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德勒兹与加塔利：分裂，游牧者，块茎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客体支离破碎的时代，〔那些构筑世界的〕砖块业已土崩瓦解……我们不再相信有什么曾经一度存在过的原始总体性，也不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有一种终极总体性在等待着我们。

德勒兹　加塔利《反俄狄甫斯》

理论并不要求总体化，它只是一种实现繁多化（multiplication）的工具，并且还将其自身繁多化……总体化是权力的本性……而理论从其本质上讲是反对权力的。

德勒兹《知识分子与权力》

吉勒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弗里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致力于后现代冒险，试图创立一种新的思维形式、写作形式、主体性形式以及政治形式。尽管他们都未采用过后现代话语，并且加塔利甚至还把后现代话语攻击为一股新的犬儒主义和保守主义浪潮（Guattari，1986），但是，他们都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废除统一、等级制、认同、基础、主体性以及再现等现代信仰，并颂扬理论、政治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差异性与多样性等相反原则，就此而言，他们都是典型的后现代立场的代表人物。

迄今为止，他们最具影响的著作要数《反俄狄甫斯》（Anti_Oedipus）（Deleuze and Guattari，1983），这部著作猛烈地批判了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压制，指责它们酿成了法西斯式的主体性（这种法西斯主体性甚至附体于革命运动之中）。德勒兹与加塔利都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并且或许可以说是微观欲望政治（micropolitics of desire）——试图通过解放欲望来促成彻底的变革——的最热情的支持者。他们预想到了一种新的可能的后现代存在模式，在这种存在模式中，个体克服了认同与凝滞（stasis）等压迫性的现代形式，成为在持续的变化与转型过程中的欲望的游牧者。

德勒兹是一位哲学教授，50—60年代因研究斯宾诺莎、休谟、康德、尼采、柏格森、普鲁斯特（Proust）及其他一些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加塔利是一位临床精神分析学家，从50年代起一直在拉波德（La Borde）精神分析所工作。他曾接受过拉康式精神分析学的训练，从早年起就热衷于政治，并且参与了1968年的五月事件。他曾同意大利理论家安东尼奥·内格里合写过书（Guattari and Negri，1990），并且参与了试图在有组织的政党结构之外发动独立革命运动的“自主”运动。德勒兹与加塔利各自的独立学术生活在1969年他们合作撰写《反俄狄甫斯》一书时走到了一起。紧接着他们又合写了《卡夫卡：走向少数文学》（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Deleuze and Guattari，1986），《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Deleuze and Guattari，1987），各自还撰写了大量的著作。(www.daowen.com)

他们的著作与福柯的著作之间有着许许多多有趣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像福柯一样，德勒兹曾接受过哲学训练，而加塔利则在精神病院工作过，并对作为一种重要社会控制形式的医学知识发生了兴趣。德勒兹与加塔利承袭了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基本思路。像福柯那样，他们的中心关怀是：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统治阶段，这种统治以弥散于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的规范化话语和制度的增殖为基础。

然而，他们关于现代性的观点却与福柯有些不同。最明显的是，福柯倾向于对现代性作总体化的批判，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则试图阐明并赞赏它的积极的、解放性的方面，亦即由资本主义经济动力所引起的对力比多流（libidinal flow）的解码（decoding）。和福柯不同，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与其说是对知识与理性的批判，莫如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因而，他们的分析比福柯的分析更依重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范畴。不过，同福柯一样，他们也绝不把自己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拒斥辩证法，采用一种后现代的差异、视角和片断逻辑。此外，尽管所有这三位理论家都强调从理论上揭示统治之微观结构的重要性，但德勒兹与加塔利同时还较为清楚地说明了宏观结构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对国家的详细批判。

更进一步讲，福柯强调的是现代性的规诫性技术，强调在权力/知识体制中躯体成了被规诫的目标，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强调的则是各种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殖民。尽管在福柯的晚期主体系谱学中欲望只是个次级主题（sub_theme），但是对德勒兹与加塔里它却具有头等的重要性。^〔1〕因此，精神分析、精神压抑概念、同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密切结合以及对家庭及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所有这些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中，比在福柯的著作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虽然德勒兹与加塔利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乃是建立在福柯对弗洛伊德、精神病学和人文科学的批判之上。

福柯强调权力的生产性特性，拒斥“压抑假说”（repressive hypothesis），与此相反，德勒兹与加塔利却不假思索地谈论欲望的“压抑”，我们在下面将会指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建构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欲望概念。此外，德勒兹与加塔利热情地拥护躯体与欲望的解放，这同福柯对古希腊—罗马之自我驾驭主张的赞誉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如此，这三位理论家都试图消解并清除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的主体。福柯的办法是运用批判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把主体还原为话语和规诫性实践的产物，而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办法则是对自我和超我作“分裂分析”，以此解构主体并解放动态的无意识。尽管福柯后来修正了他的主体观，但是这三位理论家都拒斥现代主义的统一的、理性的、表现式的主体概念，并试图促成新的非中心化的主体类型的出现，这种新型主体摆脱了被他们（德勒兹、加塔利、福柯）视为僵化且统一的认同恐怖，可以自由地扩散且多元化，并且可以被重构为新的主体性与躯体类型。

三位作者都对彼此的著作表现出高度的敬意。在其著作《福柯》（Foucault）一书中，德勒兹热情地将福柯颂扬为一位全新的思想家，其著作“代表了多样性理论—实践中迄今为止最为关键的一步”（Deleuze，1988）。福柯本人也声称，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著作对他的权力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Foucault，1977：213），他并且为《反俄狄甫斯》撰写了一篇饱含赞誉的导言。他的《哲学剧场》（Theatrum Philosophicum）一文对德勒兹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了他对西方哲学范畴的批判以及对获得历史“事件”的积极知识所作出的贡献（Foucault，1977：165_196）。福柯甚至谦逊地不谈自己的历史地位，而是宣称：“或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被认为是德勒兹的世纪”（Foucault，1977：165）。在《知识分子与权力》（Intellectuals and Power）一文的对话中（Foucault，1977：205_217），福柯与德勒兹的话语自由地交织于一项共同的计划之中：重新建构理论概念，使得理论永远—已经（always＿already）具有实践的品格和“局部的、区域性的”品格。

在本章中，我们将追随德勒兹与加塔利著作的漫长旅程：从德勒兹早期建立一种激进的尼采式差异哲学的尝试，到加塔利关于微观政治的文章，再到他们合作的《反俄狄甫斯》和《千高原》。他们的著作瓦解了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区别，这些著作在精神上是戏谑性的，在形式上是开创性的，但在哲学和政治目标上却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们的作品试图从理论上阐述由欲望“强度”和不可总体化的多样性所组成的变化不居的动态世界。他们用分裂、游牧者、块茎这些关键概念来描述这个世界。我们认为这些形象表达了一种后现代欲望理论和欲望政治，试图批判地分析现代性，以便重建某种新的、尚不明确的、后现代的/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