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后现代观点及对现代性的批判

我认为自18世纪以来，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旧是、而且我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Reason）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危险又是什么？

福　柯《什么是启蒙》

我的目标……一直是想创立一门关于各种不同塑造模式的历史学，凭借这些模式，人类在我们的文化中被塑造成了主体。

福　柯《主体与权力》

福柯于1926年出生于法国的普瓦捷，卒于1984年。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的学术生涯最早开始于他在亨利四世公立大学时跟随让·希波莱特（Jean Hypolite）进行的研究，以及在高等师范学校时同阿尔都塞一起从事的研究工作。由于对哲学这门学科的抽象性以及它的天真的真理宣称感到越来越忍无可忍，于是便转向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并于50年代初到法国的精神病医院观察精神病治疗（参见Scheridan，1980）。这些研究导致了他最初两部以精神疾病为主题的著作的问世，并使研究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成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有一阵子，他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由于他无法接受正统观念的束缚，1951年他与之决裂了，并从此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种终身难以释怀的矛盾的情愫。50年代，福柯曾先后在瑞典、波兰和德国的法语系执教，1960年他返回了法国，在乔治·康吉扬（Georges Canguilhem）的指导下完成了他关于科学史的博士论文。1968年五月的抗议活动过后，福柯当上了万塞讷（Vincennes）大学哲学系主任。1970年，他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在那里他在教书中度过了余生。

福柯的著作对现代性作了创造性的、全面的批判。尽管在许多理论家看来，现代性包含了上起文艺复兴、下至当前时刻的一个漫长而没有明显差别的历史时代，但福柯却区分了两个后—文艺复兴（post_Renaissance）时期：古典时期（1600—1800）和现代时期（1800—1950）（Foucault，1989：30）。他认为古典时期开启了一种对人类的强有力的统治模式，这种统治模式在现代时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福柯追随尼采的立场，拒斥那种认为历史在不断进步的启蒙意识形态，指出：“人性并不会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逐渐进步，直到最后达到普遍的互惠，最终以法律准则取代战争；相反，人性将其每一种暴戾都深深地嵌藏于法规体系之中，因而所谓人性的进步只不过是从一种统治形式过渡到了另一种统治形式而已”（Foucault，1977：151）。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柯相信现时代是一种进步——就统治技术的撒播和精细化这一点而言。在这一点上，他最初的立场近似于阿多尔诺——阿多尔诺就曾把连续不断的灾难说成是“把战争武器从弹弓引向百万吨级原子弹”的过程（Adorno，1973：320）——而极大地区别于马克思、韦伯及哈贝马斯的立场，这几位思想家试图既承认现代性的解放性的方面，又承认它的压迫性的方面。(www.daowen.com)

因此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一样（Horkheimer and Adorno，1972），福柯相信现代理性是一种压迫性力量。不过，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强调的是现代理性对自然的殖民统治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社会和心理存在的压制，而福柯强调的却是现代理性通过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等方式对个人的统治。当理性这位沉睡的巨人从古典世界中苏醒过来时，它发现到处都是混乱和无序，于是便致力于为社会整理出合理的秩序。它试图通过建构系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对各种经验形式进行分类和整理，在福柯看来，这种系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就是与社会实践参差交织着的语言系统。福柯认为，各种人类经验，例如疯狂、性行为等，都变成了严密分析和监视的对象。它们在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参照框架下，在现代知识的话语中，被推论性地（反复）建构，从而变得易于管理和控制。自18世纪起，就出现了话语的爆炸，人类所有行为都成了现代话语“帝国主义”和权力/知识体制的控制对象。福柯指出，启蒙运动的任务就是成倍地增加“理性的政治力量”（Foucault，1988d：58），并将之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最终渗透到日常生活空间中。

福柯因此对现代性持一种敌对的立场，这正是福柯作品中最突出的后现代特征之一。一般而言，后现代理论都拒斥将理性与自由相等同的现代观点，并试图将现代理性形式说成是还原性和压迫性的。在他70年代的系谱学著作中，福柯指责现代理性、制度和主体性形式是统治的根源或统治的建构物。现代理性倾向于把知识和真理视为中立的、客观的、普遍的，认为它们是推动进步和解放的力量，而福柯却将它们视为权力和统治的基本成分。后现代理论拒斥统一的、总体化的理论模式，把它视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神话，是还原论的，它遮蔽了社会领域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同时在政治上导致了对多元性、多样性和个体性的压制，并助长了顺从性和同质性。

与现代观点截然相反，后现代主义者肯定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差异性和片断性，视它们为压迫性的现代理论形式与现代理性的解毒剂。例如，福柯就曾赞扬说，无论是在理论意义上，还是在实践意义上，比起“整体性的、极权主义理论的压制性后果”，“非连续的、具体的、局部的批判具有惊人的效力”。尽管他承认诸如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这种整体性理论“为局部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工具”（Foucault，1980a：81），但他相信，它们在实践意义上是还原主义的和压迫性的，需要用多元的知识形式和微观分析来替代。因此，福柯试图使作为统一整体的、由一个中心、本质或终极目的统御着的历史与社会非总体化，并使主体（在福柯看来，主体与其说是一种具有构造力的意识，不如说是一种被构成的意识）非中心化。他把历史看作是由不相关的知识组成的非进化的、支离破碎的领域，把社会看作是由处于非均衡发展水平上的各种话语构成的离散的规则体系，把现代主体看作是对牢狱社会之运转不可或缺的人本主义虚构，这种牢狱社会处处对它的臣民⁽¹⁾施以规诫和限制，使其从事苦役并服从统治。

或许，福柯著作深层的主导动机就是要“尊重……差异”（Foucault，1973b：xii）。这种动机影响了他的历史学方法、社会观点以及政治立场，并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意图抓住话语的特殊性和不连续性的历史学方法；对弥漫于多重的社会场域中的权力的反思；把“普世知识分子”（general intellectual）重新界定为“特定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以及对整体性和总体化思维模式的批判等等。福柯从多种视角来观察现代话语和现代制度，由此来分析现代性。按照尼采的理解，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否认有事实存在，坚持存在的只是对世界的解释。既然世界没有单一的意义，而是有无数的意义，因而，视角主义便追求对现象的多元解释，并坚持认为“解释世界的方法是不受任何限制的”（Nietzsche，1967：326）。例如，尼采对价值之起源的反思就是从心理学、生理学、历史学、哲学及语言学等多种不同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尼采来说，一个人能够获得的观察世界或其任何现象的视角越多，他的解释就将越丰富越深刻。^〔3〕

像尼采那样，福柯反对那种试图在某一种哲学体系内或从某一种处于优势地位的核心观点出发系统地掌握所有现实的哲学虚妄。福柯相信，“话语……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现实，以至于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从不同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来接近它”（Foucault，1973b：xiv）。没有哪一种单一的理论或解释方法可以凭其本身抓住构成现代社会的多元话语、制度及权力模式。因此，尽管福柯深受诸如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观点的影响，但他拒斥任何单一的分析框架，而是从精神病学、医学、犯罪学和性等多种视角来分析现代性，所有这些视角都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交错，从而提供了观察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之性质的不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