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尼采与系谱学

1970年，福柯开始由考古学转向系谱学，转向对物质性制度和权力形式的更加妥适的理论分析。在《语言的话语》（The Discourse of Language）一文中，他谈到可以运用一种新的系谱学方法去分析“话语的有效构成，无论是在控制的限度内，还是在这些限度之外”（Foucault，1972：233）。在他给法兰西学院开的一门课（1970—1971）的摘要中，他说，他早期的考古学研究方法现在应当用以对“知识意志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权力后果的研究”（Foucault，1977：201）。在他的1971年的《尼采、系谱学及历史》一文中，福柯分析了将会影响到他的新历史学方法的尼采式核心主题。这种新历史学方法在他的接下来的一部重要著作《规戒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Foucault，1979）中已经走向了成熟。

尽管系谱学表明福柯的关注点发生了新的转变，但这并不是他著作中的一个断裂，而毋宁说是对分析范围的一次拓展。同考古学一样，福柯把系谱学也视为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把系谱学家称为“新历史学家”（Foucault，1977：160）。这两种方法都试图从一种微观角度重新审视社会领域，以便使我们发现推论的非连续性与分散性，而不是连续性或同一性，并且使我们抓住历史事件的真正的复杂性。因此，这两种方法都试图拆解历史连续性的巨大锁链及其目的论的终极归宿，历史地看待那些被认为是永恒的东西。福柯试图以话语领域的多元化来摧毁历史的同一性，通过使主体非中心化来涤除历史写作中的人本主义假设，并通过对人文科学史的考察来批判地分析现代理性。

不过，在向系谱学阶段的过渡中，福柯更多强调的是话语的物质条件。他从“制度、政治事件、经济实践及过程”等方面来界定话语的物质条件（Foucault，1972：49），并着重分析了推论领域和非推论领域之间的关系。为此，他把权力的运作（尤其是当权力以躯体为目标来生产知识和主体性时）当做主要研究课题。由此可见这种转变并不是唯心主义考古学的福柯同唯物主义系谱学的福柯的决裂，毋宁说是福柯对他先前著作中一直不明确的社会实践和权力关系的更加妥适的理论阐述。

现在，考古学与系谱学在理论/实践形式中结合到了一起，理论具有直接的实践品格。正如福柯所说的：“‘考古学’应当说是分析局部推论性话语的适当方法，而‘系谱学’则是一种策略，借助这种策略，只要弄清了局部推论性话语，那些曾一度处于从属地位的知识就会得到解放并开始发挥作用”（Foucault，1980a：85）。考古学试图揭示主体是一种虚构物，系谱学则力图强调构成主体的物质背景，揭示“主体化”过程的政治后果，并帮助形成对主体化实践的抵抗。考古学指责人文科学建立在人本主义假设之上，系谱学则把这些理论同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并试图使历史知识在局部斗争中发挥作用。考古学从理论上揭示了人文科学在现代认知背景中的诞生过程以及“人”（Man）的形象的诞生过程，系谱学则强调它们所产生的权力及效应关系。(www.daowen.com)

例如，在《规戒与惩罚》中，福柯描述了灵魂、肉体和主体在各种规诫性权力母体中的历史形成过程，这些规诫性权力运作于诸如监狱、学校、医院和车间等机构中。规诫性技术包括了对活动不断加以强制和规范的时刻表；对人们的各种行为表现进行监控的监督措施；为奖励顺从、惩罚抗逆而设立的各种考核制度，诸如撰写报告、建立档案等；以及为了施加或强化道德价值（如职业伦理）而推行的“规范判断”等。学生、士兵和犯人的生活都同样地受到管制和监控。个体现在不仅被诠释为推论性建构物，而且也被视为政治技术的产物，这种政治技术影响并构建了个体的认同、欲望、躯体及“灵魂”。“规诫‘造就了’个体；正是具体的权力技术把个体既当成客体，又当成它的运作工具（Foucault，1979：170）”。规诫的最终目标和结果是“规范化”，通过对精神和肉体的改造来消除所有的社会的和心理的非规则性，生产出有用且驯服的主体。

同样，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1980b）中，福柯试图写出“多形态的权力技术”史，自16世纪末期起，这种多形态的权力技术在由求知的科学意志所统治的性话语中严格地雕琢着躯体。权力不是通过对性的压抑来起作用，而是通过对性和“具体性本质”的主体的推论性生产来起作用。“对性的利用（deployment）本身要求……以一种越来越精微的方式繁衍、改造、吞并、创造和穿透躯体，并以越来越广泛的形式控制大众”（Foucault，1980b：107）。性躯体的生产过程就是使躯体在一个规范化的权力网络中接受雕铸的过程，这个权力网络限定并控制着整个知识—快感体系。

为了从理论上说明现代的规诫性和规范化实践的产生过程，系谱学将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都加以政治化。仿照尼采的道德系谱学、禁欲主义系谱学、正义系谱学及惩罚系谱学，福柯试图写出那些未被了解的、被遗忘的、遭到排斥的或处于边缘地位的话语的历史。他认为疯狂、医疗、惩罚和性的话语均有其独立的历史和制度基础，不能被还原为诸如现代国家或经济等宏观现象。因此，福柯强烈反对“总体化话语的暴政”（Foucault，1980a：83），呼唤“受压制知识的暴动”（Foucault，1980a：81），号召那些被实证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认为是边缘性的、不能被正规化的（non_formalizable）、因而被宣布为非法并被“取消了资格的”话语起来造反。因此，说系谱学是“反科学”，并非因为它们致力于“捍卫无知或非知识（non_knowledge）的狂放权利”，也不是因为它们攻击科学概念与科学方法本身，而是因为它们对中心化权力的压迫性后果提出了质疑，这种中心化权力同一个组织化的科学话语的建立和运作有着密切的联系（Foucault，1980a：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