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联合庸、羌、蜀、微等多方诸侯,伐纣灭商,建立了周朝。武王完成了武功,而文治则留给了他的继任者。其子成王年幼立,周公旦摄政。周公虽不乏征伐之功,如平定管、蔡之乱,但是他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制礼作乐,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周代典章制度,由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礼乐文化的盛世。这个盛世是以武王建国为起点的,历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厉、共和、宜、幽诸王,而以犬戎攻破镐京止,史称西周。在西周 350余年的时间里,文字书写艺术成为礼乐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充分体现了西周书写者们对于秩序理想的建构。很多青铜祭器上面都费尽工力铭刻有精致的文字,这就是我们所称的金文。金文一般铭刻于青铜祭器的侧面或者底部较为隐藏的位置,由此推知这些文字并非出自向人展示动机,而是试图告祭于神灵。所以金文也属于整个祭祀活动的组成元素,金文的书写同样应该是祭司阶层所为。不过此时的祭司已经与政府职官相并列,如史官既负责政务也负责占卜与祭祀。西周的书法以铸于礼器之上的金文为代表,种类纯一而蕴涵无尽。西周甲骨文在陕西岐山风雏村等地有所发现,虽然自具特色,但艺术性远不及商朝,可以视为殷商甲骨的余绪。
西周金文首先是在书写的行款上进行了调整,把商代甲骨金文所开创的有行无列的书写规则纳入到有行有列,并在井然有序的框架里面加以规约。就目前所见,作于康王时期的《庚赢卣铭》和著名的《大盂鼎铭》在行款上已显现出严格的行列秩序了。康昭之世,以重器大盂鼎为发端,开始了西周书法的秩序建构。《大盂鼎铭》是迄今发现 最早的鸿篇巨制,格局体量上的宏大显示出泱泱大国的气度。在章法上可以看出书写者非常理性的排布,行列有序,严密妥帖。此后的作品虽然也有沿袭有行无列者,但自《大盂鼎铭》所创立的有行有列的书写格式便很快成为风气推广开来。《大盂鼎铭》的线质仍然古拙方硬,保留着一定程度的旧迹,结构却较以前的作品平正端严了。《大盂鼎铭》的时代,行列的规范还是含蓄的,它只让人们感觉得到。到《大克鼎铭》时,行列的规范就已经是显在的了,是要让人们能够看得到。鼎盛时期的金文书法,是一个树立典型的时期。佳作如林,而风格纯一,虽各器之间,存在小异,但不失大同气派。要之,典正雍容,纯淳娴雅,是这一时期所追求的目标。《散氏盘》为厉王时器,这是一件在整个商周金文中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奇品。在一个整体上近于正方形的空间中,再分割出更小的正方形空间。这就一下子与其他铭文的纵长空间不同了。纵长的字形总是偏于隽秀,而《散氏盘》的字形尤为宽博古拙,而《虢季子白盘》则是在章法上开拓出一种空阔朗畅的意境。(www.daowen.com)
行列有序的行款把每一个个体的文字纳入到规范中来,每一个字形不再是自由随意的,长短阔狭都限制在给定的相同的空间里,外形便趋向圆融整洁,以至后来的方正整饬。字形外部的规约完成之后,再进一步转向内在秩序的调整建构。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金文内部空间的秩序化。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金文单字被纳入到行列有序的行款框架之中,字的内部结构也以正交的框架为参照而建构,纵横排叠的分割,使内部的空间均衡有序。其二,线条的纯化增强了对于结构空间的塑造。构建秩序属于祭司的固有职能,因为祭司必须要存在于特定的信仰传统中才能发挥功用。因此祭司的作用除了沟通神灵之外,最重要的莫过于维护社会的信仰秩序。在西周时期,信仰的秩序与社会的秩序相契合,那么祭祀活动同时具有了营造神圣秩序和世俗秩序两方面的功用。金文当中越来越强的秩序感,就是来源于祭司营造两种秩序的需要所致。但是金文之所以能有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并非仅仅源于它的规整,而恰好是因为它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变化性元素存在。这些貌似随意的变化,同规整的秩序感合为一体,才是金文的独特魅力所在。孔子曾自述他的最终思想境界为“纵心所欲而不逾矩”,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金文所追求的也是同等境界,毕竟两者都是以西周的精神理念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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