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道符对篆书的影响

世传唐代高道司马承祯擅长篆书，自成一派曰“金剪刀书”。但因为司马承祯书迹荡然无存，所以何谓“金剪刀书”了不可考。两千零九年河南洛阳孟津出土《侯知什墓志》，其墓志盖的篆书造型奇异，笔画末尾都予以夸张变形，恰如同剪刀交错。《侯知什墓志》的书手是著名书家邬彤，邬彤是张旭的弟子，颜真卿的同门，怀素的老师，处于唐代书法的核心地位。他生活的年代，恰好与司马承祯同时，因此他的金剪刀书很可能是受到了司马承祯的影响。问题在于，司马承祯是道教泰斗、邬彤是书学领袖，他们为什么要书写如此怪异的篆书字体？而且貌似怪异的篆书在唐代并不少见，这与以往言唐篆必称李阳冰的传统见解颇有出入，我们如何理解唐代篆书的变异现象？

道教书符很可能是唐代篆书变异的重要原因。道符的模仿对象是天书，而天书往往跟篆书有密切关联，所谓天书云篆。与道符形态最为接近的字体就是篆书，因为从天书到俗字的演化过程中，篆书处于更接近神圣文字的环节，因此一般认为篆书比其他字体具有更多的神圣性。有一类手写性比较强的道符，强调凝神静气之后一笔完成不可间断，这种道符更为接近草书，在本书王羲之部分会有所论述。另外一类铭刻性比较强的道符，在结构方式上更为接近篆书。但是这种道符的用笔同普通的篆书有明显不同，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① 道符的起笔是侧锋起笔，而普通篆书是逆锋起笔。所以道符的起笔往往有个尖锐的斜角，而小篆、大篆主流写法的起笔是圆形。道符起笔的斜切角，在魏晋时期的隶书、楷书等正体中都有类似现象，甚至三体石经的篆书中也有相似笔法，唯独跟小篆系统绝不相似。

② 道符的转折有两种情况在小篆、大篆系统罕见：方折和圈转。小篆、大篆系统的转折大多是圆转，转折的位置呈现圆弧状。道符中也有圆转现象，但是它还常见方折和圈折现象。方折的折角基本上是方角，而圈折的地方则是个开放的圆圈，这两种现象在小篆、大篆系统中基本上没有先例。楷书和隶书的转折是方折，鸟虫篆中有圈折，道符的转折既有小篆的元素，也有隶书、楷书和鸟虫的元素。

③ 就单个笔画的波折来说，小篆的波折较少，而道符的波折较多。这或许是因为道符要模拟飞龙和云雾的状态，或者是模仿缪篆填充印面的习惯，总之在道符的点画中经常会见到包含有多重波折的笔画，这种情况在小篆中罕见，在隶书和楷书中基本上没有。

④ 就笔画的结束而言，道符的写法一般是开放式结尾，笔画的末端逐渐收束为锐利的尖端以表结束。而小篆或者大篆则常常在结尾将笔画回旋至自身，以形成藏头护尾的形态。

道符中切入顺出的元素，大概是来源于楚系篆书，圈转和波折大概是来源于鸟虫，也跟楚地文化相关；至于道符中的方折或许来自缪篆，也可能来自隶书或者楷书。主流小篆系统还是来自秦文字，藏头护尾的写法是对金文和籀文的效仿。有了以上区别，我们再观看魏晋时期的篆书就不会感到怪异。魏国三体石经中，古篆书显然是模拟战国楚系文字，今文篆书则模拟战国秦系文字。但无论是古文篆书还是今文篆书，都具有侧锋入笔，露锋出笔的痕迹，跟主流小篆系统的笔法截然不同。吴国《天发神谶碑》则将切入顺出的笔法发挥到极端，看起来有点方头鼠尾的形态，而且此碑将篆书常见的圆转大多改作方折，因此看起来颇为另类。其实这反倒可能是当时的常见书风，因为道符的写法就是如此。而树立《天发神谶》碑的缘由恰好就来自祥瑞：(www.daowen.com)

（天玺元年八月）鄱阳言历阳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瑞。乃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羡县，封禅国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协石文。^[12]

地方官吏认为石山显现文字是天降祥瑞，表明孙皓当登基作天子。孙皓大为高兴，不仅封禅国山，而且刻碑以志。《天发神谶》碑记载的就是这一事件，它既是政治事件，也是宗教事件，所以采用接近道符的写法并不奇怪。而且我们可以在当时很多墓志盖上，发现类似的篆书写法。大部分墓志盖都采用篆书，而且跟常见的小篆系统差异颇大，而与切入方折转笔顺出的道符写法类似。因为墓志本身是墓葬仪式的组成部分，同道教符文一样是沟通鬼神世界的工具，因此它的写法不可避免地受到道教符文写法的影响，否则难以保证它形式上的神圣性。

墓志盖篆书的道符性一直影响到唐代，从前面提到的《侯知什墓志》盖中的“金剪刀书”就可见一斑，其实唐代墓志盖受道符影响的篆书为数不少。唐显庆元年《亡宫五品墓志》、唐开元二十七年《俾失十囊墓志》的志盖书风，都显然受到了道符书写方式的影响，这种墓志盖在唐代为数不少。

除去碑刻外，我们还可以从现存唐代墨迹中找到道教符咒对于篆书的影响。最典型的影响表现在敦煌《篆书千字文》残卷上面。首先，《篆书千字文》的很多转折为方折，几乎跟楷书的写法一摸一样。但是与其将之归为篆书楷化，不如说这是魏晋以来道符写法持续影响篆书的结果。其次，起笔顺笔斜切而不是象李阳冰小篆那样逆锋绞转。这种顺笔斜切的篆书起笔写法可以说跟楚简或者魏三体石经类似，但同时也与道符的起笔方式类似。唐代人见到楚简的可能性不大，摹拟魏三体石经的可能倒是有，因为现存唐代《说文》残卷的书写方式跟魏三体石经的篆书类似。但也可能是受道符书写方式影响，毕竟道教在唐代发挥着巨大影响。而且，《篆书千字文》的转折比一般小篆要多，这跟魏三体石经的篆书写法就显著不同，倒是与道符摹拟云龙的曲折写法高度一致。最后，敦煌《篆书千字文》残卷的收笔虽然是开放式收笔，但是同魏三体石经篆书的悬针式收笔不同。悬针篆法的收笔是直出，而《篆书千字文》的收笔跟道符类似是弯出。

敦煌出土的篆书墨迹很少，因此我们无法确定道符对篆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但是我们在敦煌之外还另有佐证，那就是空海《篆书千字文》。空海来中国时间不长，但是在此期间书法大进，成为一代名家。他除了学习二王、颜真卿一路书风之外，还写过一篇《篆书千字文》。虽然他手写的篆书千字文很早就失传，但是有后人的摹本存世。从后人的摹本可见，空海来唐朝学习的篆书，恰好与敦煌的《篆书千字文》残卷风格一致，都同道符写法非常接近。我们知道《千字文》的地位相当于文字教材，而空海在来华短短的时间内必须要学习最经典的篆书写法。而如今敦煌《篆书千字文》残卷和空海《篆书千字文》临本都同道符如此接近，那么我们可以推知唐代篆书的写法已经深受道符书写方式的影响。道符的写法，本身就吸收了一些楚系文字的特征，同魏三体石经没有太大冲突，不过此外道符又加上了一些独特的楷化元素。

道符对唐代文字还有一处影响，那就是武则天所造文字。武则天固然信奉佛教，但这不妨碍她在篡位的时候像王莽一样借助符命的影响。其实她自称武曌的“曌”字，本身就是道符复文。她给出造字的理由是近代文字太过混乱因此有统一的必要，通过造作新字可以令众人重归古典，因为她造的字貌似古典的缘故。但实际上她造的字并不合古典，除了复文就是曲折，即便是应该象形的“日”“月”也不像古文，大部分字倒是象道符。而且武则天选择新造的这十几个字也有来历，分别是“三光”日月星、“三才”天地人、君臣国圣以及年号等，大多与道教信仰相关。^[13]再联想到武则天篡位之前营造的符瑞图谶背景，基本上可以断定，武则天造字不是统一文字趋近古典的文化策略，而是借用这些符文巩固其帝位的法术。

道符从文字中抽取出来发挥宗教功用，本身借助了文字尤其是篆书的神圣性观念；而反过来，道符的写法又影响到篆书的存在状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形成了道符式篆书的独特风格。这种篆书风格借助道符所吸收的楚系文字特征，又添加了独特的符箓形态，成为南北朝和唐朝重要的篆书风格之一。甚至武则天在营造天命祥瑞的过程中，都试图借用道符的写法来造作新字以求保有帝位。虽然最终还是规整圆润的秦系篆书获得了篆书的主流地位，但是道符对于篆书的影响在历史上留下了色彩鲜明而生动的一笔。这种现象对于后代重新认识篆书的多面性，并开拓篆书的理解和创作维度，都有不可取代的珍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