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博德里拉与福柯之比较

70年代末期，博德里拉显然希望将自己的理论标榜为最前卫的观点。尽管他先前曾推崇并引用过福柯的著作，^〔4〕但是在《遗忘福柯》（1987a）一书中（该书写于福柯声誉正当其巅峰之际），博德里拉却公然对他先前采纳过的理论观点展开了批判。这一文本是博德里拉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文本，博德里拉在此文本中放弃了他从前对符号性逾越政治（politics of symbolic transgression）和“文化革命”的执著，转向更加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无关政治的（apolitical）理论领域，并且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的那些基本概念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在此文本中，博德里拉还攻击了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式的欲望理论，例如由德勒兹、加塔利以及利奥塔等人推广普及的那种欲望理论，并由此把他自己同法国文化圈中与他争夺超前卫观点的主要竞争对手们区别开来。

在博德里拉的解释中，福柯是一位仍然停留在权力与性的古典公式中不能实现后现代转向的理论家。尽管他（福柯）提出了许多极富新义的理论，然而当他“正好来到当前的系统革命的门槛前时，却止步不前了，而且从来都没有想到要迈进门槛去”（Baudrillard，1987a：16）。博德里拉认为，福柯对权力的雄辩议论，恰恰说明他所描述的年代已经是陈年往事了：“关于权力，福柯对我们说的那么好……难道这不正是因为权力已经寿终正寝了吗？权力不仅因为撒播而无法确定其位置，而且它也以某种至今我们尚不清楚的方式被纯粹且直接地消解掉了，或者是由于逆转（reversal）和取消（cancellation）而被消解掉了，或者是经由类象而转变成了超真实”（1987a：11—12）。

博德里拉建议我们忘记福柯，因为在一个由模型、符码、信息以及媒体所决定的后现代类象纪元中，经典社会理论的指涉对象已经消失，因而福柯的理论已经是不合时宜了。福柯虽然看到了权力是复杂且多元的，但却未能看到权力已变得完全抽象化了，不能再被定位到任何制度（无论是宏观制度还是微观制度）中。在博德里拉看来，权力不再是规诫性的，而是成了一种死权力，漂浮在不确定的符号流中。权力成了一种幻象，“它已经形变为符号，并在符号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Baudrillard，1987a：59）。

虽然博德里拉未能说明福柯提供后现代权力观点的方式（参见第二章第2节以后的内容），但是我们赞同他的如下看法：福柯在对权力作广泛分析时，忽略了对消费、时尚、休闲以及符号等这些当代权力与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机制的探讨。由于他未能讨论这些重要现象，因而他对社会和权力的分析就缺乏重要的向度。而博德里拉的贡献正在于提供了当代社会的替代性观点，分析了符号与类象这些当代文化的内部控制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不过，在以遗忘来抛弃福柯时，博德里拉走得有些太远，以至于未能注意到当代权力形式的多样性，其中固然有媒体、符号以及符码等权力形式，但是也还存在着诸如景观（spectacle）、规诫、监视、性别歧视、酷刑及其他社会控制形式。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某些后现代理论所采取的不是一种多视角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逻辑。正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多样化的视角要比一个单一的视角更能提供通向研究现象的丰富进路。^〔5〕因此，尽管博德里拉的工作矫正了福柯对符号权力和媒体权力的忽视，但是福柯的工作也同样可以用来矫正博德里拉对内爆的分析。博德里拉断言所有的对立和分化界限都已内爆，而福柯却给我们展示了规诫和权力如何制造了隔离和分化，产生了等级制和边缘化，并对异己进行排斥。福柯在分析制度、实践和话语时，还论证了权力如何创造出了知识、规诫性机制以及主体，而博德里拉却只是提出了关于权力的抽象的符号学理论。因此，一种恰当的权力理论既不应该遗忘博德里拉，也不应该遗忘福柯，而应该以情境主义（contextualist）方式对当代社会多样化的权力形式作出理论说明。(www.daowen.com)

举例来说，在有些情境中，某种形式的权力模式可能占主导地位，而在另外一些情境中，则可能是由许多模式共同起着决定作用。例如，在苏联，几十年来一直是由压迫性的国家权力将人们置于监视和控制之下。与此相对照，在美国则是由国家权力与媒体景观、商品以及富裕物质条件的诱惑等等这些东西的组合，共同提供了多样化的社会控制形式。随着苏联高压统治的逐渐松懈，新闻媒体开始承担起新的职能，例如，以当政者的腐化、新议会中的辩论、广泛的政治改革等景观来蛊惑民众。此外，媒体还被用来正面宣传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为的是制造改革话语的霸权。例如，1990年春季，“自由化了的”苏联媒体就曾被巧妙地用来攻击立陶宛以及其他地区的独立运动，办法是只容许媒体宣扬继续维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家统一，攻击民族“分裂”。这样，苏联的媒体便从一种愚民工具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压迫性力量转变为一种更为狡黠的整合与控制力量。由此可见，权力理论只有采用足够细微的多视角途径，才能对变动不居的权力结构、统治以及社会斗争作出理论说明。

在博德里拉看来，在媒体和信息社会里，权力已沦落为四处飘荡的符号的死权力（dead power of floating sign），成为一种分散的、抽象的、脱离了物质基础的现象，因而根本无法去描绘其轨迹、结构、关系及效应。与此相反，福柯却描绘了权力的轨迹以及权力在制度、话语和实践中的运作方式。不过，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福柯从未明确说明过权力是为谁的利益而运作的。事实上，无论是博德里拉还是福柯，都忽略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无法分析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如何产生了权力关系，亦即统治与屈从关系。无论福柯还是博德里拉都未能对现实存在着的任何权力结构做出描述，也未能指出究竟是哪些群体或部门控制着监狱、媒体或政府，以及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管怎么说，一种多视角的社会理论应当能够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说明，并且应当能够说明这些向度是如何形成复杂社会体系的。福柯关于监狱、医疗与精神病治疗制度以及各种话语和实践的观点，为人们指明了社会生活中常常被社会理论家们所忽视的一些重要领域。同样，博德里拉对文化符号、幻象、控制论以及后现代文化的强调，为我们理解当前的大众媒体与高科技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是，福柯和博德里拉都无法为建立当前时代的批判社会理论提供妥当的观点。两人都过于片面和简单化，未能看到经济、国家、种族及性别统治所具有的持续的重要性，并且忽视了广泛的经济、环境以及政治问题。与福柯和博德里拉的片面观点不同，我们一方面拒斥他们关于当代社会的过于片面的观点，另一方面呼吁一种多视角的社会理论，将他们的分析纳入到一种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理论当中（参见第八章）。

在《遗忘福柯》一书中，博德里拉在质疑微观政治的有效性的同时，将他对福柯的攻击扩大到了包括德勒兹、加塔利以及利奥塔在内的其他同时代人（1987a：25）。这些理论家们宣称，权力已被非中心化，因而需要在社会局部层面上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然而博德里拉却声称，这种分子式的政治也应该加以拒斥，因为权力甚至要比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等人所设想的更为分散和细碎，因而我们无法与之斗争。博德里拉认为，强调为欲望松绑，把欲望投资到众多的新客体之上，这种做法只能起到复制资本主义精神特质的作用（1987：25）。而且他还认为，社会统治恰恰发生在为德勒兹和加塔利所称道的微观层面上，因此他大声疾呼“要警惕分子！”（1987：36）并警告人们不要去盲目崇拜一个实际上由模型和符码控制的领域。

《遗忘福柯》还首次描绘了生产与诱惑之间的对立关系。诱惑是博德里拉的一种新“策略”，也是他的下一部著作《诱惑》（Seduction）（1990）的主题。有一阵子，并且直到他对之感到厌倦之前，诱惑概念曾一度取代了符号交换概念的地位，成为他用来对抗生产与功利世界的最受宠爱的词汇。博德里拉将诱惑视为一种贵族式的“符号和仪式秩序”，用它来对抗资产阶级的生产理想，并肯定诡计、表象、游戏和挑战的价值，以此对抗严肃枯燥的生产劳动。博德里拉并不是从诱使某人发生性关系这一意义上来诠释诱惑一词的，⁽³⁾而是将它视为一种具有其自身规则、魅力、圈套及诱人之处的仪式和游戏。到此为止，他的作品已经退回到了一种前现代的新贵族式的唯美主义，热衷于具有奇异风格的思考和写作模式，常常陷入保守主义的思维陷阱而不能自救。此后，他的文本更加诡异，更加个人化和片断化，展现为一种由形而上学、讲故事和撰写梗概等文体混合而成的、讨论当代状况的新文本。不仅如此，博德时拉放弃了一切形式的激进政治，进入到一种后政治（post_political）分析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