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的策略：系谱学政治

为替代马克思主义有关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二元模式，福柯呼唤一种在社会的所有微观层面上，在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和学校中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他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概念，因为在现代宏观政治概念中，冲突力量之间争夺的是对扎根于经济和国家中的中心化权力之源的控制权，而在后现代微观政治概念中，无数的局部群体争夺的是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权力形式。

“反映”（亦即代表其发言）所有被压迫群体的“普世知识分子”被降级为仅仅在某个具体的群体和斗争形式中承担某种谦逊的顾问角色的“特定知识分子”。福柯几乎拒斥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词汇。例如，在福柯看来，自由或解放这个概念就暗示了存在着某种有待于从压迫性的权力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人类固有本质。此外，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也假设了有可能在权力场之外建立一种真意识、一种真理形式以及一种以心智再现而非以躯体规诫为基础的权力。最后，福柯发现革命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它需要的是一种从某个中心点（国家或生产方式）辐射开来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变，而不是那种以反对不为任何人所拥有的关系性权力为目标的局部斗争的非总体化扩散。“根本不存在大规模拒绝（great Refusal）的中心、反叛的核心、一切背叛的根源或革命的纯粹法则。相反，有的只是多元的抵抗，其中每一种抵抗都是一个特例”（Foucault，1980b：9596）。

假如福柯的看法是正确的，即现代权力是不可还原的、多元的，它在社会的局部和毛细血管层次上扩散和发展，因而只能在后来被更大的制度性机构所占有，那么，随之而来的结论便是：仅仅改变国家形式、生产方式或社会的阶级构成，并不能改变权力的自主轨迹。由此看来，在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以及利奥塔等思想家所提倡的微观策略后面，隐藏着这样一种观点：既然权力是分散且多元的，那么政治斗争的形式也就必然应当是分散和多元的。因此，福柯式的后现代政治试图决裂于统一的、整体化的策略，培育形式多样的抵抗，摧毁已接受的认同牢笼以及排外性的话语，鼓励所有种类差异的扩散。

于是，系谱学的任务就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正如马克思试图打破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拜物教的魔力，或者如超现实主义者和俄国形式主义者采用“使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技术来打破日常感觉框架一样，系谱学对那种认为目前状况是永恒的和自明的观点提出质疑，揭示了隐藏在中立或友善面具下的权力与统治的实际运作状况。用福柯的话来说：“我认为，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政治任务应该是去批判那些表面上看来似乎既中立又独立的制度的运作；应该用批判的方法揭去借助这些制度隐蔽地发挥其作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它们”（Foucault，1974：171）。(www.daowen.com)

系谱学试图揭示出客观化的理性形式（及其真理与知识体系）作为历史性的偶然而非永恒的必然力量是如何形成的。毋庸置疑，“只要我们认识到它们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就能取消（unmake）它们”（Foucault，1988d：37）。福柯的性系谱学就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写成的。他试图通过指出产生于早期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性中的性本质概念或性概念已经同那种把个人牢牢禁锢在规范化话语与认同之牢笼中的规诫技术和治疗术结合到了一起，以此对当代的性解放观念提出质疑。

我们认为，福柯的微观政治包含两个关键成分：一种话语政治和一种生物性政治（bio_politics）。在话语政治中，边缘群体试图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认同约束之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差异，使其自由发挥作用。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即是权力，因为那些对话语起决定作用的规则强化了有关何为理性、理智以及真实的判定标准，因而，站在这些规则之外发言，就要冒被边缘化和被排斥的危险。所有话语都是由权力产生的，但它们并不全都对权力俯首帖耳，它们也可以被当作“抵抗的支点和反抗策略的起点”（Foucault，1980b：101）。反话语（counter_discourses）就是通过浓缩大众对从前的压迫形式和斗争方式的记忆，提供了政治抵抗的杠杆，也提供了阐发被边缘化群众之欲求的一种手段。与此相对照，在生物性斗争（bio_struggle）中，个人试图摆脱规诫性权力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快感形式来重塑躯体。福柯相信，通过培养新的躯体和快感，就有可能颠覆规范化的主体认同和意识形式。不过，对躯体的政治利用并不能采用赖希（Reich）或马尔库塞（Marcuse）所倡导的那种“性解放”形式，因为性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种规范化建构物。因此，在福柯看来，“反抗对性的利用（deployment of sexuality）的出发点不应是性欲，而应是躯体和快感”（Foucault，1980b：157）。

这两种策略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因为话语政治倡导一种批判性的反思和一种大众反记忆（counter_memory），而生物性政治探究的则是躯体的逾越潜能。第一种观点强调所有人类事件的历史特征，而第二种观点有时却倾向于一种天真的自然主义。从根本上讲，这反映出了强调推论性方面与强调超推论性方面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贯穿于福柯的所有著作当中。此外这里还存在着另一张力，即强调统治的无所不在性与强调抵抗的可能性之间的张力，福柯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述统治，认为统治影响着精神和生理存在的所有方面，但对抵抗却谈之甚少，并且否认，至少在理论上否认了人的能动作用。还有，正如弗雷泽（Nancy Fraser）所指出的（Fraser：1989，60）：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被福柯给予了高度肯定的“躯体和快感”不像“性”那样也是权力的产物，或者也暗含在“规范化策略”之中？福柯一方面声称任何事物都是在权力关系中历史地形成的，另一方面却又把躯体的某些领域视为逾越的先验根源，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由此看来，他似乎重蹈了那种他所批评的人本主义之本质主义人类学的覆辙。

不过，话语政治和生物性政治的共同目的都是要促进新的主体性形式和新价值的形成（Foucault，1982a：216）。发展新主体性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消解旧的主体性，这一点早在《词与物》一书中就提了出来。和阿尔都塞以及其他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不同，福柯虽然从未提出任何关于人类能动性的概念，但是，他表现出了要在后人本主义质疑中重建主体性的积极姿态。这一动向出现在他的晚期著作（《性史》的第二卷和第三卷，以及自80年代以来发表的其他文章与访谈录）中，并且逐渐发展为福柯思想中最前沿性的东西：对伦理学和自我技术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