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权力/知识/主体性：福柯的后现代分析

直到19世纪，我们才开始明白剥削的本质；然而直到今天，我还未能全面地理解权力的本质。

福　柯《语言，反记忆及实践》

从70年代初起，福柯试图在非总体化的、非再现的、反人本主义的框架中重新思考现代权力的本质。他拒斥所有那些认为权力仅停泊于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s）或统治阶级手中、并认为权力本质上是压迫性的现代理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后现代观点，认为权力是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无主体的和生产性的，它构造了个人的躯体和认同。福柯声称，两种用来从理论上阐释现代权力的主流模式，即法权模式（juridical model）和经济学模式（economistic model），都因为包含着陈腐错误的假设而使自身受到了损害。马克思主义者所拥护的经济学模式由于以还原的方式把权力归属于阶级统治和经济上的必然性（imperatives），因而遭到了拒斥。而法权模式（这是他的主要攻击目标）则是从法律、法定权利和道德权利以及政治主权等方面来分析权力。福柯认为，尽管资产阶级革命砍掉了社会政治王国中的国王的头颅，但是，主权—法律（sovereign_juridical）模式的许多概念和假设仍然继续影响着现代思想（如一般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权力的压迫性理论）。因此，他试图用系谱学的断头台“砍去理论王国中的国王的头颅”。

福柯做了一项划时代的创举，他提出了一种与法权模式所描绘的完全不同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而非压迫性的，它“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而不是专心于威胁、压制和摧毁它们”（Foucault，1980b：136）。这种权力的运作无需借助肉体的力量，也无需借助于法律，而是借助于具有霸权地位的各种规范，借助于政治技术，借助于对躯体和灵魂的塑造。这一点从福柯在《规戒与惩罚》中所描述的从达米安斯（Damiens）可怕的酷刑折磨到对犯人、学童及其他人施行道德改造这一戏剧性的历史转变中就可以明显看出。

在《性史》中，福柯把这种新型权力称为“生物性权力”（bio_power）。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种生物性权力的最初形态表现为一种规诫性权力，它其实是“一种人体解剖政治”（an anatomo_politics of the human body）（Foucault，1980b：139）。福柯通常总是把规诫定义为“保证人类多样性之秩序的技术”（Foucault，1979：218）。规诫性技术最早起源于修道院，到了17世纪后期，由于那些流行瘟疫的城镇需要实行空间隔离并对人口实行监控，由此使得这种规诫性技术很快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牢狱群岛”。

生物性权力的第二种形态出现于规诫性权力之后，它所关注的是“类总体”（species body），即一般性的社会人口（population）。“政府感觉到，它们不是在直接地与主体打交道，甚至不是在同‘人’打交道，而是在同‘人口’打交道，同它的具体现象以及它的特殊变量如出生率、死亡率、寿命期望值、生育力、健康状况、疾病发生率、饮食起居模式等打交道”（Foucault，1980b：25）。随之而来的对人口的监控表明“生命进入了历史”，进入到一个密集地构建起来的知识、权力和技术领域。因此，性在18世纪成了推论性管理和控制的对象。按照权力的规范化策略“对性的利用”，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性变态以及对性行为的分类。

与现代理论把知识看成是中立的和客观的（实证主义）或者看成解放性的（马克思主义）相反，福柯强调知识与权力体系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权力/知识”概念表现了后现代对理性和以理性名义提出的解放蓝图的怀疑。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循环关系是福柯在以系谱学方法批判人文科学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产生于权力关系网络中的各门学科如精神病学、社会学、犯罪学等，通过排斥、限制、监视和客观化等多种形式的实践与技术，反过来又发展、完善、传播了新的权力技术。诸如精神病院、医院、监狱这些机构，其作用有如一些观察个体行为、利用矫正技术进行实验，以期获得社会控制知识的实验室。

现代的个人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知识的主体，他并不是一个“受压制”的存在物，而是一个在“科学—规诫机制”（scientifico_disciplinary mechanisms）之母体中被积极地构铸的存在物，一个“通过一整套的力量与躯体技术被精心组织起来的”道德的、法律的、心理的、医学的、性的存在物（Foucault，1979：217）。按照福柯的理解，“主体”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主体“既可能由于统治或依赖关系而受制于他人，也可能由于良心或自我知识而受到……自身认同的束缚”（Foucault，1982a：212）。因此，正如迪尤斯所指出的（Dews，1987），福柯拒斥那种把良心、自我反省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启蒙运动模式，他继承了尼采在《道德系谱学》中提出的主张：自我知识，尤其是表现为道德意识的自我知识，乃是权力借以使个人将社会控制予以内化的策略以及这种内化的后果（Dews，1987）。(www.daowen.com)

现代理论假设了一种前定的、统一的主体，或一种先于一切社会活动的永恒的人性，与此相反，福柯呼吁要解构主体，并将这种解构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策略。“我们必须屏弃构作性主体（constituent subject），并废除主体本身，也就是说，要通过分析来说明主体在历史框架中的构成过程”（Foucault，1980a：117）。构作性主体概念乃是人本主义者的骗人把戏，它阻碍了人们对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批判性考察，而主体却正是在这些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以尼采为榜样，福柯的任务就是要把思维从人本主义的迷梦中唤醒，并消除“各种形式的人类学偏见”，这项工作将会使我们“同全面批判理性的事业建立起新的联系”（Foucault，1973b：342）。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主体的“创造性角色就必须被剥夺，必须将它视为话语的一个复杂的可变函数”（Foucault，1977：138）。因此，福柯拒斥积极的主体，热烈欢呼后现代时期这一积极事件的到来，认为在后现代时期，主体的能动作用将会被剥夺，新的思维形式将会出现（Foucault，1973a：386）。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福柯对权力的阐释所强调的是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性质，以及独立于有意识的主体而运作的“形态多样的”权力机制。这种后现代理论试图把握现代性本身的多元性质，福柯认为，诸如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现代社会理论未能充分理解这种多元性。现代性的特征正在于“除了不断地向别处扩散，快感和权力绝不可能在某个权力中心点……某个循环节点或联结点……某个场址中……凝结或驻留”（Foucault，1980b：49）。为此，福柯把权力定义为“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field），在这个场中，产生了范围广远但却从未完全稳定的统治效应”（Foucault，1980b：102）。现代权力是一种“关系性”权力，它“在无数的点上被运用”，具有高度不确定的品格，并且从来都不是某种“可以获得、抓住或分享”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可供争夺的权力源泉或中心，任何主体也不可能占有它；权力纯粹是一种结构性活动，对它来说，主体只不过是无名的导管或副产品。

与现代的总体化分析法相反，由于福柯认为权力和理性嵌刻于各种话语和制度性场址之中，因而他采取了一种多元化的分析法。福柯的方法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方法以及别的现代方法有明显的不同，他反对对“理性化”作普遍化描述。相反，他把理性化分析为一种过程，发生于“众多的场域中，每一个场域都以一种基本的经验如疯狂、疾病、死亡、犯罪、性等为基础”（Foucault，1988d：59）。因此，福柯采取了一种“由下至上”而非“从上至下”的分析方法，认为权力是在一个分散的制度性网络场中传播的，因而只能被更大的结构（如阶级、国家等）所占有。这些宏观力量“只是权力所采取的最终形式”（Foucault，1980b：92）。此外，这也说明了福柯为什么要把他的方法称为一种“分析法”，而不是一种权力“理论”。后一个词汇意味着一种系统的、统一的观点，而这正是他力图要取缔的，因为他所支持的是一种多元的、片断性的、差异性的、不确定的、属于特定的历史和空间的分析模式。

因此，我们应当在后现代权力理论与对现代权力的后现代分析之间作出区分。尽管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色，他把权力分解为多元的微观力量，并且还预想了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但是，对于被某些理论家认为构成了后现代权力的那些技术和策略，他却从未作过系统的理论描述。对于像博德里拉（见第四章）这样的理论家来说，后现代权力意味着电子媒体、信息技术和符号体系瓦解了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界限，并迅速地繁衍出了一种由图像和被操纵的能指构成的抽象环境。事实上，既然福柯意在从理论上阐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下时刻”，那么，有一点就令人感到疑惑不解了，即他何以竟然会对这些出现于本世纪的、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新的权力形式⁽³⁾缄口不言？对于这些同信息的流通以及抽象符号系统有关的新权力形式，规诫性的生物性权力模式只能提供部分的说明。由此看来，在福柯的图式中，自19世纪以来，权力体制及其运作情况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福柯的这一看法受到了博德里拉等理论家的强烈反对，因为在这些理论家看来，一种新的后现代社会以及一种“脱离了实体的”（disembodied）符号性权力（semiotic power）已经出现了。

尽管福柯并不承认有一种后现代权力形式，但是我们发现他的确预见到了一种新的后现代认知和后现代历史时期，并且描述了他的强烈印象：“某种新的事物即将开始，宛如地平线上刚刚露出的一缕微曦，我们只是刚刚瞥见了它”（Foucault，1973b：384）。不过，除了从其概念上看，它应该是一个后人本主义时期这一点之外，福柯并没有对这个后现代时期作更具体的说明，没有从新的社会、经济、技术或文化过程等方面对它作更广泛的探索。相反地，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为了进一步发展他关于现代主体的系谱学，福柯的晚期思想由对现代性的分析转向了对前现代性的分析。

不仅如此，在其晚期文章（例如《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ment，1984：32—50）中，我们发现，与其说他设想了历史上的一种彻底断裂，毋宁说他描述了我们当前这个时代与启蒙时代之间的重要联系。在描述这种联系时，他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修正了他早期对理性的批判，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把他指责为顽固不化的非理主义者或唯美主义者是否真的确当（参见Megill，1985；Wolin，1986等）。尽管福柯仍然对启蒙理性持批判态度，但他却试图借鉴和吸收启蒙运动遗产中的积极成分——对当前时代的敏锐的历史感，对理性自主优于顺从和教条的强调，以及它的批判性的观点。他现在认为，在对待现代理性的态度上，无论是不加批判地接受，还是全盘地否弃，都同样是有害的。“假如说把理性视为必须予以消灭的敌人的观点是极端危险的话，那么，那种认为对之作任何批判性的质疑都有陷我们于非理性之危险的观点，同样也是极端危险的”（Foucault，1984：249）。这种修正把福柯从站在理性立场上拒斥理性这一困境中解救了出来。批判思维必须始终处于一种张力场中；它的作用就是去接受并从理论上描述“理性这扇既带给我们以必然性、不可或缺性，又带给我们其内在危险的旋转门”（Foucault，1984：249）。

因此，福柯修正了他对启蒙、现代性及理性的态度。尽管他早期对现代性持极端否定的批判态度，但在他的晚期著作中，他有时却采取了一种较肯定的态度，从现代的求知意志（will to knowledge）中看到了一种应予以保留的批判性冲动。我们在下面将要指出，这使得他修正了他自己原本认为主体性只不过是统治的建构物的观点。这一变化标志着法国思想已脱离了早期对理性和主体性的一味指责。我们将会看到，利奥塔对理性也作了类似的重新评估，并在其著作中吸收了康德的某些观点（参见第五章第3节）。从现在起，在我们考察福柯晚年的转变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他的系谱学方法和他的权力分析法所蕴含的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