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统治与抵抗：福柯的政治片断

〔必须〕把政治行动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subvision）和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

福　柯《〈反俄狄甫斯〉序言》

也许当今的任务不是去揭示我们之所是，而是去拒绝我们之所是。

福　柯《主体与权力》(www.daowen.com)

福柯的考古学与系谱学的累积效应也许会使人感到沮丧。因为依照他的描述，权力弥散在整个社会场域当中，构铸着个人的主体性和他们的知识与快感，对躯体进行殖民统治，既占用它的力量，同时又诱使它臣服和顺从。自从17世纪以来，个人一直被束缚在一个复杂的、规诫性的、规范化的、全方位的权力网络中，这个权力网络监视、判断、评估和矫正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社会场域中并没有“基本的自由空间”，权力无所不在。“我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讲，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我们处于一个永久的策略性关系世界当中”（Foucault，1988d：168）。

尽管有这种强烈的令人沮丧的看法，但如果因此就认为福柯是社会和政治变化方面的宿命论者，那将是一个错误，因为他的作品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来解读。事实上，假如他真的认为权力锁链是坚不可摧的，那么，他对政治斗争和政治论辩的参与又有什么意义呢？由此看来，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福柯是位乐观主义者，这种乐观来自于他对权力的偶然性和脆弱性的坚定信念：“当人们说某种事物无法变得更好一些时，这其中包含着一种乐观精神。但是，我的乐观精神却包含于如下的看法中：有如此多的事物可以被改变，它们是如此脆弱，受环境而非受必然性的左右，更多地相关于随意性而非自明性，相关于一种复杂但却又是暂时的历史境遇而非必然的人类学局限”（Foucault，1988d：156）。从根本上讲，这种态度来自于这样一种信念：“知识能够改变我们”（Foucault，1988d：4）——而这正是考古学和系谱学作为一种历史学方法为什么要揭示当前的主体化话语与实践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之意义所在。

对福柯的误解表明人们混淆了无所不在的权力和无所不能的权力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尽管权力无所不在，但它又与冲突和斗争密不可分：“我只是说：哪里有权力关系，哪里就可能会有抵抗。我们可以永远不落入权力的圈套，我们总是能够在确定的条件下依照某种精确的策略减少它的控制”（Foucault，1988d：123）。人们通常认为，福柯把主体描绘成了权力的无助且被动的受害者，这种看法实际上未能注意到他对权力的偶然性和脆弱性的强调，未注意到他的著作在许多地方都谈到了对权力的现实抵抗。例如，在《规诫与惩罚》中，他曾简短地讨论了对抗规诫性和规范化机制的“大众越轨行为”及逃避规戒的策略（Foucault，1979：273）。同样，在《性史》中，他指出，尽管“性变态”话语增加了社会控制机制，但它们同时也产生了一种相反的话语，使得同性恋者可以借此来要求得到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所应当拥有的合法地位（Foucault，1980b：101）。

但是必须承认，这样的篇幅并不多见，福柯的著作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如何被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以及规范化。福柯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强调“统治技术”转向强调“自我技术”，从强调个人如何被他人改变转向强调如何实现自我转变（参见本章本节第2小节）。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福柯关于政治策略的论述都是非常含混和尝试性的，根本没有出现过“福柯政治学”之类的东西——因为这将需要建立系统的理论，而这正是他所反对的。不过，无论如何，的确存在着独特的福柯策略，它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中的那些假设，构成了一种后现代政治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