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后结构主义批判

正如结构主义猛烈攻击现象学、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那样，后结构主义也攻击结构主义思想的前提和假设。后结构主义攻击结构主义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科学上的狂妄自大：试图创建文化研究的科学基础；追求基础、真理、客观性、确定性和系统性等标准的现代目标。此外，后结构主义者还认为，结构主义理论未能同人本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只是重弹了人本主义关于人具有不变的本质的老调。后结构主义者批评结构主义者关于心灵具有其固有的普遍结构的论断，以及认为神话和其他符号形式的目的在于解决自然和文化之间的永恒矛盾的论断。他们赞成一种彻底历史主义观点，认为意识、认同、意义等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因而都随着历史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尽管后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都屏弃了自主的主体概念，但后结构主义强调在当代世界的历史、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容易被结构主义方案的抽象性所压制的那些方面。

德里达、福柯、克利丝蒂娃（Julia Kristeva）、利奥塔和巴尔特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结构主义的文本，这些批判制造了一种激烈的理论巨变氛围，从而推动了后现代理论的形成。与结构主义者把语言游戏局限在封闭的对立结构中的做法不同，后结构主义把能指放在比所指更重要的位置上，以此来表明语言的动态生产性和意义的不稳定性，表明他们同意义的再现图式的决裂。在传统意义理论中，能指依赖于有意识的心灵的所指。然而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所指仅仅是无休止的指意（signification）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在这个过程中，意义并不是在主客体间的稳定的指涉关系中生成的，而仅仅是在所指的无限的、模棱两可的游戏中生成的。用德里达的话说：“意义的意义是能指对所指的无限的暗示和不确定的指定……它的力量在于一种纯粹的、无限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刻不息地赋予所指以意义……它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指定和区分。”（Derrida，1973：58）这种德里达称之为“撒播”（dissemination）的指意生成过程（production of signification）抗拒一切外在强加的结构束缚，而且我们还将会看到，这种对动态性的强调，同样存在于德勒兹（Deleuze）和加塔利（Guattari）的欲望概念、利奥塔的强度（intensity）理论、博德里拉的符号技术（semiurgy）以及福柯的权力概念中。

新的语言和话语理论导致了对现代哲学之基础性假设的激烈攻击和批判。批评者们声称，现代哲学正是被自己那无法实现的梦想毁掉了，这种梦想试图提供知识的基础，提供真理的绝对基础，以便用来为哲学体系作保证（Rorty，1979）。德里达把这种对待语言和知识的基础主义方法称为“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Derrida，1976），据说它能够保证主体可以无中介地接近现实。德里达认为，支配着西方哲学和文化的二元对立（主体/客体，表象/现实，言谈/写作等等），建构了一种非常有害的价值等级体系，这一等级体系不仅试图为真理提供保证，而且还排斥和贬抑那些被说成是低级的方面或立场。这种二元形而上学一方面让现实凌驾于表象之上、言谈凌驾于写作之上、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理性凌驾于本能之上，因而另一方面也就否定了据说是低劣的一方。

许多后来的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理论家追随德里达得出结论说，必须彻底摧毁现代哲学，建立一种崭新的哲学实践。最先对哲学发起后现代批判的是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詹姆斯和杜威等一批哲学家，此外还包括德·萨德爵士、巴塔耶和阿尔托等一批作家（参见Foucault，1973b；Rorty，1979）。这其中尤其是尼采对西方哲学的攻击，以及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引发了许多理论家对哲学和社会理论之基本框架和深层假设的诘难（Derrida，1976；Vattimo，1985；Dews，1987；Frank，1989；Ferry and Renault，1990）。

尼采对西方哲学基本范畴所作的深刻犀利的哲学批判，为许多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批判提供了理论前提。尼采攻击主体、再现、因果、真理、价值和系统等哲学概念，并用视角主义取向取代西方哲学，在这种视角主义取向中，没有事实，只有解释；没有客观真理，只有各种个人或群体的建构物。尼采蔑视哲学体系，呼唤新的哲学模式、写作模式和生活模式。他坚持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主体只不过是语言和思维的产物而已。他攻击理性的虚妄，捍卫躯体的欲望，认为艺术远比理论更能提高生活。

尼采和海德格尔都对现代性提出了彻底的批判，他们的观点对后来的后现代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尼采视现代性为一种高级颓废状态，在这种高级颓废状态中，所有“高级的东西”均被理性、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夷平，本能由此走向急剧衰退。海德格尔（1977）也提出了对现代以及再现主体的批判，并分析了技术和理性化的腐蚀作用。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本主义的胜利以及对自然和人类的理性统治规划，使得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起就已开始了的“对存在的遗忘”（forgetting of Being）达到了顶峰。海德格尔致力于摧毁西方形而上学史，呼唤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和关系模式，以拒斥西方思维模式，寻求与存在的更“本真”（primordial）的关系。正如他对现代性的激进拒斥影响了某些后现代理论一样，他对前现代思维和经验模式的倡导同样对后现代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结构主义以尼采和海德格尔的遗产为基础，强调差异比统一和同一更重要，捍卫意义的扩散，反对将意义束缚在总体化、中心化的理论和系统之中。事实上，后来的后现代理论经常打破哲学与文学理论之间的界限，或者哲学与文化批判、社会理论以及其他学术领域间的界限（参见Derrida，1981b；Rorty，1979 and 1989；以及Habermas，1987b的批判）。这种对界限的打破或质疑，不仅颠覆了标准的学术界限和实践模式，而且带来了更具游戏性和多样性的写作模式。(www.daowen.com)

这种知识领域内的巨变很快得到了政治领域内巨变的回应，由此导致了对传统假设的进一步怀疑。1968年事件和这一时期的政治骚乱导致了向历史和具体政治（concrete politics）的回归。在戏剧性的法国五月学潮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全国性的大罢工，致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状态。巨变表明了人们要求同以往的制度和政治决裂的愿望，也充分暴露了自由主义制度在解决民众不满情绪方面的无能。学生激进分子们强烈要求“一切权力归想象”（all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要求同“老爸爸”（父辈）的价值和政治彻底决裂。戴高乐允诺进行新的选举，诱使许多集体和个人像往常一样回去上班，法国共产党竟然支持戴高乐的这种做法，攻击“学生煽动者”，从而使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革命抱负名誉扫地，疏远了激进派中的许多人。

1968年的五月骚乱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后现代理论的发展。学生的反叛政治化了大学教育系统本质，批判了把知识当成获取权力和统治之工具的做法。他们攻击大学制度那种令人愚钝的官僚主义性质和强制性的一致，攻击它的专业化、条块化（compartmentalized）的、与真实存在毫不相干的知识。不仅如此，学生们还把大学看成是压迫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微型缩影，并且将注意力转向了“各级各类的隐蔽性权力机制：报纸、电视、技术学校、高级中学等，通过这些隐蔽机制，社会借传播知识之名传授有利于它自己的知识，以确保它自身的生存”（Foucault，1977：225）。正是透过由学生和工人发起的这类斗争，福柯和其他人才开始从理论上阐发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认识到权力是透过细微的渠道渗透到社会和个人存在当中发挥其作用的。

环境的这种推动使人很难不去探究人类经验中的历史构成作用，而当时热烈的政治斗争使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都卷入了政治，他们热切地企图把理论与实践、写作与政治结合起来。此外，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主体性、差异、文化中的边缘要素以及日常生活之上。后结构主义者们始终拒斥由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的自发的、理性的和自主的主体概念，他们激烈地争论主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构成？它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争论权力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无所不在性（ubiquity）和权力形式的多样性。他们尤其关注主体透过语言、意义系统和权力系统的生成过程。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都抛弃了主体，但是，从后结构主义开始，出现了对个体是如何被构筑为主体、如何被赋予统一的认同和主体立场等问题的极大而持久的理论关注。例如，拉康就认为主体出现在个体刚刚进入语言“符号”的时候，而阿尔都塞则通过对个人在意识形态中所受“质询”（interpellation）的理论阐述，说明正是通过这种质询，个人被要求认同于某种主体立场。

许多我们下面将要质疑的理论家开始认识到，出现于法国、美国以及其他各地的新社会运动乃是一种最激进的政治力量，因此他们开始告别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转而拥抱微观政治学，把它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1968年五月事件使许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国共产党所讲的马克思主义——过于教条和狭隘，不能从理论上恰当地说明当代社会及其多样化的权力形式。后现代理论家们因此把注意力转向了诸如女性主义、生态学团体及同性恋组织等政治运动。这些新兴的社会运动都是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诸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等有害意识形态给社会和个人生活带来的压迫性后果的反应。新社会运动对把劳工运动摆在首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呼吁以更加民主的政治斗争与政治参与形式，来对付那些无法化简为劳工剥削的权力与压迫的多重根源。他们建议以非中心化的政治联盟取代无产阶级的霸权。由此可见，新社会运动已预先提出了非中心化、差异等后现代原则，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和文化关系政治化的新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它们以激进民主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规划（Laclau and Mouffe，1985）。

尽管阿尔都塞主义者试图用结构主义理论方法把马克思主义重写为一门科学，但别的法国思想家却试图发展一种更令人满意的权力理论，并逐渐转向了作为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之激进替代物的尼采哲学。马克思对权力之经济关系的重要性的强调，被尼采对权力和统治形式之多样性的强调所取代。

60年代的那场运动失败之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幻想随即破灭，70年代初期出现了另一种新知识分子运动：一批新哲学家，如格卢克斯曼（AndréGlucksman）和勒维（Henri Bernard-Lévy）等，把马克思主义斥责为一种恐怖话语和权力话语。后结构主义者一方面在政治上保持激进，另一方面在批判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的陈旧的认识论假设时，把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在攻击目标之列。他们标榜自己的作品代表了理论上的新前卫，并声称将要发展出与他们的理论相一致的政治立场。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这段时期内，在法国及其他一些地方，后结构主义批判渗透到了文学、哲学、社会学及政治话语当中，对后现代理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