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书写的神圣起源

从理论上讲汉字完全可以走上一条线性排列的发展路线，这样汉字的字素（譬如偏旁）就成为基本语言单位而大大节约文字的掌握和使用成本。好比“起源”两个字完全可以拼为“走己水原”，那样汉字大约需要几百个字素就够了，完全有可能更为节省从而最终同字母文字接轨。但是显然汉字的最初确立者没有走线性构成这条经济路线，反而采用了复杂难解的立体构成。在文字创立之初就采用如此复杂的构字方式，并且这种方式被沿袭下来，其中必定有内在的强烈动机。这种动机不是出于文字使用方便，也不是出于原始思维的局限，而是跟文字最初的建构目的有关。

中国文字起源的传说有三：结绳纪事、伏羲画卦和仓颉造字。结绳纪事之说推断文字起于纪事实用目的。这种说法要是来说明字母文字倒是非常合适，纪事所用文字当然越简要越好，但是显然汉字在最初的复杂程度就超过了纪事的需求。伏羲画卦之说认为文字源于占卜卦象，虽然我们如今见到的卦象只有阴阳二分，但是表意文字的形成的确跟《周易》所据“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立场相吻合。仓颉造字的观点往往被当作神话，显然把文字的形成归结于某个个人是不合理的，但是仓颉也可能是一个构字群体的代表。传说中仓颉四目，显示出他有超乎寻常的洞察能力，在造字之后有天雨粟鬼夜哭的异象，更说明他完成了一件宗教事业而不是世俗工具。总体来看，伏羲画卦和仓颉造字都揭示出某些合理因素，画卦之说揭示出的是像形文字同自然形象之间具有的神秘关联，而仓颉造字说则揭示出当初构字的动机是为了同神灵有更有效的沟通。

汉字的独特性在于它具有更为复杂的空间结构，而汉字的独特宗教含义恰恰就在它独特的空间构成中。空间对于人神沟通的重要性最初表现于建筑空间构成，比如神庙和祭坛以及陵墓的外在方位和内在结构都是体现其宗教功用的最重要属性。空间的重要性后来又延续到祭器和符号的构成中，祭祀器皿的造型以及纹样、祭祀符号的形象与位置，都是祭祀活动中至关重要的因素。然后神圣空间又同人的身体和心性结合起来，先是身体的某些部位先天具有了更为重要的神圣性，然后在高等级宗教中心性成为神灵最终的居所。文字处于有形器物同抽象心性之间过渡的阶段，汉字的独特空间结构目的同神庙祭坛、青铜祭器的空间功用类似，都是为了使得神灵有更为合适的居所。无论是初期对于外在神灵的崇拜，还是后期对于内在神灵的敬重，方块文字都提供了寄居神灵的复杂具象空间，从而使得书法从一开始就深受宗教精神的熏陶。

文字最初被掌握在祭司手中，祭司的主要宗教职能是通过隐秘的宗教知识体系与神灵沟通。在表音文字系统中，祭司与神灵的沟通主要依靠声音传达，而在汉字系统中人神沟通的途径主要是解读表意纹样。商代祭司占卜的主要方式是骨占，他们通过甲骨上面裂开的纹路来推断占卜结果的吉凶，然后把预测的结果与实际的成效都记录在甲骨上面，形成目前最早的系统汉文字。(www.daowen.com)

在整个占卜过程中，祭司被要求具备洁净精微的心境，唯有内在寂然不动，然后才能达到外部的感而遂通。如果祭司内心不能达到虚静专一的境地，仅有外在祭器和仪轨，神灵仍然不会降临使仪式灵验。因此，即便是在书写记录的过程中，祭司仍然保持了祭祀过程中一贯的虚静诚寂的心境，使得他们完成的书写形态也呈现出与其心境相吻合的风格。甲骨文字前后风格不尽相同，大致认为前期雄壮、中期稍弱而后期精密，但是其前后贯通一致的是甲骨文字寂静专一而简洁超脱的独特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之所以形成，绝对不仅仅在于因为甲骨文超凡脱俗的线条质量，更重要的是甲骨文线条所构成的空间。也就是说，真正体现书法意境的因素不是在书写线条之内而是在书写线条之外，不是线条所占据的空间而恰恰是线条所没有占据的空间才体现出了书写者内在的心境。甲骨文对于空间的理解对日后书法产生了深刻影响，凡是空间布白虚静端庄一脉都可以上溯到三代祭司的虔敬。

但是文字空间的功用并非只是虚静以降神，它的另外一面是迷狂以出神。降神的功用我们归之于祭司，而出神之迷狂则无疑归于萨满了。当然萨满的功用不仅仅是出神，他也能降神附体，但即便是降神他也以出神为前提。我们应该区分“降神”和“出神”当中“神”的含义不同，降神之神乃是外在神灵（god），出神之神指内在神灵（spirit），祭司祈使外在神灵降临，而萨满是行使内在神灵超脱。萨满的出神状态往往以迷狂的舞蹈表现出来，书法作品中充满舞蹈因素的作品风格最原初的影响就是来自于萨满的迷狂出神境界。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当然是狂草，狂草与舞蹈的关联已经有很多论述，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现实舞蹈和书法中的舞动因素有共同的宗教源头。

舞蹈最初所受到的萨满影响我们前面已经进行了论述，但是书法中的动态表达形成的路径我们尚没有充足的证据。这是因为经过颛顼和西周两次宗教变革，萨满在官方信仰形态中所占的比例变得微乎其微，而民间的很多材料难以得到有效的保存和继承。不过萨满精神是难以湮灭的，我们仍然可以从书法的早期形态中发现这种舞蹈因素。商代玉片上罕见的朱书文字流畅灵动的形态告诉我们，当时的书写形态并非象锲刻文字那样肃穆凝重。这种舞蹈因素直接贯通到战国文字尤其是楚文字的表现形态上，这并不难解释：中原地区受西周的人文宗教影响太深，很难从祭司典礼的肃穆端庄中摆脱出来，而楚地则多少遗留了早期神话巫术迷狂精神的熏染。从大量出土的楚简中我们发现，即便是在早期正书作品中，其中已经大量具有草书所崇尚的自由舞动因素。楚国自由舞蹈的书写气质同秦国严肃齐整的文字风格形成鲜明对照，预示了日后祭司与萨满两种精神气质的根本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