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凝重的碑刻隶书

与楚地自由飞动的书写相对比，中原齐鲁地区端庄肃穆的隶书气质显然有着不同的侧重。中原隶书运用于国家为主体的祭祀活动之中，表现的精神也是祭司所固有的肃穆寂静之风气。楚地的隶书以简书为主，而中原隶书则寄托于碑刻者为多。从碑刻的形制来看，制作极为庄重讲究，应为当时著名书家刻手所为。虽然中原碑刻隶书的风格比较统一，都是以横向取势均匀布白为主，但是其内部也有明显的派别。大致来说，我们可以分为肃穆一系与飞动一系两派。

肃穆一系的代表作品有《史晨》、《乙瑛》等碑。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结构方正端庄，运笔平缓肃穆，气息静谧高古，有庙堂之气而无凡俗之笔。

《史晨》碑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文记载鲁相史晨祭祀孔子的情况，内容便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清万经《分隶偶存》评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韩勑》（《礼器》）之右。”杨守敬《平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的确，《史臣》等碑刻并非每个字的造型都完美无暇，但是它们整体的肃穆气质令后人难以模仿。

相似的情况还包括《乙瑛》，此碑记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前鲁相乙瑛之言，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也与祭祀相关。此碑结体方整，骨肉亭匀，波磔分明，法度严谨，用笔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明郭宗昌《金石史》谓此碑“尔雅简质可读，书益高古超逸。”清方朔《枕经金石跋》云：“《乙瑛》立于永兴元年，在三碑《礼器》、《史晨》为最先，而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宫之富。王篛林(澍)太史谓雄古，翁潭溪(方纲)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郭宗昌认为《乙瑛》“足称宗庙之美”，可谓是把握住了该碑内在的祭祀气质。

庙堂碑刻飞动一系，并非是如荆楚简帛飞动不可思议，而是说在端庄基础之上展现灵动一面，其代表作有《礼器》、《曹全》等。

《礼器》全称《汉鲁相韩勑造孔庙礼器碑》，顾名思义为孔庙礼器记事之碑，其艺术成就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明郭宗昌《金石史》评云：“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清杨守敬也说：“汉隶如《开通褒斜道》、《杨君石门颂》之类，以性情胜者也；《景君》、《鲁峻》、《封龙山》之类，以形质胜者也；兼之者惟推此碑。要而论之，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平碑记》)从杨守敬的评价可见，该碑之所以被推崇为汉隶第一，就在于它能于法度和变化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曹全》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是汉隶成熟期飘逸秀丽一路书法的典型。清万经评此碑：“秀美生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不束缚”表明了《曹全》较为自由的书写方式，而“不驰骤”则表明了《曹全》合乎规矩的一面。就于法度与自然之间取得平衡而言，《曹全》与《礼器》是类似的作品。

其实在荆楚派与中原派之外，汉隶还有摩崖一派的特殊风格，其雄浑之气与中原碑刻相似，而飞舞灵动之气又与荆楚简帛相近，但其形制巨大，依托山崖，有前两者无法企及之气势。其中的代表有《石门》、《西狭》等。摩崖刻石直接写在露天的悬崖之上，本来石面就不是非常平整，再加上历代风吹雨晒，班驳陆离之气更增加了文字的细微而无法模仿的变化，正所谓“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可以说，摩崖石刻是人力与自然之力合作的作品。这一派作品中，萨满的狂放与祭司的庄严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平衡。

现在，我们可以对隶书的精神性成就做个简要的概括。从隶书的源头看，有着秦、楚两个线索。秦篆系统来源于商周金文，体现的是肃穆庄严的祭司理念；而楚篆则继承了古已有之的萨满乐舞风格，充满变幻不定的动感。隶书把两种对立的力量吸纳于自身内部，通过两者不同的比例形成不同风格。简帛隶书仍然是以萨满的不羁舞动为主体，但是显然也吸收了肃穆庄严的祭司风格。而碑刻显然是以洁净肃穆的庙堂之气为主导，其中也兼及舞动洒落的巫觋风格。摩崖刻石隶书，就很难区分两种力量的多少，因为两种力量形成了均衡的张力。从整体来看，这也是隶书的基本状况：肃穆与飞动互相冲突而又融合，使得隶书具有了独特而丰富的艺术风格。

【注释】

[1]毛启俊：《中国书艺六论》，第21-22页，古吴轩出版社，1995年版。

[2]胡小石：《书艺略论》，《东南文化》1999年增刊《胡小石研究》。

[3]徐利明提出“内向贯气”与“外向贯气”之说对此有更为详细解说，请参考《中国书法风格史》第27-32页，河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4]藤枝晃：《汉字的文化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67-68页。

[5]董仲舒是燕人，而燕齐文化关联密切。

[6]《史记·封禅书》。

[7]钱穆：《秦汉史》，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5页。

[8]从字源的角度看《说文》对“神”字的解释是不恰切的，“神”字的甲骨、金文字源是像闪电状。

[9]儒学在汉代之兴盛有特殊原因：上层借助儒学来控制社会，下层借儒学作进身之阶，与切实信仰尚有相当距离。

[10]李剑雄：《列仙传全译·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12]张宏：《汉代〈郊祀歌十九章〉的游仙长生主题》，《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13]详细分析请参考闵丙三《汉代乐府诗里的神仙信仰》，《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www.daowen.com)

[14]详见王宗煜《评汉人辞赋中的神仙思想》，《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15]杨颉慧：《从两汉人名看汉代的神仙信仰》，《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6]《山海经·西次三经》

[17]《庄子·逍遥游》

[18]《论衡·无形篇》。

[19]《论衡·道虚篇》。

[20]刘宗超：《汉代造型艺术及其精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21]张光直：《濮阳三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第11期。

[22]《楚辞·惜誓》。

[23]《史记·殷本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24]《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 ，三青鸟居之。”郭璞注：“三青鸟主为西王母取食者，别自栖息于此山也。”

[25]《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汉画像石》中，有动物题材的画像578块，其中有鸟图案的为510块。

[26]《汉代造型艺术及其精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27]《邓以蛰全集》，安徽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455页。

[28]许慎：《说文解字序》认为草书起于汉初，不如《非草书》秦末说恰当。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页。

[30]《非草书》。

[31]《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32]张怀瓘：《六体书论》。

[33]成公绥：《隶书体》。

[34]卫恒：《四体书势》。

[35]傅京生：《汉代简牍草势美在成熟隶书中的内部支撑》，《书画世界》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