的称谓”（1985：16）。“公正”只能是局部的、多元的、暂时的，随着论争对象和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所有的话语都被看成是语言游戏棋局中的不同棋法（1985：55），而且利奥塔认为，公正棋法始终应被理解为一定情境中的棋法，它们总是战术性的，并且始终应该把它们所出现于其中的情境也考虑在内。利奥塔把这种多神教话语描述为仅仅是一些具有弹性的操作指南，其有效性总是为具体情境所制约。因而，政治话语总是在局部的、特定的、策略性的介入当中，随着具体情境、案例、棋法的一步步转换而取得进展的。

对话的大部分内容讨论的是规范话语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证明具体规范的合理性？利奥塔坚持描述性陈述和规范性陈述之间的差别，坚持是与应该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认为规范只能是具体的、个别的，绝对不容许被普遍化。我们注定要去制定一些规范——“人不能无规范而生活”——但是必须逐一去制定，既不能诉诸本体论，也不能提出普适性的主张（1985：.59，59）。

因此，在对话结尾部分利奥塔提出了一种“多元公正”观点，他写道：(www.daowen.com)

是的，首先，公正是多元的，每一种公正都是按照同它相关联的某种游戏的具体规则来界定的。这些规则规定什么是必须做的，以使得某种指示性陈述、某种质疑性陈述或者某种规范性的陈述，能够依据其所属游戏的判准为人们所接受并被视为是“好的”。公正不仅意味着遵守规则；正如在所有游戏中那样，公正还包括去修改规则所允许的限度，以便发明新的棋法，甚至是新的规则或新的游戏（1985：100）。

这里，利奥塔为后现代多样政治、多元政治和边缘政治提供了基础。在《论弱者的力量》（On the Strength of the Weak）（1978b）一文中，他提出了一种介入到现存语言游戏中去的介入政治，主张通过介入霸权话语来推翻霸权话语之规则、原则和观点。他的效仿对象是那些攻击大师话语及真理话语，在主流话语内部编织计谋的古代智者派哲学家。和当时某些对立思潮（如博德里拉和其他一些人的理论）不同，利奥塔认为，设想处身于霸权话语之外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通过运用与其他话语相对立的霸权话语的规则来占领这些霸权话语，并动摇它们。譬如，他建议我们在所从事的任何领域内（例如哲学、文学批评、经济等领域内）制造悖论、谬误推理，或是指出霸权话语中的困境，以此来搅乱、困扰并瓦解这些霸权话语。

从某种意义上讲，利奥塔的目的是想把政治还原为修辞艺术，试图以此来摧毁那种寻求普遍性与确定性的真理政治，并代之以一种局部的、谦逊的、暂时的、以话语的修辞效果为核心的、故意“强词夺理的”诡诈政治、策略政治、以诡秘方式从事颠覆的政治。利奥塔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走向了自由改良主义（liberal reformism），只不过，他以后现代方式对之进行了重构。反对那种以普遍的公正理论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改造宏观结构来创造一个公正社会的现代公正概念，利奥塔提出了一种植根于微观政治的多元公正概念。

利奥塔和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其他后现代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专注于伦理和政治方面的公正话语，并将之视为他的后现代政治的主要焦点。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考察过的那些后现代政治理论那样，利奥塔的纲领也是非常之概括，未能被充分地展开，其中包含着一些从未予以适当理论化的口号和纲领性的提法。无论如何，利奥塔的后现代政治现在是并且此后一直是一种话语政治，一种在语言游戏内从事斗争的政治。对利奥塔来说，政治斗争就是在语言中进行推论性介入，质疑[现存的]规则、标准、形式、原则和观点，同时提出新的规则、标准、生活方式以及观点。斗争既可能在既定的语言游戏（例如政治、哲学和艺术）内部展开，也可能在这些语言游戏之间展开。不过利奥塔坚持认为，不存在凌驾于其他一切游戏之上的语言游戏，没有特权话语，也没有普遍性的公正理论可供我们去解决不同语言游戏之间的斗争。在每一种情况下，公正都是一种暂时性的判断，它不承认普遍原则或原则的普遍化。我们必须同意：在任何时候，异议、怀疑和挑战都是被允许的，否则出现的就不是公正而是恐怖了。我们还必须同意：没有哪种语言游戏可以在几种相互竞争的语言游戏中间充当裁判，同样，也没有哪种具体的原则或规则可以被用来自动地平息争议或消除差异。

在《公正游戏》的最后，利奥塔承认“多元公正”乃是“非常悖谬地由某种普遍的价值规范来保证的。它规定我们必须遵守每一种游戏特有的公正，尽管它们有可能是刚刚才被确立的”（Lyotard and Thébaud 1985：100）。利奥塔的对话者泰博指出了他观点中的这种悖谬，他说：他（利奥塔）“说话的口气就好像他本人是位伟大的规范制定者”，对话最后在一片笑声中结束。笑声掩盖了利奥塔思想中当时尚未被承认的、直到80年代才明显表现出来的向康德的转向。不过，在我们转向讨论利奥塔思想中的这种转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后现代转向，以及他赞成后现代话语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