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欲望、现代性与分裂分析

德勒兹与加塔利以“欲望在其本质上是革命性的”这一赖希原理（1983：116）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作为一种革命力量，欲望试图颠覆一切社会形式。他们在一种后现代语境中重写了赖希原理，将欲望诠释为本质上是非中心化的、片断的、动态的。欲望“运作于自由的综合⁽²⁾领域，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1983：54），并且，它总是寻求超出任何社会体（socius）所能容许的更多的目标、接触和联系，追求“游牧且多音的”（nomadic and polyvocal）而非“隔离且单音的”（segregative and biunivocal）流动。因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首要任务就是驯服和压制欲望，将欲望“辖域化”（territorialize）到一个封闭的结构当中。“为欲望制码（code）……乃是社会的要务”（1983：139）。

不仅如此，德勒兹与加塔利还断言，正像福柯所说的权力一样，欲望本质上也是积极的和生产性的，欲望的运作并非在于寻找其所欠缺的、能够满足它的客体，而是在它自己充沛的能量的驱动下去寻求常新的连接（connection）⁽³⁾和展现（instantiation）。因此，不能以黑格尔、弗洛伊德或拉康的方式将欲望解释为一种匮乏——“一种唯心主义的（辩证的、虚无主义的）概念”（1983：25）——而应将之阐释为一种动态的机器。德勒兹与加塔利坚持认为这不只是一种隐喻，欲望实际上就是一部机器：它生产万物（“联盟关系”及现实本身），它以一种非连续流动和“间断性流动”（break_flow）而运行，总是在制造与（局部）客体以及别的欲望机器的连接。

强调欲望是主体或社会存在的基本实体，这种做法代表了一种远离现代再现理论、总体化理论以及主体理论的趋势。正如德勒兹所界定的那样（Deleuze and Parnet，1987：78），欲望“是一种非表意（a_signifying）符号系统，透过它，无意识之流在社会领域中得以产生”。与“指意符号系统”不同，非指意符号系统的运作先于再现、语言框架以及社会规范符码。^〔2〕非指意符号系统并不产生意义后果……它能够直接与其指涉对象发生关系（Guattari，1984：290）。欲望是由无意识以各种类型的“综合”而引发的情感与力比多能量的持续生产。作为一种自由的生理能量，欲望追求包容性的而非排外性的关系，同物质流及局部客体建立随机的、片断性的、多样化的联系。不存在任何欲望的表达主体，也没有任何确定的欲望对象，“欲望的唯一客观性就是流动”（Deleuze and Parnet，1987：78）。无意识“本质上并不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它有点像发生于各种毫不相干的社会和物质之流中的符号传播”（Guattari，1979：46）。

因此，对现实的心智再现完全是派生性的，理性主义的再现与解释图式被看作是对欲望之流具有凝固和僵化作用、阻碍着创造性能量之发挥的压迫性强制物，因而遭到了拒斥。他们攻击精神分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精神分析把欲望机器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再现剧场，把欲望局限在俄狄甫斯和家庭这一有限空间之中。德勒兹与加塔利反对这种图式，呼唤“（欲望）与物质或符号之流的直接接触”（Guattari，1984：105），并寻求“摆脱指意符号学之暴政的”非指意性符号机器（同上引，140）。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观点同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不同，表现在他们认为后结构主义者对能指的首要性的强调太局限于语言再现，而他们则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符号系统。

这种以后结构主义方式将欲望描述为持续流（incessant flux）的做法，同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拉康对力比多之不稳定性的强调、德里达的撒播概念彼此呼应。将欲望设想为一种机器，这种看法有助于解构主观与客观、现实与幻想、有机论与机械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传统二分结构。德勒兹与加塔利反对这种二分法，而代之以一种一元论，声称欲望创造了一切社会和历史现实，而且是社会基础结构的一部分。由此看来，他们的唯物主义理论将弗洛伊德理论推离了家庭领域，使之进入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场域当中，并且将马克思的理论引入到一种“由欲望直接投资的”生产现实当中。这样，他们便把对“克分子”（molar）⁽⁴⁾社会机器的宏观分析同对躯体及其“分子”（molecular）的微观分析结合了起来。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唯物主义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力入手，分析了文化、家庭以及心理的发展过程，而经济本身就植根于欲望及其生理力量的物质性当中。

《反俄狄甫斯》试图对不同社会体制用以疏导和控制欲望的方式作历史分析。通过驯服和限制欲望的生产性能量来压抑欲望的过程被称为“辖域化”，将物质生产和欲望从社会限制力量之枷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被称为“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_ tion）或“解码”，在这里，对压迫性社会符码的解码将会使欲望摆脱限制性的心理与空间界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勒兹与加塔利并没有像尼采和福柯这两位备受他们推崇的人物那样，追求一种制度系谱学，而是采用马克思的回溯式历史叙事法，将历史上最为分化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资本主义社会是俄狄甫斯化（Oedipalization）、精神分裂以及商品化等具有推翻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之威胁的各种趋势的现实化。德勒兹与加塔利将现代性诠释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并且认为历史具有可理解性和连续性（其他后现代思想家在这一点上持相反意见）。与福柯截然不同，他们将这种历史发展轨迹描述为一种“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并且追求一种以关于欲望、指意（significations）和物质商品之“流的普遍理论”为基础的“普遍的社会理论”（1983：262）。像马克思那样，他们将历史划分为几个可辨识的阶段，确认出了相关的连续线（lines of continuity）和非连续线。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具有瓦解其经济体系之潜在可能性的各种相互冲突的因素入手，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

不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框架中转译过了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只谈论力比多的“社会机器”而不讨论生产方式，只分析“社会流”（social flow）而不分析结构关系。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有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分别对应着三种基本的社会机器类型，每一种社会机器都是一种再现和管理商品、需要以及欲望之生产的不同系统。继“原始辖域机器”（primitive territorial machine）和“专制机器”（despotic machine）之后，“资本主义机器”保留了由专制社会所创立的国家机构，同时创造了一种控制物质和心理存在的新体系。

资本主义对前现代世界进行了“犬儒式的”去圣化（desacralization），消解了所有的前现代联盟和依附关系，摧毁了限制经济发展的一切障碍，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尽管先前的社会流曾被制码或反复制码（overcode），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建立在由不受限制的经济生产这一动态过程所导致的解码流之上。资本主义导致了封建行会制度的瓦解，并代之以“自由”交换和“自由”生产，通过商品化和解除对商品交换的限制，以私有财产取代了封建地产。资本主义将市场关系扩展到了每一个角落，带来了日益复杂的分工、具有自我/超我结构的私人个体以及社会和精神的片断化。在解放和异化的双重运动中，资本主义一方面造成了抽象劳动（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抽象的欲望（在精神分析领域）。

资本主义颠覆了所有的传统符码、价值以及束缚生产、交换与欲望的各种结构。不过，它同时又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交换价值）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recode），将它们“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ing）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qualitative codes），从而量化地（quantitatively）管理和控制所有的“被解码”之流。资本主义将欲望和需要重新导入了限制性的心理与社会空间，从而使它们受到了比在原始社会和专制社会中更为有效的控制。(www.daowen.com)

就此而言，他们对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与马克思的分析颇有些相似之处，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解放”了工人，但只是将他们引入到一种新的更为严重的剥削形式之中。同时，他们的这种分析同马尔库塞的分析也很相近，马尔库塞从欲望的“压抑性反升华”（repressive desumblimation）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理论分析。事实上，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也许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早期的资本积累形式来说，新教徒的心理障碍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当资本主义开始操纵人们的需要和欲望以便更好地剥削他们的劳动时，这种心理障碍却成了阻碍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因素。不过，马尔库塞只是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中的这种辩证关系，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却将这种辩证关系视为现代性的固有逻辑。

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资本主义解辖域化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产生了精神分裂。在他们的分析中，精神分裂并不是一种疾病或一种生理状态，而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产生的具有潜在的解放力量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彻底解码的产物。作为一种精神的非中心化过程，精神分裂使主体逃脱了资产阶级的现实原则，逃脱其压抑性的自我与超我束缚以及其俄狄甫斯陷阱，从而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再生产构成了威胁。可是，资本主义却试图阻碍它作为一种被解码流所具有的革命潜力。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精神分裂是达到后现代解放的基础条件，也就是说，是个体从现代性的规范化主体性中获得解放的基础条件，而且，他们还把分裂主体视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真正的颠覆性力量，视为“它的固有趋势的充分实现，视为它的剩余产品、它的无产阶级、它的终结天使”（1983：35）。

德勒兹与加塔利用以分析欲望在社会中的生产和流通的方法被称为“分裂分析”。作为精神分析和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反题，分裂分析为后来在《千高原》（参见第三章第3节）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后现代认识论与政治学提供了初步说明。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分裂分析从一开始就强调欲望和无意识要比需要、利益以及物质生产更为重要。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它承袭了精神分析传统，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分裂分析是借助一种不同的、既非结构性或符号性的、也非再现性的无意识概念进行的，这种无意识“完全是机器式的和生产性的”，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机器而非一种封闭的决定论系统。分裂分析反对那些过滥的、阻碍着无意识之流的各种机制、话语、制度、专家以及权威。德勒兹与加塔利把解域化的躯体称为“无组织躯体”。无组织躯体并不是一个没有器官的躯体，而是一个没有“组织”（organization）的躯体，一个摆脱了它的社会关连、它的受规诫的、符号化的以及主体化的状态（如同一个“有机体”），从而成为与社会不关连的、解离开的、解辖域化了的躯体，因此它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构。

因此，分裂分析的许多理论和政治任务可以看成是后现代的。从理论上讲，它试图对一切社会领域内的个体与群体欲望的无意识投资进行一种非中心化的、片断化的分析，从理论上阐明欲望流是如何运作的？它们是如何被整合到压迫性的等级与结构当中，从而使主体主动地去欲求对其自身的压迫？以及它们如何才能再次成为生产性的欲望机器？

从政治上讲，分裂分析试图摧毁一切统一且坚固的主体与群体的认同区分（segments）（由“克分子”线构成），促使解辖域化的逃逸线（line of flight）（“分子线”molecular line）在“无组织躯体”得以产生的“连贯平面”（plane of consistency）上形成。在其原始状态中，欲望机器是没有目的或意向的“分子单元”（molecular units），具有非指意及非再现的特性。它们不同于那些“克分子聚集体”（molar aggregates），例如经济、政治、家庭等大型社会机器。在压迫性的历史情境中，分子单元受到了克分子聚集体的改造，被赋予了形式、功能和目的，例如，当它们被规范化到性别和阶级认同中时情况便是这样。因此，“克分子”意味着等级制、阶层化和结构化，并且与宏观结构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而“分子”则意味着非固定的、解辖域化的、游牧式的运动，它出现于生产性欲望的微观生理（microphysical）平面上。

在个体问题上，分裂分析试图消解自我与超我，解放被克分子和再现结构所压抑的欲望的前人格（prepersonal）领域，解放“潜藏于认同状态之下的”力比多流（Deleuze and Guattari，1983：362）。从根本上讲，它试图摧毁现代认同，创造新的后现代欲望主体。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将个体神经质化（neutroticize），使其成为顺从于权威和法律的、其欲望处于压抑状态的主体，而分裂分析的目的却在于使个体精神分裂化（schizophrenicizes），开辟使欲望摆脱等级结构及社会强制形式的运动路线。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革命的典范并不是纪律严明的政党人士，而是分裂主体，是那些抗拒资本主义的自明之理，拒斥俄狄甫斯情结，拆解社会符码，打破再辖域化之铜墙铁壁而进入到流动、强度和变化领域，从而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秩序的人。他们赞同兰因（Laing）和库珀（Cooper）的看法，认为革命行动需要一种“自我的丧失”（ego_loss）（兰因）或一种“个人的解体”（personal disintegration）（库珀），需要“彻底消解那种教会人们去体验自我的法西斯式的自我结构”（Cooper，1971：60）。对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自我是“那种我们必须借助分析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联合攻击才能加以拆解的事物之一部分”（Deleuze and Guattari，引自Seem，1975：176）。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主体的后现代拒斥比福柯更激进，因为福柯后来曾试图恢复理性和主体等现代观念的地位。不过，他们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在颂扬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而实际上他们的观点是有所限制的：“我们一点都不认为革命者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不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革命者。相反地，我们始终都将作为一种实体的精神分裂同作为一种过程的精神分裂区分开来……我们之所以仅仅谈论社会领域中力比多投资方面的精神分裂，其实正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将精神分裂过程与制造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混淆”（Deleuze and Guattari，1983：379）。换言之，精神分裂过程是一个非中心化过程，是法西斯分子、偏执狂或受压抑个体成为革命者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但这一过程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这一限度就会变成自我毁灭，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必须经历一场不至于彻底“崩溃”的“突破”，一场德勒兹与加塔利试图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的解构性转变（Deleuze and Guattari，1983：362—363）。可见，充满活力的分裂主体同有机能障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有所区别的。

就此而言，他们比福柯要显得谨慎一些，因为福柯对所有类型的疯子、罪犯及边缘人都抱以同情，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却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警觉：“边缘人总是让我们感到害怕，以及某种轻微的恐惧”（Deleuze and Parnet，1987：139）。因此，在接下来的著作中（参见Deleuze and Parnet，1987：137；Deleuze and Guattari，1987：161），他们警告我们要谨防过速的解辖域化，无论是在宏观层次上对国家的解构，还是在微观层次上对个体的解构，因为突发的或过速的逃逸有可能会转变成毁灭或自杀。

“如果没有颠覆性的力量，不将臣附关系予以扭转”，就不可能使欲望从偏执狂的、法西斯的一端转向“分裂革命”的一端（Deleuze and Guattari，1983：367）。德勒兹与加塔利赞同福柯的如下观点：传统工人组织和左派组织已经破产，“新政治”需要采取一种微观形式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