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后现代转向

后结构主义构成了后现代理论的一个源头。尽管后结构主义批判与被称为后现代的理论断裂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我们还是宁愿把后结构主义看作是一个构成了后现代话语的更广泛的理论、文化和社会趋势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后现代理论是一个比后结构主义内容更为广泛的现象，后者我们认为是对现代理论的一种批判，是一种新的思维、写作和主体性模式的产物，其部分内容被后来的后现代理论所吸收。事实上，后现代理论赞同后结构主义对现代理论的批判，并使这种批判发展得更为激进，将其扩展到了新的理论领域。在政治领域，绝大多数后结构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都采取了后马克思主义立场，认为马克思主义乃是一种不再适合于当前时代的、过时的、压迫性的话语。

后现代话语还包括了讨论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理论，以及对新的后现代文化形式和后现代经验的文化分析。这种文化分析深受巴尔特、克利丝蒂娃、索莱尔（Phillipe Sollers）及其他与Tel Quel小组有关的后结构主义者对现代性和前卫理论之讨论的影响，不过，后来的后现代社会历史话语发展出了关于社会、政治和历史的更为广泛的观点。另一方面，尽管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大多数人可以被看成不是后现代理论家，就是后结构主义者，但是，我们的焦点并不在于他们究竟属于哪一家，而在于他们是如何运用我们称之为后现代的立场去处理理论、社会、历史、政治与文化问题的。

就赋予话语理论以优先地位这一点而言，后现代理论大体上追随了后结构主义。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发展出了用符号系统及其符码和话语来分析文化和社会的话语理论。话语理论把所有的社会现象都看成是依照一定的符码和规则建立起来的符号性建构物，因而适合用指意模式（model of signification）和指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进行语言学分析。话语理论家们主张，意义不是被简单地给予的，而是在大量的制度性场合（institutional sites）中，通过大量的制度性实践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因此，话语理论家们强调话语的物质性（material nature）和异质性（参见Pecheux 1982）。在福柯和其他一些人看来，话语理论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去分析人们言谈时所由以出发的话语、观点和立场的制度性基础，分析被这些话语、观点和立场所认可或预先设定的权力关系。话语理论同时还把话语看成是不同群体争夺霸权及意义与意识形态产品的斗争场所和斗争对象。

话语理论还可以解读为符号学的一个变种，它发展了用多符号系统群（systems of signs）和符号系统（sign system）分析社会这一早期符号学计划。索绪尔曾经提议建立一门研究“社会中的符号生活”的符号学，巴尔特、早期的博德里拉及其他一些人把这一提议贯彻到了对神话、文化、消费以及别的社会活动的符号学分析当中。不过，话语理论后来取代并吸纳了先前的符号学理论，并且我们将会看到，大部分后现代理论承袭了话语理论的如下假设：心理、社会以及日常生活乃是由语言、符号、形象、符码以及指意系统（signifying systems）组织起来的。不过，绝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并不是语言学唯心主义者（linguistic idealists）或泛文本主义者（pan-texualists），他们并没有将任何事物都还原为话语或文本。^〔5〕以福柯为例，他把社会定义为“一种包括话语、制度、建构形式、管理决策、法律、行政手段、科学陈述及哲学、道德和慈善事业——一句话，不可胜数的一切——在内的完全异质的综合体”（Foucault，1980a：194）。尽管某些后现代理论近乎就是一种语言唯心主义，认为话语构成了一切社会现象，或者认为话语比超推论的（extra-discursive）物质条件更重要，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相反的趋势，这种相反的趋势注重对语言运用的语用学分析，注重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话语、制度和实践，因而避开了语言唯心主义的陷阱。(www.daowen.com)

到了70年代，法国理论家对根植于人本主义假设和启蒙理性主义话语的现代理论发起了攻击。福柯（1973a，1980a，1982a和1982b）提出了新的理论、政治和伦理概念，并宣布了“人的消亡”（death of man）（Foucault，1973a，1980a，1982a and 1982b）。博德里拉（Baudrillard，1983a and 1983b）描绘了后现代社会理论与政治的具体内涵，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激进的符号技术”（radical semiurgy），即符号的不断加速增加，创造出了大量的类像（simulations），由此产生了社会、文化、经验和主体性的新形式。利奥塔（1984a）描绘了一种“后现代状况”，以此来标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和现代性之希望的终结，以及以往的总体化社会理论和革命政治的不可能性。德勒兹和加塔利（1983 and 1987）提议建立一种“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和“块茎学”（rhizomatics），用以图绘（maps）充斥于社会和日常生活之每个角落的针对欲望的压迫性“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s），并寻求可能的“逃避路线”（lines of escpe）。拉克劳（Laclau）与墨菲（Mouffe）（1985）则以后结构主义认识论以及对现代政治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为基础，建立了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理论。

不过，后现代理论并非为法国所独有的现象，它已经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因为正如大家已经注意到的，在德国，尼采、海德格尔等思想家很早就已开始了对传统概念和传统哲学模式的攻击。在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也拥护激进多元主义，杜威则攻击了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绝大多数前提假设，并要求重建这些前提。不仅如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巴勒克拉夫，以及北美社会理论家德鲁克、米尔斯、埃茨奥尼和贝尔等人把后现代时期这一概念引入了历史学和社会理论，而北美文化理论家则把这一概念引入了艺术。事实上，争论最为激烈的乃是英语世界，这些国家对后现代的所有方面都很感兴趣，各种学术会议、杂志、出版物如雨后春笋，正在迅速增加。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关于后现代性的论争异常激烈。

由此可见，在后现代争论中已经产生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政治反应和策略。到了80年代，这些反应和策略已赢得了国际范围内的共鸣，并渗透到了每一学术领域，向强大的正统观念发起了挑战，肯定了新的后现代观点与立场。人们甚至可能会发现，在科学领域中也存在着后现代转向，在那里，“后现代科学”意味着同牛顿的决定论、笛卡儿的二元论以及再现认识论的决裂。后现代科学的倡导者们信奉混沌原则、不确定性和解释学，有些人还要求实现“自然的返魅”（reenchantment of nature）（参见Prigogine and Stengers，1984；Griffin，1988a and 1988b⁽¹⁾；以及Best，1991a）。后现代话语甚至已经渗透到了大众文化当中，涌现出了许多讨论各种不同主题的文章，这些主题包括：后现代总统制、后现代爱情、后现代管理、后现代神学、后现代心灵、后现代电视节目（如MTV 或 Max Headroom）等等。在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阵线之间的界线已经划出，一边是那些不顾一切地推进着后现代话语的人；另一边则是那些或者拒斥后现代话语或者对其置之不理的人；还有一部分人则很策略地把后现代立场和先前的现代立场调和起来，致力于实现新的综合，以期建立一种新的理论。在本书中，我们将走进这些争议，看看有哪些东西对于重建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是至关重要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