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困境与盲点

通过对上面这篇文章的反思，我们发现了博德里拉当前理论观点中的一些明显的局限。首先，他的有关价值的碎形阶段的观点严重地缺乏理论化。他几乎没有对这个价值阶段做任何说明，而且他所列举的例子也没有什么用处。很难弄清楚他为什么要选择“碎形”一词——IBM公司数学家B.曼德尔布洛特（Benoit Mandelbrot）于1975年发明的一个词，用以形容自然界中的不规则形状——来描绘当前的价值阶段。而且，我们弄不清楚博德里拉的碎形话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以当前的碎形科学话语为根据的，抑或那只是他自己的随意杜撰。从他80年代著作的一贯做法来看，他所使用的那些概念与其说是一些科学概念，莫如说是一些口号，这些概念很少得到精确的分析、解释和说明。事实上，我们很难确定：博德里拉是否真的理解当前的科学理论！他总是不断地以一种诡异的方式借用科学隐喻——例如黑洞、莫比乌斯带、突变理论等——来描述当前社会状况，可他对这些观点的引用却又很不确当，而且不具启发性。

而且，博德里拉的分析是在一种抽象层次上进行的。他未能做出一些关键性的区分，而是热衷于做一些很不恰当的抽象。例如，西利曼（Ron Siliman）在蒙大拿会议上就曾针对博德里拉的演说指出：博德里拉未能分清性欲倒错和超性别这两个概念。性欲倒错者是那些喜欢颠倒服饰规则，装扮成相反性别的成员、热衷于“性别上的瞎闹（gender fucking）的人”；与此相对照，超性别者经常是一些身心备受折磨和痛苦的个体，他（她）们无论以何种性别出现，都会觉得不自在，这可以从那些做过性别改换手术者所具有的较高的自杀率中看出来。可是，博德里拉的符号世界却抹煞了人类的痛苦，只是抽象地描绘某些脱离了物质基础的符号景观。

他的游记《美国》（1988d）一书也表现出了同样糟糕的抽象。他匆匆地穿过美国的荒漠，只看到了一些从他身边飘忽而过的符号。他看着电视机上的里根，却只看到了他的微笑。他出没于南加利福尼亚，却得出结论说美国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乌托邦”。他压根没有看到那些无家可归者、穷困潦倒者，未看到到处存在的种族和性别歧视，以及死于艾滋病者和受压迫的外来移民，未能把他所观察到的任何现象同资本主义的变迁联系在一起（他甚至否认资本主义曾经存在于美国！），或者同80年代的保守主义政治霸权联系在一起。可见，博德里拉头脑中所想的乃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脱离了社会关系和政治经济的符号拜物教，为的是要在超美学、超性别、超政治的性欲倒错景观中感知符号的游戏。博德里拉的这种“超”把戏，只是一名唯心主义者匆匆路过一个他从未莅临、也不了解、甚至根本没有认真去对待的环境时，浮光掠影地瞥见的一点皮毛而已。

的确，博德里拉抹熬了性别之间和种族之间的根本差异，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极端麻木不仁、甚至是荒谬绝伦的，因为绝大多数美国黑人和有色人种正遭受着种族主义的荼毒。种族差异这一事实——与博德里拉的看法正相反——仍然是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而且，绝大多数黑人是无法像迈克尔·杰克逊那样获得由媒体所带来的那么多的声誉和财富，因而无法轻易地将各种种族和性别特征进行新的组合配置。很明显，任何一位曾在美国生活过的人（不管他生活了多久），都会发现种族压迫和差异是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征，然而，博德里拉的碎形价值理论却恰恰抹煞了这一事实。

事实上，博德里拉当前的观点非常肤浅，表现为：草率的概括，极端的抽象，符号唯心主义，以及一些经常重复的陈词滥调，例如：我们正处于一种类象的、熵的、碎形主体的、冷漠的、性欲倒错的……“后纵欲状况”，真是令人作呕。假如他只是在表达个人的意见，或者声明只是在表达一种关于事物的可能的观点，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去欣赏他的玄虚荒诞的絮叨。然而，博德里拉却越来越自负，声称他是在描绘“事物之真正状态”，在为大众讲话，在告诉“我们”究竟什么东西才是可信的。例如，在《超美学，超性别，超政治》一文的一开始，他就慨然陈辞道：

人们普遍地认为前卫的东西已不复存在，无论是性方面的，还是政治或艺术方面的；认为这场现代性的革命运动，这场对应着历史的线性加速、对应着一种预期未来的能力、并继而成为一种以欲望、革命或形式的解放等名义发动的激进批判运动已经结束。情况的确是这样。这场被称为现代性的伟大革命，并没有如我们曾一度梦想的那样，给我们带来一切价值的嬗变（transmutation），反而造成了价值的撒播与混乱，使我们陷入了全面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首先表现在我们再也没有能力去掌握那些决定着事物的美学原则（政治原则或性方面的原则）了。

这样一来，博德里拉便使他自己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先是认为在一个类象和超真实的时代真实已不复存在，然后却又不停地诉诸于“今日事物之真实状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一方面声称“我们没有能力”去认识这个或那个事物，另一方面却又不假思索地说“情况的确是这样”，“使我们陷入了全面的混乱状态”。博德里拉表面上把自己轻易地打扮成和大众、和“我们”处于同一战壕，然而骨子里却装满了自负和伪善，因为他的整个演讲的潜台词就是：只有他才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而“我们”却仍处在混乱和被蒙骗中。尽管他的观点只是基于纯粹的主观直觉或是嘲讽式的游戏，然而他却偏要将之打扮成深刻的真理，而他的那些追随者们竟然对之称颂不迭。博德里拉虽然对总体化思想作了后现代批判，但就其思想的最坏的一面讲，他实际上是再现了总体化思想。而且，他虽然批判了那种自信是在如实描述现实的再现式思想，却又偷偷地把自己的冥想和旁白当成是直逼事物之核心的洞见，并四处去兜售。

另一方面，博德里拉的肤浅和平庸也可以看作是对当代文化中的许多肤浅和平庸现象的再现，正是这一点为他的作品赢得了某种共鸣和潜在的用途。的确，对新事物的同情已经使博德里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获得了某种声望。不难看出，人们之所以对后现代理论深表兴趣，归根结蒂是出于对当下时刻的困惑，出于对我们处身其中的当前社会状况及其每每惊人的发展与变化的困惑。可是，在陈述这些新事物时，后现代理论——尤其是博德里拉及其追随者们的理论——却倾向于蜕化为口号或虚夸的辞藻，缺乏任何系统性的或综合性的理论观点。由于博德里拉及其他后现代理论家们的所作所为，理论本身已经被“后现代化”，为的是去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因此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思想及态度的一种工具。尽管对于某些后现代理论家（例如利奥塔）来说，放弃系统性的社会理论乃是出于方法论上的需要，但是我们怀疑，对于博德里拉来说，这种放弃也许是懒惰或理论能力枯竭的表征。博德里拉非但不去系统地整理其观点，或是对之稍加谨慎推敲，反而越来越倾向于采用一种格言式的写作方式，就像一挺机关枪，对着同一个目标连续地射出同样的观念子弹，直到这些观念都变成了一堆陈词滥调。

令人惊讶的是，博德里拉竟然就寄生在他所拒斥的东西——历史和社会实体——之上。他虽然拒斥社会和真实这两个概念，却又在不断地谈论着当代社会场景，而且，他的研究所具有的任何价值与效力都依赖于他所察到的东西。他总是用“崭新境况”一词来表达当代社会状况的新颖性以及对新理论的要求。他还多次使用了“不再”、“过时”、“不复”等社会学辞藻，这种用法本身暗含着有人已经认识到了从一种状况向另一种状况的变迁转移。例如，《传播的迷狂》（1983c）一书就是围绕着“那时”与“现在”之间的对比组织起来的。那时指的是场景、深度、异化与本真的时代；而现在则是猥亵的、肤浅的、传播变得迷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主体已碎裂到一系列的传播网络中了。

然而，恰恰是一些发生于当代的事件和经验，博德里拉80年代的文本却完全未能予以描述。读一读他1986年秋天在纽约“世界末日”大会上的那篇演讲稿：《令人作呕的废墟》（Anorexic Ruins）（1989b：29），再联系一下80年代末发生于欧洲及其他一些地方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也许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博德里拉不断重复着他的历史终结的口号，把历史看成是一堆令人作呕的废墟。柏林墙就是这堆废墟的一个部分，他视之为一段曾“火热”一时的历史的死形象，而今已成为历史走到终结的标志（1986b：35）。然而，这堵墙却在1989年末被戏剧性地拆掉了，人们欣喜若狂地庆祝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一事件使得博德里拉的那些关于已经被冻结的历史的忧郁沉思显得非常滑稽可笑。此外，这位伟大的后现代预言家也未能看到共产主义世界中正在来临的骚乱。他写道：

歇斯底里式的变化掩盖了过程的滞后，尤其是历史过程的滞后。历史过程其实并没有终止，而是依靠惯性继续延伸和持存着，因而其进程似乎显得非常平稳。在东方，历史的指针已随共产主义一道走向了停滞；在西方，由于其过度的自由，“自由”已经破产，因而历史的指针也随之停滞不前了。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政治策略便不再担有任何风险。一个恰好在指针停止之际走入这个场景的人，将会很有希望停留在这一点上，而一任历史去空转（1989b：40）。

所幸的是，东欧及共产主义世界的人民并未受博德里拉的误导，相反地，他们提出了一些崭新的而且常常是英勇的政治策略，并由此引发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后果（参见第八章对“一九八九年”的分析）。奇怪的是，博德里拉一方面夷平了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而另一方却又在某种程度上给他的社会学学科赋予了特殊地位，似乎他的社会学学科能够掌握诸如符号、符码等事物发生变化的真正原因，能够掌握客体的轨迹、大众的命运等等。由此可见，博德里拉实际上是一位身不由己的社会学家，他的反社会学（anti_sociology）其实是一种隐蔽的社会学。不过，把博德里拉的著作看成一种超社会学（trans_sociology），看作幻想一种可能的未来或即将来临之事态的科幻小说，也许更中肯一些。事实上，下述方法也许是解读博德里拉的一个真正有用的方法，即把他的作品看成是对可能的未来的一种反乌托邦式投射，可以和赫胥黎（Aldous Huxley）⁽⁵⁾、奥威尔（George Orwell）⁽⁶⁾的作品以及电脑旁克（cyberpunk）小说⁽⁷⁾归为一类来读。

不仅如此，我们越来越发现博德里拉是超政治的，超越了一切政治倾向和立场。在1989年蒙大拿州的那次演说中，他声称：正如每个人现在都是超性别者一样，“我们突然之间都成了超政治者，也就是说我们都成了对政治冷漠如冰、不加分辨的人，成了政治上的雌雄同体者，吸收并拒斥最为矛盾的意识形态，而且只懂得如何戴假面具。我们甚至也许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成了政治上的人妖（drag queens）。”

博德里拉所说的“我们”，其实是一种肤浅的同质化伎俩，它掩盖了差异并抹煞了复杂性（警惕“我们”！）。不仅如此，与博德里拉相反，我们之中的许多人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政治认同，因而上述这番话或许恰好准确地表明了博德里拉自己的超政治冷漠。尽管在英语世界中，他依然常常被视为一名左派分子，但事实上，博德里拉已经远远地进入了超真实领域，因而我们很难确定他目前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博德里拉本人也否认这种政治区分有任何实际意义。不过，他却越来越喜欢公开地同法国左派展开对抗性政治论辩，并且还不时地表露出对生态主义者、和平运动者、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通常被认为是进步人士的轻蔑。^〔8〕

因此，从心底讲，我们宁愿建议：最好把80年代的博德里拉解读为“超政治的”，因为他的观点很难纳入到传统政治模型中去。的确，博德里拉超出了左派、右派及传统政治定义，尽管他的政治旁白具有一股浓烈的新尼采式的、贵族式的唯美主义气息，而且这一点在法国文化界几乎无人不晓。博德里拉为我们建立一种综合性的后现代理论——关于一个新历史时代的理论——提供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东西，不过，尽管如此，他的努力最终却令人惋惜地停留在粗浅的理论水平上，不宜用来说明他认为正在发生着的那些重大变化。其结果是，他虽然将我们带上了发展后现代性理论的旅途，却最终未能给我们带来真正货真价实的东西。

不过，博德里拉早期及中期的大部分著作却极富价值，能够说明当代技术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发展。他的早期著作以一种新颖的方式综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符号学，提出了一种符号政治经济学，其中有许多关于消费和媒体社会的敏锐观点。他中期讨论类象、超真实以及内爆的著作通常都很精彩，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向类象和超真实转变的特征，而且这些范畴对于分析当代媒体和文化趋势非常有用。然而，他的最极端的后现代理论却常常将一些当代趋势当成是最终的定局。他夸大了后现代类象和超真实构成当代社会的程度，而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抹煞则起到了使资本主义的持续统治神秘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新近涌现出的新式类象、电脑空间、用技术手段创造出来的各种现实（如计算机游戏、人工食品和化妆品、人工感知元件）以及其他新奇事物，则预示着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如博德里拉的范畴所预期的那些戏剧性变化。^〔9〕

因此，博德里拉最好的作品可以和J.G.巴拉德（J.G.Balard）、菲力浦·狄克（Philip Dick）、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等人的小说以及电脑旁克小说等一并来读，它们都提出了对未来世界的设想，这些设想很好地说明了当前高科技社会的实际状况。这些小说具体化了后现代范畴，而且博德里拉本人也深受某些这类小说的影响。^〔10〕不幸的是，在80年代，博德里拉既没有继续坚持他对类象及超真实的研究，也没有开辟出任何令人振奋的新的理论视角。他有一种非常奇怪的习惯，总是抛弃他最好的观点，放弃最有希望的研究视角。例如，在70年代中期，他放弃了对综合符号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执着，并犯下了与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一致命错误。而在80年代，他又放弃了对类象的研究，转向了形而上学和超政治。

不过，就在博德里拉的理论逐渐走向破产之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却进入了一个多产时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后现代观点，下面我们就转向对利奥塔的研究。

注　释(www.daowen.com)

〔1〕参见Kroker and Levin，1984：6，以及《对撰稿人的说明》（Notes on Contributors）一文（Kroker等，1989：265）。

〔2〕要想了解对博德里拉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Kellner 1989b以及Best 1989b。

〔3〕要想了解卢卡奇关于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活已被全盘商品化和物质化的理论，请参阅Lukács，1971。法兰克福学派也曾认识到商品和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不过，尽管博德里拉同法兰克福学派在出发点和观点上都很相似，但博德里拉是用符号学概念来研究当代世界的，因而他的著作同这些先驱者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有关法兰克福学派对商品化和消费社会的分析，请参阅Kellner，1989a。

〔4〕在《符号交换与死亡》一书中（第193页），博德里拉引述了福柯的一些重要著作，认为这些著作对我们文化的真实历史作了最为精彩的分析，堪称为歧视的系谱学（Genealogy of Discrimination）（1976：195）。全书始终回旋着福柯关于规诫性社会、躯体的规范化等问题的观点。令人不解的是，此后不久，博德里拉竟然告诉我们应当《遗忘福柯》（1989a）。

〔5〕在《权力意志》中，尼采写道（1967：330）：“世界的价值存在于我们的解释中……人（man，原文如此）的每一次提升都将克服原来的狭隘解释；权力的每一次强化和增长，都将开辟出新的视角，并意味着对新的视界（horizons）的信仰——这种理念贯穿于我的所有作品中。”

〔6〕参见Baudrillard，1986a。博德里拉在该书中将自己的观点区别于对哲学的后现代复兴（第32页）以及对旧价值、旧观念的后现代修补（第38页）。在另一篇访谈录中，他声称他的类象理论和宿命策略不仅仅是一种后现代理论：“在幻象、诱惑及宿命策略等概念中，的确存在着一些形而上学问题（没有必要把这些问题想得太严重），譬如把后现代归结为由知识界的流行风尚所产生的后果，或者归结为由现代性之失败而引发的一种综合症。从这一意义上讲，后现代本身的确是后—现代的：它本身只是一个肤浅的类像模型，除其自身外，它不能指称任何东西。不过，近来一些情况表明，它（后现代）是很有生命力的”（1989b：5）。

〔7〕在1989年一次以“山坳中的博德里拉”为题的大会上，博德里拉作了主要发言，《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前任编辑、诗人R.西利曼（Ron Siliman）对他的发言作出了反应。感谢西利曼先生，是他为我们提供了博德里拉的演讲内容和他本人对这个演讲的反应，这篇文章是博德里拉《邪恶的透明》（Latransparence du mal）（1990）一书的核心篇目，该书只收集了博德里拉的近期短篇作品。

〔8〕尽管许多人都认为博德里拉是一位激进的左派分子，但事实上，在有“新哲学家”之称的商人勒维（Bernard_Henri Lévy）主编的系列丛书中，博德里拉出版了他的好几本80年代的著作，而勒维本人曾协助领导新右派（New Right）精锐力量攻击过马克思主义和左派，要求他们为古格拉集中营及其他暴政行径负责。

〔9〕假如随便打开下列一些杂志，如High Frontiers；Mondo 2000；Reality Hackers；Processed World以及其他一些更为通俗的计算机及高科技出版物，我们都会发现其中所反映的新技术和人工产品的确很好地印证了博德里拉的后现代范畴。

〔10〕例如，可以参阅他对巴拉勒《崩溃》（Crash）的分析，该分析收录于《幻象与类象》（Simulacres et simulation）（Bau_drillard，1981：165）中。博德里拉也协助编辑了布柏格文化中心（Beauborg Cultural Centre）的出版物《横越》（Traverses），其中常常刊登一些未来主义文章，以及就超真实、幻象、计算机、机器人等主题发表的一些独特的争论文章。

【注释】

(1)麦克卢汉（1911—1980），加拿大传播理论家，曾任教于多伦多大学（1946—1966），认为计算机、电视等传播手段对社会及艺术、科学、宗教等产生了强烈影响。著有《人的延伸》、《媒体即信息》等书。——译注

(2)幻象原意指没有现实根据的、非真实的影像或幻觉，这里并没有这一层意思，而是仅指没有具体的指涉对象的类象或模型。——译注

(3)Seduce一词含有诱奸、怂恿、诱惑、教唆等多重意思。——译注

(4)reversal，指主客体角色的逆转。——译注

(5)赫胥黎（1894—1963），美籍英国作家，写有诗歌、小说、剧本、文艺评论等，所写小说被称为“概念小说”，代表作有寓言体讽刺小说《勇敢的新世界》、《针锋相对》等，1937年移居美国，后期作品带有神秘主义色彩。——译注

(6)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原名A.E.布莱尔（Eric Athur Blair），曾一度信仰马克思主义，后鼓吹社会民主主义，主要作品有反乌托邦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年》。——译注

(7)电脑旁克小说是一种科幻小说形式，主要描写被电脑网络控制的未来恐怖世界，宣扬一种技术悲观主义的反乌托邦情调。——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