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批判理论与后现代挑战

由此可见，后现代话语指的是抛弃了现代话语和实践的新艺术观点、新文化观点或新理论观点。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种序列符号，表明那些事物是处在现代之后并接现代之踵而来。因此，后现代话语涉及一些描述历史、社会、文化和思想中的一组关键性变化的断代术语。后现代话语中的混乱情况起源于它在不同学术领域和学科中的不同用法，事实上绝大多数理论家和后现代话语的评论者对后现代一词提供的定义和理解经常互相冲突，并且他们通常并没有对这个词作充分的理论阐述。不仅如此，有些理论家和评论家描述性地使用后现代这个词，用它来描述新现象，而另一些人却规范性地使用这个词，以此力主去接纳新的理论、文化和政治话语与实践。

事实上，各种后现代话语所操弄的“后”这个词本身就有着一种内在的模棱两可性。一方面，“后”描述一种“不是”现代的东西，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试图超越现代时期及其理论与文化实践的积极的否定。正因为如此，后现代话语和实践常常被视为反现代的介入。这种反现代介入同那种被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视为压迫性的或枯竭衰朽的现代意识形态、现代风格以及现代实践实行了公开的决裂。在这种规范性意义上，前缀词“后”表示同此前东西的一种积极的决裂。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种决裂既可以从正面将其看成是从旧的束缚与压迫状况下的解放（参见 Vattimo，1985），是对新事物的肯定，向新领域的迈进和对新话语、新观念的培育（Foucault，1973b；Deleuze and Guttari，1987；Lyotard，1984a）；或者，也可以从反面将它看成是一种可悲的倒退，是传统价值、确定性和稳定性的丧失（Toynbee，1963a and 1963b；Bell，1976），或是对现代性的这些仍有价值的因素的抛弃（Habermas，1981 and 1987a）。

另一方面，后现代一词中的“后”字也表明了对此前之物的一种依赖和连续关系，这种依赖和连续关系使得某些批评者认为后现代只是一种进一步强化了的现代性，是一种超现代性（hypermodernity）（Merquior，1986；During，1987），“现代性的一种新面貌”（Calinescu，1987），或是一种现代性之内的“后现代”发展（Welsch，1988）。不过，许多后现代理论家还是用后现代这个词——如同汤因比当初引进的那样——作为西方历史已发生戏剧性断裂的表征。因此可以说，后现代话语包含了某种事物已经终结，而某种新的东西正在来临的意思，并且包含了这样一种要求，即我们必须提出新的范畴、理论和方法，以便探索和理解这位即将来临的新贵，探索和理解新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因此，对新事物有一种内在的同情，正是后现代话语的特点所在，而它的颂扬者们总愿意把自己标榜为理论和政治上的前卫分子，如先前时期的“现代”理论家所作的那样。

因此，我们将用“后现代主义者”（postmdernist）一词来称谓哲学、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领域中的后现代倡导者。后现代主义者描述且通常拥护发生于知识、文化和社会中的断裂，频繁地攻击现代性，同时认同被他们吹嘘为新的、“激进的”后现代话语与实践，号召用新的范畴、新的思维和写作模式、新的价值和政治去克服现代话语和实践的不足。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如利奥塔和福柯，把精力集中在提出新的替代性的知识与话语模式，而另一些人，如博德里拉、杰姆逊和哈维则强调新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经验形式。在社会理论领域，后现代主义者声称社会和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求用新的理论和概念去描述，而现代理论却无力担当此任。然而，杰姆逊却是运用现代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后现代文化与社会形式，哈贝马斯和他的许多同事则批评后现代理论全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与此不同，拉克劳和墨菲则是运用后现代批判来超越马克思主义，并重建了激进民主计划。

因此，并非本书中讨论的每一个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力图回避人们给他贴上属于某种派别的标签，他从未把自己的理论认同为后现代理论，也从未在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上使用过后现代这个词；不仅如此，在他的后期著作中，福柯有时甚至将其作品同启蒙传统的某些方面相联系，指出在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那个时代之间既存在着连续性，又存在着不连续性。德勒兹和加塔利虽然没有明确采纳后现代话语，但却提出了与现代模式相对立的新的理论模式、实践模式及主体性模式，将之作为现代模式的替代物。博德里拉最初不情愿用后现代一词来形容他的作品，但是现在他偶尔也用它来描述自己的观点。利奥塔对这一标签表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而加塔利则对它进行了攻击，拉克劳和墨菲对许多现代政治价值仍然难以释怀，而杰姆逊则继续认同于马克思主义。

在以下各章中，我们将探索各种后现代立场和观点，尝试对后现代理论作全面的阐释和批判。不过，我们并不打算去系统地讨论那些常常同后现代理论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如德里达，克利丝蒂娃，巴尔特，拉康等人。虽然——如瑞恩（Michael Ryan，1982）和斯皮瓦克（Cayatri Spivak，1987）所指出的——他们的作品同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大多数后结构主义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哲学、文化理论或精神分析学，而且，后结构主义理论并未提供对后现代性的详细说明，也没有介入后现代论战。与此相对照，本书将主要讨论那些我们认为对后现代理论之形成作出最大贡献的理论家们的历史、社会、文化及政治理论，即便他们并没有明确将自己说成是后现代主义者。

因此，我们将讨论下列问题上的各种对立观点：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或者还仍然停留在现代性之中？现代理论是否有能力解决当前时代的问题？不过，我们在本书中并不打算对后现代性作社会学分析，也不想预设已经有了一种现成的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文化、后现代经验在那里等我们去描述。相反，本书主要是一本讨论后现代理论的理论性著作，而非对“后现代状况”的另一种陈述。我们的任务是去评估后现代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发展关于当前时代的批判理论与激进政治。我们将通过质疑来评判后现代理论的贡献和局限，例如，它们是否对现代性和现代理论提出了恰当的批判？是否提出了有益的后现代理论、方法、写作模式、文化批判理论以及新的后现代政治？

在对各种各样的后现代理论家所进行的每一项研究中，我们将考察他们：（1）如何描绘和批判现代性及其话语；（2）如何同现代性与现代理论决裂；（3）如何提出了替代性的后现代理论、立场和观点；（4）如何创立或未能创立一种关于后现代性的理论；（5）如何提供或未能提供一种新的适用于假设中的后现代状况的后现代政治。我们将比较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博德里拉、利奥塔、杰姆逊、拉克劳与墨菲等人对现代性的各种批判和对后现代文化或后现代性之基本趋势的各种描述，以及对后现代理论的发展。我们还将考察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近期发展状况，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人物，尤其是阿多尔诺，对后现代理论的某些趋势的预见。此外我们还将研究为什么哈贝马斯及当前的一代批判理论家在很大程度上把后现代理论视作一种非理性主义并几乎将之全盘拒斥。

与此同时，我们还将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观点，并将在结论部分对我们的理论和政治观点作更详尽的阐述。我们的目标是去阐释和理解后现代理论，把它看作是对现代理论和现代政治的一种挑战，既包含着很有希望的新观点，同时也有值得怀疑的向度。我们并不接受那种认为历史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断裂，需要用全新的理论模式和思维模式去解释的后现代假设。不过我们承认，广大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内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它需要我们去重建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同时这些变化每每也为“后现代”一词在理论、艺术、社会及政治领域的运用提供了正当性。同样，尽管我们同意后现代对现代性和现代理论的某些批判，但我们并不打算全盘抛弃过去的理论和方法，不打算全盘抛弃现代性。我们既不当后现代话语的辩护士和颂扬者，也不会对之仅抱以轻蔑和鄙夷，相反地，我们将敞开胸怀，既接受它的挑战和批判，同时对它的某些夸大和表达方式实之处提出质疑。(www.daowen.com)

注　释

〔1〕关于以前对后现代理论的讨论，请参阅：New German Critique 33（1984）；Minnesota Review 23（1984）；Journal of Commuication Inquiry 10/2（Summer 1986）；Cultural Critique 5（1986—87）；Screen 28/2（1987）；Social Text 18（Winter 1987—88）；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1988）；Polygraph 2/3（1989）；Thesis Eleven 23（1989）；同时还可参阅我们自己从前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见参考书目），以及Turner（1990）和Dickens与Fontana（1991）书中收录的相关文章。

〔2〕关于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别，以及对后现代文化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评述，请参阅：Foster，Hal（1983）（ed.）；Trachtenberg（1985）（ed.）Kearney（1988）；Conner（1989）和 Hutcheon（1989）。应予注意的是，关于现代主义是什么，关于后现代主义究竟是构成了同现代主义的彻底断裂，还是仍在其内部发展的争论仍在进行之中。同样，对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其确定特征是什么的问题，目前也未形成一致看法。

〔3〕我们知道，一些现代社会理论并没有追随实证主义的真理符合说，以及关于概念范畴是社会现实的“说明性手段”（covering divices）或“图像”的解释，而是把范畴仅仅看作解释复杂社会现实的启发性手段或观念形式而已。不过，大多数现代理论遵循着启蒙运动的科学、再现和总体性模式，因而极易受到后现代理论的批判。尽管这样，有些现代理论还是很早就提到了后现代理论在攻击现代理论时提出的某些见解，并先于后现代理论预想到了关于社会的某些后现代观点。参见Antonio和Kellner（1991a）。

〔4〕在《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一书中，哈贝马斯描述了一种可能的后现代社会组织形式，他写道：“在对晚期或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危机趋势所作考察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动机，即探索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种‘后—现代’社会——一种历史上的新型组织原则，而不只是去为年迈但又充满惊人活力的资本主义另取一个名字。”不过，哈贝马斯从未对现代性之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作过研究，只是笼统地把后现代理论当成是非理性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讨论。

〔5〕关于话语理论，请参阅Coward and Ellis（1977）以及Macdonell，Diane（1986）。Callinicos在‘Postmodernism，Post-structuaralism，Post-Marxism？（1985：86）一文中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后结构主义：一种后结构主义其实是语言唯心主义的翻版，他称之为文本主义（textualism）。文本主义将一切事物还原为文体，还原为推论性（discursive）的结构形式。“文本主义否认了我们逃避推论性的任何可能性。”与此相对应，另一种是他所说的现世的（worldly）后结构主义，这种后结构主义把已言说的和未言说的、推论性的和非推论性的（non-discursive）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绝大多数后现代理论都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讲的，但这些理论有时候又接近于还原主义，或者叫文本主义。

〔6〕我们这里使用的“批判理论”一词，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与文化批判理论，而不是指由法兰克福学派创立的那种特定意义上的社会批判理论。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张，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讨论。

【注释】

(1)大卫·雷·格里芬的这两本著作，即《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精神》中译本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