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形而上学转向：80年代的博德里拉

世界并不是辩证的：它在走向极端而非均衡；它热衷于彻底的对抗而非和谐或综合。它遵守的原则就是魔鬼撒旦的原则。

这一点表现在客体的狡黠天赋中，表现在纯粹客体的迷狂（ecstatic）形式中，表现在它战胜主体的各种策略中。

博德里拉《公元2000年已经来临》

80年代的博德里拉没有继续发展后现代理论，而是转向了形而上学。对当代场景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新型关系的形而上学沉思，逐渐取代了他（也许可以算作是）对后现代性的分析。他的那部写于1983年的文本《宿命策略》（Les stratégies fatals）就充满了对事物之终极性质的晦涩看法，诸如“事物已找到了一条途径来逃避意义的辩证（那种令它们感到厌烦的辩证）。它们所采取的方法是：无限的增殖；赋予它们自己更多的可能性；超越其本质；走极端；以及变得猥亵。从此以后，这一点变成了它们的内在目的和疯狂的理由”（Baudrillard，1988b：185）。在博德里拉看来，客体（大众、信息、媒体、商品等等）已经超越了它们的界限，逃脱了主体的控制。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博德里拉用主客体之间的角色逆转来诠释我们历史命运中的所谓大分裂，不过，他的形而上学观点仍然同他对当前时代的分析有着牵连。

《宿命策略》试图发展出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后现代形而上学的东西。书中描绘出了这样一幅情景：主体在战斗中丧失了对客体的统治权（迄今为止，主体对客体的统治一直是一条贯穿西方形而上学、科学及政治的主线）。自古以来，形而上学就一直试图探讨终极实体，而现代哲学的主客二分则为人们提供了进行形而上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主体性哲学维持了主体对客体的优势地位，而现代形而上学则使这种状况合法化。不过，依照博德里拉的看法，这场游戏已经结束，因而主体应当放弃它要求主宰客体世界的任何借口。

博德里拉的形而上学深受阿尔弗雷德·雅瑞（Alfred Jarry）的荒诞玄学（pataphysics）——一门用想象来解答问题的科学——的影响，充满了嘲讽。正如雅瑞在《宇布·鲁瓦，福斯特罗医生的姿态与观点》（Ubu Roi，The Gestures and Opinions of Doctor Faustroll）之类的文本中以及在他对荒诞玄学的较具理论色彩的解释中所描绘的那个世界一样，博德里拉的世界也是一个荒谬的所在。在这个世界中，客体以神秘的方式进行着统治，而人类和事件则为一些荒谬的、终究不可知的相互联系和定数所支配。（法国剧作家Eune Ionesco则以另一种方式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与此相同的世界。）像雅瑞那样，博德里拉创造了一个符合其创造者之奇思怪想的世界。与雅瑞的世界一样，博德里拉的世界也被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物、亵渎性的言辞、倒行逆施的事件、猥亵的东西以及奢求冲撞与暴行的欲望所支配。(www.daowen.com)

因此，虽然现代形而上学极为严肃，但博德里拉的形而上学却是高度嘲讽的、戏谑的、荒诞不经的。不过，博德里拉同雅瑞的荒诞玄学还是有一些根本性的区别。雅瑞的主体——宇布·鲁瓦，福斯特罗及其他一些人—仍然充满英雄气概地（尽管是很荒谬地）试图主宰世界，依照他们头脑中的构想、雄心和欲望来指点现实。然而对于博德里拉来说，主体已经被击败了，客体的统治已经开始，因而我们最好还是去承认新的游戏规则，面对客体的胜利做出必要的调整。

抛开荒诞玄学不谈，博德里拉似乎是想通过完全走到相反一边去的办法来结束自笛卡儿时代以来一直支配着法国思想的主体性哲学。笛卡儿所说的邪恶禀赋指的是主体的一种狡计，它企图诱使我（ego）去接受那些模糊不清的观念。不过，笛卡儿能够驾驭他的主体性，克服怀疑和混乱。相反地，博德里拉所说的邪恶禀赋却指客体本身，它比笛卡儿所面对的认识论上的主体欺骗更为邪恶，因为它已经成了主体性哲学的劫数。由此看来，博德里拉要比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以及其他当代理论家走得更远，他完全抛弃了主体性而接受了客体的立场。

在《宿命策略》中，博德里拉多次重复了他所钟爱的一句格言“水晶复仇”（Le crystal se Venge）（这句格言本身就阴森森地隐藏在该书的封面下），它暗示了在新的高科技社会中，客体已经取代了主体的地位并主宰了不幸的主体。带着些许嘲讽，博德里拉建议个人应当向客体世界投降，学习客体的计谋和策略，并放弃主宰客体的计划。在这种奇怪的形而上学剧本中，物化问题——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奇怪地消失了。先前的那些具有批判性的现代理论家——如卢卡奇、萨特等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曾忧心于主体性的衰落，担心人类会被物化，变成物一样的东西。而博德里拉却颠倒了这种评价。他相反地建议我们应该变得更像物，像客体，摆脱我们自身的那种主体性幻觉和傲慢。同样地，他认为那种试图改造和控制世界的做法是徒劳无益的，因而建议我们放弃这种主体策略，转而采取客体的“宿命策略”（1983c：259和1988b：185）。

所谓宿命策略，就是追逐某种行动过程或发展轨迹直至其极限，而且要突破其局限，超越其界限。媒体信息的迅速增加，癌细胞及淫秽作品的扩散，还有当代社会大众等都属于宿命策略，借助这种宿命策略，客体得到了迅速增加，继而扩散到了极限，并在超越迄今所能设想到的一切极限的过程中，产生出某种新的不同的东西。当博德里拉在70年代首次提出这些宿命策略时，他似乎相信只要将系统的逻辑推至极限，就能使系统转化为某种别的东西，从而也就能够实现那些寻求新社会的人们所希望的激进转变。例如他写道：“要想消灭一个系统，就必须将它推向超逻辑，迫使它成为一种过度的实践，就像蛮不讲理的分期偿还那样。‘你不是要我们消费吗？那好，就让我们不停地而且更多地消费吧，见什么就消费什么；为任何一种毫无意义的荒谬目的而消费’。”（1936b：46）这种策略几乎不可能对资本产生任何不利影响，而且很明显，也不可能导致体制的颠覆或改变。因此，到了80年代，博德里拉便不再提出任何明确的目标或政治计划。

很难弄清为什么博德里拉在《宿命策略》中建议我们要顺从客体的计谋和轨迹。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一种生存策略呢，还是一种嘲讽而荒谬的介入，甚至也可能是在故弄玄虚。不过，在他的访谈录以及其后的著作中，博德里拉似乎对这一计划非常认真，并且在继续鼓吹和倡导着这些奇怪的策略。可以看出，博德里拉其实是将现代科学认为物质是能动的、动态的这一观念推向了形而上学的极端，把客体拟人化了，认为它们也具有自己的计谋和策略。当他声称要放弃主体立场时，他其实只不过是将主体的位置调换到了客体那里。一个世纪前，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中的神秘拜物教特征——在这种商品拜物教中，客体的价值仿佛是客体本身所固有的，而不是剥削性社会关系的产物，不是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结果。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博德里拉却将自己打扮成一名客体世界的超级拜物教教徒。他忠实地实现着资本主义梦寐以求的目标——颠倒主客体之间的地位。博德里拉给客体赋予了自主的权力，这样，它们就可以独立于社会生产关系而运转。由于博德里拉把客体从劳动过程中抽象出来，并否定了主体的能动性，因而，其观点中那些具有潜在进步意义的批判——对主体受到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但却被神秘化和异化的客体之统治的批判，以及对表现在剥削动物、人类及自然生命等方面的主体之傲慢的批判——也就丧失殆尽了。博德里拉既然剔除了主体的灵魂，也就不可能去分析主体通过集体努力来改造当前社会结构及生产关系的责任与能力了。

显然，这种做法使博德里拉超越了传统哲学，并且也完全超越了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政治理论。尽管可以肯定地说，《宿命策略》是博德里拉最为怪诞的文本，但它也是博德里拉最富原创性、最雄心勃勃的文本。而他此后的著作却要么是重复乃至堆砌拼凑从前的观点（例如《传播的迷狂》和《邪恶的透明》）；要么就干脆抛弃了理论论证形式，转而采取一种游记体裁（例如《美国》）或回忆录体裁（例如《冷漠的记忆》），沉溺于即兴旁白、个人观察以及格言式的洞见。所有阅读过博德里拉80年代著作的读者，都会看到同样的理论景观：这些景观最先提出于他的形而上学著作《宿命策略》中，然后又在他后来的访谈录、游记、笔记及文章中不断地予以重复。因此可以说，他的作品采用的是一种后现代风格：模仿拼凑先前的文本，将各种主题混杂在一起，最终提供了一种凝固的、越来越比博德里拉更像博德里拉的超真实文本，在这种文本中无休无止地重复着他所钟爱的那些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