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历史的终结

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想法：超过了某一确定的时刻，历史就不再是真实的了。不知不觉中，突然之间全人类已将真实抛在身后。从那个时刻起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再是真实的，然而我们却未能意识到这一情况。眼下，我们的任务和职责就是要找出这一点，否则，只要我们还不能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注定要继续目前的毁灭进程。

坎内蒂《人类的职责》

博德里拉的大部分后现代理论，都致力于将现代性的那些关键特征（如生产、真实、社会、历史等）的终结或消失予以概念化（conceptualizing）。他经常引用坎内蒂（Elias Canetti）的说法：在某一确定的时刻，人类已经退出了历史，进入到了一种新的后历史存在方式（Baudrillard，1987a：67）。这一过程构成了一种历史的迷狂状态，因为“就迷狂这个词的原始意义讲，它是一条同时通向形式之消解与超越的道路”（Baudrillard，1987a：68）。博德里拉对历史终结的讨论，乃是他80年代执着于消逝模式的具体表现，也是他热衷于描述现代性关键概念之消逝的具体表现。对于现代性来说，历史是它的根基和灵魂：现代性是一个变化、革新、进步和发展的过程。而且，历史原曾是这一时代的希望之源：人们认为它将给全人类带来民主、革命、社会主义、进步和幸福等等。然而，博德里拉认为，随着历史的终结，所有这一切如今都烟消云散了。

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声称历史仍然（仅仅）活在一种类象状态中，成了一系列的特殊效应或一件玩物（Baudrillard，1987a：68，134）。历史并不像过去上帝被宣告死亡那样消亡掉的，而是“突然之间，峰回路转，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就在某个地方，真实的、具有游戏规则并拥有可供大家倚靠的稳固篱桩的场景不见了”（Baudrillard，1987a：69）。在博德里拉看来，不再有任何稳定的结构、因果联系、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或某种确定的形式可供我们去描述历史的轨迹或发展道路。相反，一切都受制于不确定性和难以逆料、让人迷惘的偶然机缘。

在《公元2000年已经来临》（The Year 2000 Has Already Happened）（1988a）一文中，博德里拉对历史的终结作了最为详细的说明。他对历史如何终结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他的第一个假说来源于天体物理学所提到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随着宇宙膨胀速度的不断加快，历史最终将消失于“一种超空间中，在那里，一切意义都将消失”（1988a：36）。他的第二个假说也导源于物理学，但其情形却恰好同第一个假设相反。根据熵概念，博德里拉认为，如果社会、大众达到了一种绝对被动和无聊的状态，历史就会内爆为一种惯性或一种凝滞状态（1988a：37）。他的第三个假说导源于技术学，这一假说认为在技术日臻完善的情况下，实体将不再像过去那样存在。因而，正如我们目前所认识到的那样，随着立体声音响装置的日臻完善，可以预见到，音乐将会消失。最终结果是，由于我们远离了历史的真实而接受了模拟的真实，我们进入了一个性质迥异的经验领域（1988a：40）。

博德里拉认为，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新的没有未来的未来，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事件在等待着我们，因为一切均已完成了，已经都已完美了，并且注定只能去无限地重复：同样事件的无休止的重复，这就是西方的后现代命运。他声称，当前那种拼命搜集和传播信息、记录历史事件的狂热举动，表明人们已经绝望地意识到不会再有历史了，我们被冰结在凝滞了的现在，时间消失了（1988a：43）。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剩下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使我们自己去适应给我们留下的这点时间；而这点时间也似乎由于这场逆转⁽⁴⁾失去了任何意义。摆在我们面前的20世纪剩下的最后一段时间犹如一片空荡荡的海滩”（1988a：44）。

有趣的是，博德里拉关于历史之终结的理论，同某些保守主义者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竟如出一辙。正如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1988）所指出的那样，后历史（post_historie）理论——例如德国保守主义社会学家格伦（Gehlen）和谢尔斯基（Schelsky）所提出的那些理论——排除了除“科技社会”这一出路之外的任何可能的未来出路。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其中也包括博德里拉，技术社会乃是西方在劫难逃的命运。后历史理论所采用的那种能够自我复制的、具有完备控制机制和功能机制的模型，同技术社会或自动控制社会的颂扬者以及博德里拉等人所运用的模型非常接近。就在最近，美国国务院的新保守主义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就出版了一本名为《历史的终结》的书，书中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最有希望的社会制度已经战胜了共产主义，成为最理想的社会模型，其他所有的观念都已过时或破产。其结果是，博德里拉这位一向激进的理论家，在提出历史终结观念时，却加入了保守主义者的行列，加入了为现实做消极辩解的保守主义传统，面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竟想象不出任何出路。

《公元2000年已经来临》一书表明，博德里拉的思想已经冻结在历史终结的静态形象中了。顽固地抱守着熵的观点，毫无意义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一些相同的看法，这正是他80年代著作的基本特征。这种静止感和厌倦感在《冷漠的记忆》（Cool Memories）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该书中，他以口号形式反复重复着他所钟爱的那些理念，很快便使这些理念变成了一堆滥调陈词。而他的那些发表于《冷漠的记忆》之后的文章大多倾向于对热点时事问题作一些怪异的评论，这些热点问题包括：海德格尔与纳粹分子的关系、毒品、1968年的法国学生事件、1987年的股市崩溃以及当代艺术等等。这些文章将一些敏锐的社会学洞见同一些陈腐的冗词滥调、一些一再重复的自鸣得意的理念以及一些彻头彻尾的曲解和诡辩搀和在一起。这表明博德里拉80年代后期的著作既有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也包含着一些妄言谵语、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厌恶人类的胡言乱语。他提不出任何有意义的新观点或新理念，他的事业看来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www.daowen.com)

这一点在他80年代那篇也许是最雄心勃勃的文章《超政治，超性别，超美学》（Transpolitics，Transexaulity，and Transaethetics）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篇文章是他在1988年5月美国首届博德里拉学术会议上的基调性发言的原稿，文章总结了他当时的立场，并试图勾勒出一些新的出发点。^〔7〕文章再次指出，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性形式以及政治形式均已穷尽，并建议人们采取“谵妄的心态”来适应“谵妄的事态”。

“超美学”指美学已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和特殊性。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境中，审美判断已不再可能：“在艺术问题上我们都是一些不可知论者：我们不再有任何美学信仰，不再信奉任何美学信条，要不然就信奉所有的美学信条（这正是不可知论者对待宗教的方式）。”在艺术市场上，漫天要价使得价格不再代表作品的相对价值，而只是表现了一种“价值的疯狂”：价值犹如癌症一样，以不可遏制之势向外扩散，超出了一切边界和限度。

这些反思导致博德里拉在他先前研究类象时提出的价值三部曲之外，又构想出了一个新的幻象阶段或一个新的价值阶段（1983a）。他先前设想的三个阶段是：价值的自然阶段，价值的商业阶段以及创造了类象社会的价值的结构阶段。博德里拉声称，在幻象与价值的这些历史阶段之后，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价值的碎形阶段（fractl stage of value）”。他写道：

第一阶段对应着一种天然的指涉对象，价值是参照事物的某种自然用途而形成的。第二个阶段对应着一种一般等价物，价值是依照商品逻辑而形成的。第三个阶段对应着一种符码，价值依据各种模型的拼装来展现自身。第四个阶段，我称之为碎形阶段，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病毒阶段或价值的辐射阶段，这个阶段不再有任何参照体。价值向各个方向辐射开去，充满了所有的缝隙角落，除非偶然地同某物联系在一起之外，它不需要任何参照物。

在这个碎形阶段，不再有任何价值的天然等价物或结构性等价物可供我们去核算商品的价格或符号价值。相反，剩下的只有：

一种价值的瘟疫，一种价值的普遍扩散；一种迅猛的增殖和盖然性的扩散。为严谨起见，我们不应当再继续使用价值一词，因为这种加速增长及连锁式反应已经使得一切评估均告失效。这里再次出现了同微观物理学所描绘的完全相同的情形。正像我们不可能同时计算出某个微粒的速度与位置一样，我们也不可能用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来判定事物的价值。每个粒子都有它自己的运动方式，每一种价值或价值的碎片都在类象的夜空中一闪而过，接着便消失在无边的虚空中，就像一条折线（broken line），只是偶尔地与别的线相交。这就是碎形的真实情景，也是我们当前文化的真实情形。

和往常一样，博德里拉并未对价值的这个“碎形”阶段作任何详细说明，而且我们也很难弄清楚这个阶段同前面所说的第三个类象阶段究竟有什么不同。他首先讨论了“躯体形象的碎形多样化”：个人可以将任意数目的模型撮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剔除了先前的种族、阶级、性别等特征的躯体。他认为迈克尔·杰克逊（Micheal Jackson）就是这种人的原型，他漂白了自己的肤色，通过把传统上分属于男女两性的外表和行为举止胡乱地结合在一起，消除了男女间的性别差异。性欲倒错者（transvestites）和做过性别改换手术的超性别者（transsexuals）也是新的碎形时代中的超性别的例子。

因而，按照博德里拉的说法，我们目前进入了一种“事物的后纵欲状态”（the post_orgy state of things），在一切都已被解放、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乌托邦已经实现、一切事物都能够而且已经被做过了的情况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拼装我们文化的碎片，并将之推至极限，推至超出从前界限和限度的超终极目的地（hypertelos）。由此可见，对博德里拉来说，所谓的后现代状况，只不过是玩弄一切性、艺术及政治形式，组合或重新组合各种形式及可能性，走向“性欲倒错主义时代”（transvestism）的一场游戏而已。“事实上”，他写道，“性欲倒错主义体制（regime）已经成了我们制度的真正基础。在政治、理论及意识形态中，甚至在科学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它的存在（分析一下存在于科学理论、艺术以及政治棋局中的性欲倒错主义，将会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