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符号社会到生产主义社会

在现代社会之前的所有社会中，交换是通过一系列未被制码为“价值”的符号交易来进行的。价值的出现只是资本主义在它的政治经济学系统内区分出价值和使用价值以后的事情。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系统构成了与复杂的符号交换系统之间的根本性断裂，并带来了一种依照市场法则进行的、由交换物的数量多少来决定的商品交换。政治经济学以交换价值的抽象性取代了符号交换的具体性，货币和市场经济构成了一个新的价值王国（Baudrillard，1981：63）。从此以后，价值便由政治经济学法则来决定，而且，随着政治经济（学）系统的扩张，整个世界便按照资本积累的律令变得理性化、功能化。抽象价值——货币、资本、交换价值——统治了社会，将复杂的符号系统简化为现金出纳机与其所记录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政治经济（学）系统中，价值被分解为使用价值（客体的功用）、交换价值（货币财富、商业价值）以及法定价值（statutory value）或者如博德里拉所说的“符号价值”（sign value）。

在马克思所区分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博德里拉又增加了对符号价值的分析，在这种符号价值中，商品的价值是以它们所带来的声誉以及它们展现社会地位与权力的方式来衡量的。博德里拉声称，马克思把使用价值当成一种外在于交换价值的乌托邦，没有意识到使用价值本身也是交换价值系统的一个产物，交换价值系统制造出了一个理性化的需求与客体系统，从而将个人整合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之中。在博德里拉看来，马克思的激进理论只不过是重复了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而已。博德里拉试图取消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使用价值被认为是某种非历史性的、处在历史性的交换系统之外的东西，它植根于自然的、未异化的人类需求当中，就好像是交换价值根本“不存在”一样。在博德里拉的图式中，需求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劳动是自由的还是异化的，这些问题并不重要，因为这类概念仍然纠缠在生产主义逻辑之中。博德里拉相信，真正的革命性的出路应该是一种摆脱了一切功利主义律令、陶醉于狄奥尼索斯式的游戏与狂欢能量中的符号交换。(www.daowen.com)

尽管博德里拉的这种解读可能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参见Kellner，1989b：33），但是就我们此处的目的而言，有趣而值得注意的倒是他基本上同意马克思的如下观点：现代性是一个根植于一种抽象价值秩序的政治经济（学）系统。在博德里拉看来，政治经济（学）系统使客体和需求变得理性化，从而产生了一个客体系统和一个被理性化了的主体，而这种主体在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过程中又再生了劳动和消费系统。因此，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任何社会的经济组织符码，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一种围绕生产而组织起来的经济体系——的独特秩序的表现。因而，它等同于现代性本身。

由此可见，在这些70年代早期和中期文本中，博德里拉预设了一条根本性的历史分界线：符号社会与生产主义社会之间的分界线。前一种社会基本上是围绕着诸如送礼、节庆、宗教仪式等符号交换组织起来的，而后一种社会则是围绕生产组织起来的。因此，他拒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将生产放在一切社会之首要地位的做法，拒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博德里拉认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型，具有不同的逻辑、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