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无政治躯体的几点批评性意见

德勒兹与加塔利运用后现代微观分析法，分析了发生于社会分子层面上的对欲望、无意识以及躯体的社会管制，从这一角度对现代性理论提出了批判。不同于几乎所有的其他后现代理论家，德勒兹与加塔利将现代性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话语，而不是把它简单地斥责为一种恐怖的大师叙事（master narrative）。他们通过一种推崇尼采的躯体理论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理论，凸现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借助文化、媒体及医疗工业来生产和控制欲望这一现象相关的各种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对需求和欲望的控制之间的联系，揭示了政治经济学与力比多经济学的关系。他们还从理论上阐述了国家控制欲望并将之引向受压抑状态的具体方式，从中心化的国家机器与游牧式的战争机器之间的斗争这一视角提出了问题。

德勒兹与加塔利由此使我们注意到了，在一个以主体的麻醉化和机器人化为基础的全球资本主义环境下，寻求创造性的、富有生机的存在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同那种渴望坚固的中心、权威、稳定性以及顺从（偏执狂）的人格类型展开斗争，因为这种主体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之处，而且很容易成为法西斯运动的一分子。像福柯那样，他们的著作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从中可以引申出语言政治、欲望政治和日常生活政治。虽然他们怀疑现代性的解放事业，但这种怀疑并没有严重到使他们悲观地否认社会变革的可能性。相反，通过对激进运动的偶然性和欲望的两歧性的强调，他们有效地质疑了那种旧的、主张通过革命来实现超越的解放模式。对德勒兹与加塔利而言，欲望在本质上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它只是动态的和生产性的；欲望机器既可以沿着成为革命机器这一路线前进，也可以沿着成为法西斯主义机器这一路线前进；逃逸线既可以转变为解放之线，也可以转变为毁灭之线。

因此，德勒兹与加塔利经常提及的“解放”始终是一项不确定的、不完备的、胜负难料的计划。虽然他们攻击所有形式的国家主义思想，但却并没有因此陷入与之相反的极端无政府主义，没有导致同政治层面或躯体层面上的一切组织形式的决裂。在躯体层次上，他们追求运转于自组织（seu_organization）的“光滑平面”上的无组织躯体；在政治层面上，他们追求非层级化的组织形式，这种非层级化的组织形式无需取消各种微观斗争之多样性品质，无需将它们还原为同质性的东西，就可以将它们连接起来，加塔利（1984）把这种连接方式——就其某个方面的意义而言——称为“横向连接”（transversality）。

不过，与福柯以及几乎所有的其他后现代理论家不同，德勒兹与加塔利提出了宏观斗争与微观斗争的辩证法。假如没有对发生于微观场所的统治与规范化现象的抵制，那么，反对国家与生产方式的宏观斗争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同样，假如不改变孕育了各种控制机构的大型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那么，反对这些控制机构的微观斗争就会最终显得软弱无力。

尽管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概念和模型为激进理论与激进政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我们还是认为，他们在这些主题上所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商榷的。他们执著于形而上的欲望概念，宣称欲望“在本质上是革命性的”，它具有创造性的、生产性的而不是应受控制和抑制的本性、本质或倾向。然而，这种欲望观依旧是一种武断的假定，它并不能成功地驳倒那种认为欲望即匮乏的理论。

事实上，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欲望的解释中，存在着一种本质化冲动与历史化冲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他们认为欲望乃是社会地和历史地构成的，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诉诸一种不因历史而改变的欲望本质，认为欲望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和多样性的，这种本质为各种社会体制所压制，并且或许能够获得解放。他们没有想到，即使是欲望的多样性与生产性，也可能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而有可能是明显的现代产物。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仍然保留着一个本质上是本体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欲望领域，而这一点却是福柯在其更为严密的历史框架中力图予以屏弃的。^〔5〕

由此看来，德勒兹与加塔利不仅提出了一种关于欲望的社会再现的现代叙事史，同时也提出了一种后现代形而上学。他们关于任何事物都是以块茎的形式建构起来的观点，导致他们采取了一种有机主义（organicist）行为模式（像一株植物那样变化），并提出了诸如“思想在本质上不是树状的”（1987：15）等等这样一些含混的自然主义宣称。然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又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为什么这样的宣称就是正确的，而与此相反的那些宣称，诸如结构主义关于“心灵本质上是依照二分法来组织现实的”或者叙事主义（narrativist）关于“叙事是按照故事的方式和时间序列来组织现实的”这样一些宣称就是错误的呢？除了对大脑神经突触的非连续性特征的令人可疑的诉诸（同上引）之外，他们再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根据。

我们同样还要对德勒兹与加塔利所采用的生产主义话语模式提出质疑。尽管我们发现游牧概念和块茎概念很具启发性，但是，机器话语和生产话语在破除将主体视为理性自我以及把欲望等同于匮乏等等这些观念方面似乎并不那么奏效。既然这些话语来源于制造了压迫和异化劳动的资本主义工厂模式，因而令人不解的是，德勒兹与加塔利——不管其哲学意图为何——为什么还要借助它们来讨论自由、创造以及自主等问题。博德里拉曾经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生产之镜”（1975），也就是说它所反映的那个体系正是它试图予以消灭的，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生产主义想象。

概括地讲，这种生产主义话语表明德勒兹与加塔利未加批判地接受了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变化以及保持精神动摇不定等等这些现代气质。他们的观点可以看作是未来主义绘画在理论和伦理领域的对等物。如果我们可以把狂乱的永不停息的自我革命称为德勒兹—加塔利伦理学的话，那么，很难看出这一立场同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行为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正如人们并不是每年都需添购一辆新车或是一套新衣装那样，他们也没有必要总是不停地寻求新的主体性。尽管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理由来赞成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甚至赞成兰因和库珀所建议的那种精神的非中心化，但是，认同和稳定性也有其积极的需要去试验的形式，例如持有始终不渝的进步政治信念、保持创造性主体的某些核心品质等等。德勒兹与加塔利也许会反驳说：人们也可以自由地欲想稳固的信念和自我，但是，这样的修正同他们关于欲望是一部变化多端的机器这一命题是相矛盾的，并且会极大地削弱这一命题的力量。

假如说德勒兹与加塔利关于欲望的机器性质的观点是正确的，则他们的概念似乎同建构一种新社会秩序或新公共秩序这一事业相冲突。不稳定的、游牧式的欲望概念会颠覆微观政治组织，颠覆保证欲望得到解放的后现代社会。假如一种新社会要成为可能的话，则某种形式的限制（例如规则、规范、法律、道德、乃至权威）将是必不可少的。加塔利（1984：86）预料到了这种批评，为此他强调说：“欲望并不必然是破坏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它可以与各种（非压迫性的）社会控制、规划、甚或科学彼此相容，但是，至于游牧式的欲望究竟是怎样与社会组织形式彼此相容的，他并没有做出明确说明，德勒兹与加塔利从未说明他们认为什么样的社会法则才是合法的，可以接受的。不过，针对这种批评，他们也许会做出如下反应：提出一种不会产生规范化后果的规范理论，并且提出一套自明的或者在局部公共网络中被民主地界定的规范符码。

这种观点必将导致伦理学的非中心化并推崇美学，而这正是后现代理论的典型特征。像福柯那样，德勒兹与加塔利未能提出一种规范立场。福柯未能说明激进政治为什么是合法的，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则未能说明为什么革命欲望要比法西斯欲望更可取。虽然德勒兹与加塔利没有像福柯那样明确呼吁实现生活的美学化转变，但是，这一计划却暗含在他们对欲望所作的创造性的讨论及变革日常生活的各种努力当中。由于德勒兹与加塔利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使欲望如何获得自由的问题上，因而他们未能从理论上对间主体性和社会问题进行充分的探讨。他们未能说明社会纽带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在革命运动之内或之外形成这种纽带。尽管毫无疑问，他们并没有倡导一种要求个体退回到其私人欲望机器中去的唯我主义（solipsistic），而且他们还强调必须克服家庭及其他私人化的界限，以便打开欲望通向整个社会领域的大门，然而他们对间主体性的说明却极其薄弱和抽象。间主体性——假如有一天他们要对之作全面讨论的话——应该被想象为相互迭交的机器或纵横交错的块茎线。

通观他们的著作，可以看出为了颂扬非指意的、游牧式的欲望流的存在方式，德勒兹与加塔利始终对指意和理性表现出一种偏执狂式的恐惧症。只要人类“能够像无意向（intentionless）现象那样行动，”他们就得到了解放（Deleuze and Guattari，1983：368）。最终结论便是，既然欲望“并不‘需要’（缺乏）革命⁽⁵⁾，它本身就是革命性的”（Deleuze and Guattari，1983：116），因而，根本没有必要去生产任何传统形式的革命主体性（激进的需求、兴趣或意识），不需要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之战，不需要对现状的批判，也不需要政治能动性（agency）的基础；政治基本上只与欲望躯体的解放有关，只要使欲望躯体得到了解放，其他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像福柯早期那样，德勒兹与加塔利试图将个人认同、理性以及反省等同于对各种独特的力比多状态的总体化压抑。事实上，他们甚至比福柯还要极端，因为他们并没有接纳福柯对理性和启蒙的有所保留的观点。此外，尽管福柯倡导的生物性权力同分裂分析有着相类似的目的，但他同时也提倡一种话语斗争和指意政治，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却在对欲望的一片颂扬中抛弃了这些东西。在所有这三位理论家当中，我们看到了现代美学传统的后现代重演：丑化理性、常规和社会习俗，在艺术和躯体以及高度个人化的存在模式中寻求避难。(www.daowen.com)

现在让我们转向下一位理论家，让-博德里拉，我们将会看到第一个把后现代概念建构成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尝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抛开对欲望、权力以及社会制度的内在物质性的考察，走进一个抽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脱离物质的（dematerialized）博德里拉类象与超现实世界。

注　释

〔1〕在一次访谈中，当福柯被问及是否接受德勒兹的欲望概念时，他回答说：“不，绝对不”，并说，他的著作关心的不是欲望问题，而是“真理问题，讲真理的问题……以及‘讲真理’与各种反思形式的关系问题，自我与自我的关系问题”（1988d：32—33）。因此，对于福柯的晚期系谱学计划来说，从理论上阐明真理的再现图式和认识论图式，阐明主体是如何认识他们自己并讲出关于他们自己的真理，乃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对于关心如何从各种限制下解放无意识机器的德勒兹与加塔利来说，这些问题却无关紧要。

〔2〕要想详细了解《反俄狄甫斯》中的符号学理论，请参阅加塔利（1979：73—107）。

〔3〕这一点在加塔利的某些论文（1984）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星球计划》（Plan for the Planet）和《资本主义体制、结构及过程》（Capitalist Systems，Structure and Process）（与Eric Alliez合写）等文章中，加塔利发展出了“一体化的世界资本主义”等观点，分析了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本主义的总体化力量，指出要想对抗这种力量，就必须发动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分子革命。

〔4〕尽管德勒兹与加塔利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难以计数的对立，但是它们却很难被轻易地解构掉，因为每当他们创立一种对立时，他们又立即限制并动摇了它，用连词“和”取代了转折词“或”。正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们采用二元模式，只是为了达到挑战所有模式的目的”（1987：20）。

〔5〕别的一些人也曾指出，德勒兹（未提及加塔利）抱有一种本质主义的欲望概念，参见巴特勒（Butler，1987：205—217）。我们的看法不同于巴特勒的地方在于，我们看到了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欲望概念中存在着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冲突。

【注释】

(1)叶尔姆斯莱夫，20世纪丹麦语言学家。——译注

(2)自由的综合指不遵守任何既定规则或逻辑的综合，它区别于那种建立在固有联系或内在逻辑之上的辩证的综合。——译注

(3)德勒兹与加塔利倾向于使用connectien（联结，联系），而较少使用relation（联系，关系），在他们看来，connection代表一种外在的、偶然的、随意的联系，而relation却暗含着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关系。其实，反对体系、系统，反对本质主义，是所有后现代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因而，在其他后现代思想家那里，也经常可以看到与上面类似的词汇使用法。——译注

(4)克分子（molar）一词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对行为的宏观说明，以区别于从微观神经细胞的分子活动来解释行为。——译注

(5)在这里，德勒兹与加塔利使用了want一词，该词既有“需要”的意思，又有“缺乏”的意思。由于他们反对那种认为欲望即匮乏的理论，因而也就认为欲望并不匮乏（需要）革命。——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