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走向后现代性的博德里拉

让-博德里拉是迄今为止立场最为鲜明的后现代思想家之一。他不仅赢得了英语世界精神领袖的地位，其著作也被迅速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以及其他文字。博德里拉的追随者们称赞他是新的后现代世界的“守护神”，是给后现代场景注入理论活力的汹涌巨浪，是新的后现代性的超级理论家。^〔1〕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都未曾采用过后现代话语，而博德里拉却最终认同了后现代转折，并被誉为是新纪元的高级牧师。更重要的是，博德里拉发展出了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极端的后现代性理论，他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理论以及有关当代媒体、艺术和社会的话语。

从60年代直到1987年这段时期内，博德里拉担任南特（Nanterre）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对消费社会中的客体、符号以及符码提出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分析。作为60年代以后试图恢复革命理论之生机的诸多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作品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符号学综合起来。不过，在后来的《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1975）一书中，他却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且在《符号交换与死亡》（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1976）中，提出了关于当代社会的一种新观点，一种或许已经可以称之为后现代的观点。在70年代至80年代的一系列议题广泛的著作和文章中，博德里拉一方面提出了后现代观点，另一方面攻击了现代理论和现代政治的基础性预设。(www.daowen.com)

这里我们并不打算全面地讨论博德里拉的思想^〔2〕；相反，我们将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他对现代性的分析之上（见第四章第1节），放在他向后现代观点的转变之上（见第四章第2节），放在80年代他向形而上学和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的转变之上（见第四章第3节）。我们将在这些讨论中指出他的主要理论贡献与局限。博德里拉在后现代理论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在阐明后现代性这一概念方面，他比其他所有的人都走得更远。由于社会理论、政治、哲学以及文化理论等领域中的后现代话语常常得到这样一种看法的回应和共鸣，即我们当今正处在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或一种后现代范式中，因而，发展一种关于后现代性的理论（theory of postmodernity）就成了建立一套成熟的后现代理论（postmoderntheory）的关键因素。那么，博德里拉在发展新的后现代性理论方面到底做得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