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微观欲望政治

让成千上万种生活、艺术、团结与行动的机器将旧组织愚蠢而顽固的自大一扫而光！

加塔利　内格里《像我们这样的共产主义者》

像福柯那样，德勒兹与加塔利也阐发了一种后现代政治，他们从后结构主义对主体性、总体性以及再现的批判（认识论和政治方面的）中导引出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后果。他们的微观政治概念乃是根据资本主义向消费、媒体及医学（therapeutic）社会发展这一事实，重新反思政治策略的一种尝试。他们立基于由赖希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所带来的理论进步以及1968年的政治经验，后者缔造了新的革命观，使得许多理论家开始拥护新的社会运动并且将日常生活政治化。

正如福柯在给《反俄狄甫斯》写的导言中所注意到的那样（1983，ⅩⅢ），该书的中心关怀是法西斯主义的增长，这里的法西斯主义并非指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领导的那种极权主义政治运动，而是指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法西斯主义，那种“在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展起来的，使我们热衷于权力，欲求那些统治和剥削我们的事物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现代权力的终极形式——“毫无疑问，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再辖域化的最大的企图”（Deleuze and Guattari，1983：258）。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只是从国家、公开的政治压迫以及资本积累所引发的危机等方面来解释法西斯主义，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却将法西斯主义主要看作是欲望的一种畸形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状况造成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

从赖希观点出发，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真正的激进政治不能仅仅停留在通过揭示主体的受压迫状态向他们提出理性呼吁、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他们为什么应该推翻他们的压迫者这样粗浅的水平之上。阶级斗争政治必须用一种欲望政治来取代，从而在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阻碍革命力量之流并造成反动主体性或法西斯主体性的每一个层面上展开斗争。“希特勒使得法西斯分子性欲亢奋。旗帜、国家、军队、银行使得许多人亢奋。一种革命机器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力量来对付这些强制性机器以造成决裂并引发流动，那它将毫无意义”（Deleuze and Guattari，1983：293）。传统理性主义宏观政治对欲望、文化以及日常生活领域熟视无睹，岂不知这些领域恰恰是主体被生产和被控制的地方，也是法西斯运动的发源地。资本主义不仅剥削劳动力，它还渗透到每个主体的欲望经济当中发挥作用。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对权力的热衷或顺从并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欲望及其无意识投资问题。只有当个体的力比多被集中到强大的破坏性情绪源或符号之上，或是集中到煽动性的领导者那里，而不是集中到那些能够促进他们福利的政治群体、意识形态及价值方面时，个体才会去欲求对其自身的压迫。

这样，德勒兹与加塔利便解构了客体与主体、政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传统对立。既然人的主体性的产生过程是一种政治行为，那么反过来看，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成了具有潜在激进后果的政治行为。这样一来，改良主义策略与革命策略之间的对立也就值得怀疑了。并且，他们还认为，通常所说的“局部行动”或“改良行动”其实具有爆炸性的后果，它可以引起人们对权力的总体性的质疑，正像法国1968年五月事件中所曾发生的那样。

德勒兹与加塔利并不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不过，他们认为，阶级概念并没有穷尽多种多样的压迫与斗争形式，而且，在真正的阶级斗争到来之前，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创造出革命的欲望形式。用加塔利的话说（1984：62），阶级斗争同与欲望相关联的斗争“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在他们合写的著作中，加塔利与内格里拒斥“核心”（阶级）与“边缘”（学生、妇女）之间的对立，因为这种对立使得不同的政治群体都屈从于某个虚构的统一体，屈从于工人阶级的特权地位。与此同时，他们强调必须建立排除了工人的中心地位的新的政治联盟。不过，虽然他们认为“宣扬工人的核心地位和霸权地位的话语已彻底过时”（1990：122），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再代表社会的大多数”（1990：127），但是，他们仍然沿用着经过重构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www.daowen.com)

这样一来，德勒兹与加塔利就否认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之间的任何固定区分。他们认为，由于每个社会都同时存在着以复杂方式相互交错的压迫性的克分子聚集体和分子成分，因而“政治既是宏观政治，同时又是微观政治”（1987：213）（例如法西斯主义就既是一种宏观政治现象，又是一种微观政治现象）。因此，必须从总体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全盘改造。在这一点上他们要比福柯理智一些，福柯经常表露出一种十足的恐巨症（phobia of the macro）。^〔3〕

分裂分析的核心贡献之一就在于强调了激进政治群体内部欲望形成的偶然性。类似于萨特对所有革命运动之脆弱性的反思，在那里，“乌合之众”（groups_in_fusion）最终将接二连三地土崩瓦解，德勒兹与加塔利警告说，由于“群体和个体身上包含着侍机而发的微观法西斯主义（micro fascisms）”，因而革命斗争有可能会中途夭折（1987：9）。他们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认为它未能掌握无意识作为压迫之终极场所的重要性，未能了解冲突和分化不仅发生在社会生活中，而且也发生在主体和群体自身内部，未能理解在阶级目标与利益的前意识投资（preconscious investments）与欲望的更强有力的无意识投资之间的非统一性。因为这些投资是不同的而且不一定是相容的，因而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些主体：他们在其阶级利益与目标上是“革命的”，然而在其欲望模式上却是反动的或者是法西斯的。

因此，政治群体还必须在他们自己的阵营内部发动持久的斗争。革命群体如果在政治斗争中不能解放欲望，反而再次制造了等级制和权威，那他们就仍然是“处于被压制状态的群体”，而那些具有分子力比多投资的群体则是真正的“主体群体”。其间并没有固定的区别，因为同一个个体可以同时加入到这两种群体中（例如列宁），而同一个群体也可以同时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格（如超现实主义者）。^〔4〕政治的问题是如何去与那种“致命的倾向”作斗争，这种致命的倾向使得一个群体从革命的力比多投资蜕变为单纯的前意识革命投资，或蜕变为改良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因此，革命政治必须尽可能地避免投资的“克分子极”（molar pole），及其偏执狂的、结构化的运动路线、层级化的欲望流以及反动的或法西斯式的社会品格，而停留在“分子极”（molecular pole），保持其精神分裂强度、解码流以及革命性的社会投资。

为了不再在革命群体中再制极权主义，德勒兹与加塔利断然同列宁式的普世知识分子概念、先锋队政党概念以及极权化的组织模式实行了决裂。德勒兹高度赞扬福柯对再现的批判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亦即否弃了“代表”所有受压迫群体的普世知识分子，主张个体或群体应当自主且为自己发言（Foucault，1977：209）。由此不难理解，加塔利为什么要抛弃社会主义党、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等传统左派政党组织，因为这些政党组织发生了官僚式的畸变，有悖于个体和激进群体欲望的去层级化（destratification）。他试图用一种能够使自由、民主以及创造性得到最大化的非中心化的组织形式来取代传统左派政党，这一点在他与内格里合作的著作中有更为详细的界说。

尽管这些微观政治策略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但加塔利还是把他的计划同后现代主义作了区分。在他的《后现代的绝境》（The Postmodern Dead End）（1986）一文中，他将后现代说成是一种犬儒式的反动“狂热”，一种“新的无所信奉的伦理学”，在社会压迫和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关键时刻瘫痪了激进政治。尽管加塔利也同意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某些进步观念和现代性的观念业已破产”，但是他注意到：“在它走向破产的过程中，它也带走了人们对通过社会行动来获得解放这一观念的全部信仰”（1986：40）。尽管他勉强承认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情境中，但他却竭力排斥“后现代状况”这一观念，认为它是“所有向现状屈服和妥协的典范”（1986：40）。在他看来后现代思想家对积极的社会行动和解放纲领的怀疑，例如他在博德里拉和利奥塔的著作中所看到的，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陷阱”，将会导致对一切政治形式的拒斥，并因而导致对现状的支持。加塔利赞成行动主义（activist）策略——我们将会看到，拉克劳与墨菲以及哈贝马斯也是如此——他重申了现代政治价值，并呼吁“民主的重建”：一项可以通过微观政治群体对新的媒体和通信技术的积极占用而变得“极为容易”的事业。

现在，让我们转向《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第二卷《千高原》，我们发现在这本书中德勒兹与加塔利基本上已经了结了他们与现代性和精神分析的宿怨，踏上了一条积极肯定的旅程，有理有据地颂扬差异性与多样性，而这可以被看成是对一种新型后现代文本、理论以及政治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