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勒兹眼中的尼采

我最憎恶的莫过于黑格尔主义和辩证法。

德勒兹《我没啥可承认的》

变易之外无物存在，多样性之外无物存在，无论是多样性，还是变易，都不是表象或幻觉。

德勒兹《尼采与哲学》

尽管萨特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且阿尔都塞曾试图把它建立为一门“严密的科学”，然而其他的法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却转向寻求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现象学传统（这种现象学传统在梅洛-庞蒂的著作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的替代物。福柯、德勒兹与德里达等理论家致力于寻找一种新的差异理论，一种可以不受任何统一或综合图式限制而将差异予以理论化的非辩证理论。发生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的政治背景包括：由于共产党的教条和反动性质造成的人们对左派的厌恶，以及1968年五月事件中包含的政治力量的复杂性。这两个因素使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由于马克思主义过于僵化、无法分析社会现实而与之决裂。尼采的著作为人们从理论上阐述一种新的差异逻辑提供了正面范例和启发，这种差异逻辑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至关重要（参见第一章第2节）。

尽管尼采的思想早已由吉德（AndréGide）、巴塔耶、克洛索夫斯基（Klosswski）和布朗肖（Blanchot）等思想家引入了法国，但是真正把尼采提升为一位思想连贯的哲学家、使其成为60至70年代法国理论界新的旗帜的，却是德勒兹和他的《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and Philosophy）（Deleuze，1983）。德勒兹曾接受过理性主义和经院传统的正规训练，可是当他后来研究各种反理性主义者时却深深地为他们所吸引，于是便发生了他的生涯中向尼采的转变。德勒兹着迷于那些“似乎已构成了哲学史的一部分，但却在某个方面或者完全没有被纳入到哲学史当中的作者，如卢克莱修、斯宾诺莎、休谟、尼采和柏格森等”（Deleuze and Parnet，1987：14—15）。这些思想家由一条“隐秘的链条联系在一起，这个链条就是对否定性的批判，对快乐的培养，对内在本质的憎恶，对力量与关系之外在性的颂扬，以及对权力的斥责”（Deleuze，1977b：112）。

正如迪孔（Descombes）所注意到的那样（Descombes，1980：152），德勒兹可以被解读为一位受尼采精神鼓舞的后康德主义者，他试图把康德批判哲学的未竟事业进行到底，因为康德的批判哲学虽然勇敢地攻击了诸如灵魂、世界、上帝这些西方理性的传统概念，但却没有批判诸如真、善、美等其他一些核心概念，而尼采却在他的系谱学中对这些价值进行了彻底的质疑。像尼采一样，德勒兹认为哲学的功能就是批判：“哲学最为积极的功能就是批判：一项祛除神迷的事业”（德勒兹语，参见Descombes，1980：153）。

在《尼采与哲学》中，德勒兹把尼采解读为一位系统化、总体化思维模式以及虚无主义思维模式的激进批判者，他试图超越柏拉图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和德国辩证法。该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是尼采对辩证法思想的攻击、对一种作为辩证法之替代物的差异与变易理论的重建，以及以一种关于自然力量和生物力量的理论为基础对价值的重新评估。德勒兹借用尼采的话语来颂扬多样性，攻击辩证法是一种总体化的、还原主义的思维模式。

依照德勒兹的解释，尼采认为现实由大小不同的各种力量组成，而构成这个世界的动态现象则为一种内在意志所驱动。抛弃了原子论形而上学和静态存在哲学，尼采声称力量以彼此对抗的关系存在，统治关系植根于命令与服从的等级模式中。任何躯体（body），“不论是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都是由统治与服从的力量关系所规定的。这一点在人类领域中尤为明显：不同量级的力量导致了具有不同质的现象的出现，如“高级”与“低级”、“主动”与“被动”类型的划分，亦即那些肯定力量之价值并增进力量的人和那些从弱者的道德出发贬低力量的人之间的划分。将生命力量予以分化（differentiate）的权力意志乃是最具包容性的现实原则。尽管权力意志同时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力量，它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关系并支撑着所有事物，但是，世间力量的多元性是不可还原的。“权力意志的一元论与权力类型的多元论是密不可分的”（Deleuze，1983：86）。(www.daowen.com)

尼采的多元论同辩证的差异理论完全不同。在德勒兹看来，黑格尔和其他辩证法大师宣称现实是从两极对立现象的对立建构中通过“否定的劳动”（labour of the negative）而产生出来的。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对世界的动态解释，但是德勒兹却认为这是一种神学观点，在这种观点中，差异总是从属于一个潜在的统一体，矛盾的各方总是在寻找一种更高级别的综合，运动最终将导致静止和死亡。辩证法迷失于科学抽象之中，深陷于同一逻辑的泥淖，“未能认识到使各种力量、它们的质以及它们的关系得以形成的真正要素”，没有看到那些通过权力意志构造了现实的“更为细微和隐蔽的分化机制”（Deleuze，1983：157）。只有系谱学才能对价值和世界的这种分化性质作出恰当的说明，辩证法只是“一种对差异本身的永久的误解，一种被混乱地颠倒了的系谱学”（同上引）。

德勒兹的著作是对尼采的那些令人费解的警句和只言片语的一种注解；他的著作阐明了尼采著作中的那些隐晦的观念，发展并超越了尼采的某些观点（例如尼采关于主动力量和被动力量的理论），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把一位在许多人看来绝非系统化的思想家的各种观点，纳入了一种系统化的解读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尼采那里，德勒兹发现了辩证思想的一种替代物，这种新思想肯定了无关于“更高的”统一体的差异，并将欲望（就其肯定性的力量而言）视为一种生产性的、创造性的力量，而不是一种仅仅与痛苦、匮乏和否定相联系的状态。德勒兹对哲学持有与尼采相同的态度。对这两位思想家来说，哲学的任务就是：批判西方哲学的真理概念；拒斥稳定的认同，并肯定差异、机遇、混沌和变易；克服虚无主义并创造新的思维与生命形式及可能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对包含于躯体中的原始力量和欲望的创造力重新进行评估。

因此，尼采的思想对于德勒兹早期所建构的后现代认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后现代认识论具有非本质主义的、非再现的、多元的、反人本主义的以及“坚决反辩证的”的特点。尼采对权力的力本论（dynamism）解释以及对主动力量的肯定，在德勒兹的早期著作中，以及在他与加塔利合写的著作中，被转译为一种关于构造性欲望的理论，这种理论宣扬欲望的生产性，谴责各种试图弱化或瘫痪欲望的社会力量。尼采对所有存在哲学的攻击，以及他把世界视为永远处于流动、转化和变易状态的动态观点，对他们（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欲望概念以及对他们对西方哲学的批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尼采消除了哲学的神秘性，这一工作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在德勒兹与加塔利后来的游牧式思维当中得到了体现，这种游牧式思维破除了一切形式的普遍化秩序、总体性、等级制和基础原则，并且攻击具有“国家式思维方式”（state-thought）的哲学帝国主义。尼采对肯定性思维的强调，鼓舞德勒兹与加塔利在晚期著作中毫不恋旧地创造出新的概念和价值。

尼采对再现的批判对德勒兹与加塔利以及后现代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批判包含两个不同组成部分：（一）对唯实主义理论（realist theories）的批判。唯实主义理论宣称主体可以在思维中精确地反映或再现世界，而不需要文化、语言和哲学的中介；（二）对一种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的推崇，这种生命哲学置躯体及其力量、欲望和意志于意识存在和再现图式之上。第一个主题攻击现代认识论中的主客之分，在这种认识论中，中性的或者客观的世界可以直接以镜像形式反映到被动主体的接受性心灵当中。后现代理论家拒斥这种观点，认为对世界的感知乃是以话语和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主体性为中介的。德勒兹与加塔利等理论家强调现实的动态的、不确定的特性，而再现主义图式却试图通过知识基础将这些动态的、不确定的特征加以固定和稳固化。他们的欲望哲学还攻击更为广义的再现，如总体化话语、人本主义基本框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认知图式。他们把这些看作是从原始的情感存在状态中衍生出来的东西，是对差异和躯体“强度”或者是对间歇地爆发的欲望能量的压迫性总体化。

在他接下来的著作《差异与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1968）和《感觉的逻辑》（Logic of Sense）（1989）中，德勒兹不再去“阐述”（经他自己改造过）他人的思想，而是开始表达他自己的观点，以别出心裁的风格形式复杂而详细地推出了他自己的差异哲学。在《差异与重复》中，他将科幻小说和侦探故事两种体裁结合到一起，其目的是要推翻柏拉图和康德。柏拉图致力于区分理念世界和它们在物质世界中的摹本，区分好的摹本和坏的摹本，把坏的摹本斥责为导致本体论上的混乱并威胁着理念世界的影像。德勒兹试图解构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对立，恢复差异、暂时性、矛盾、非同一性以及影像等柏拉图力图加以压制的现象。

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试图找出使感官经验成为可能、同时又与感官经验相分离的心灵先验范畴的做法不同，德勒兹拥护一种具有动态强度的经验和感官领域，以及一种非概念的、非再现的、无意识的思维模式。康德的心灵天赋能力概念试图建立主体的同一性以及客体的通感再现（common_sense representation），而德勒兹则提出了为通感统觉和概念再现所无法把握的“自在差异”（difference in itself）范畴。

在《感觉的逻辑》一书中，德勒兹试图写出一部包含三十四个不同章节或“系列”的“逻辑与精神分析小说”，其中的每一节分析一种不同的悖论（paradox）。德勒兹的分析范围从斯多葛学派的宇宙论一直到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的“荒诞”作品。德勒兹再一次将焦点放在批判同一逻辑和推崇躯体的前再现领域及其强度之上，而不是放在意义的再现图式之上。德勒兹描述了躯体的一种未分化的原始领域，自我和超我结构就是从这一领域中衍生出来的。他把卡罗尔的荒诞文本同精神分裂者的话语联系到一起，分析了精神分裂者的语言经验和躯体经验。对精神分裂者来说，语词以一种生动的、有形的、无意义的片断进入躯体，并以一种不连贯的声波离开躯体。与此相类似，在精神分裂者的经验中，躯体既是一些零散部件的随意堆积，又是一个坚固的、不可分割的一团，德勒兹借用安托宁·阿尔托的词汇，称之为“无组织躯体”（body without organs）。

当德勒兹致力于发展一种与西方总体化的、再现的图式相决裂的欲望理论和一种后现代差异理论时，加塔利正在一些激进政治组织中及一家精神病诊所里工作，并参加了一些致力于研究统治的制度形式的团体。从一部收集了他50至60年代期间所发表文章的论文集《精神分析与横截线》（Psychanalyse et transversalité）（1972）——其中部分作品被收进了《分子革命》（1984）一书——中可以明显看出，加塔利正努力试验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结合起来，提出新的微观政治理论。史蒂瓦尔（Stivale，1984）按年代顺序对这些文章作了研究，他区分了加塔利的四个发展阶段：在截止1968年以前所写的文章中提出了有关处在精神治疗制度下的群体之性质的理论；从1969年至1972年发表的文章阐述了一种欲望机器（machinic）理论；1973至1978年间所发表的讨论分子政治（molecular politics）的文章对微观欲望政治进行了理论化，并运用叶尔姆斯莱夫⁽¹⁾（Hjelmslevian）的语言学建构了一种符号理论；1979年以后的文章提出了分裂分析和激进政治。加塔利关心的主要问题有：个体力比多的社会构成；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制度在消解旧的控制形式时对新的控制形式的生产以及对左派官僚结构的批判。

尽管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研究途径、背景和关注点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在创立一种革命哲学和欲望政治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聚合点。他们的合作过程开始于1969年合著的《反俄狄甫斯》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