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祭坛为主体的建筑

考古发掘表明在新石期时代，如同其他早期发达的文明地区一样，我国境内各个大文明区域多具备了脱离日常实用性价值的标志性宗教建筑——祭坛。祭坛区别于普通民居的外形特点在于它的位置和体积。民居多处于平坦地面，面积和空间相对狭小；以祭坛为主体的宗教建筑则建立于明显高出平地的基础上，无论是面积和空间都远远超出了日常应用的需要。从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来看，祭坛必定蕴含了非同寻常的社会功能而处于当时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普通民居的主要功能是容纳和标识，而宗教建筑除了具备这两点基本功用之外，还扩充出了集中、礼拜和上升等多重功能。

在我国现今发现的诸多祭坛中，红山祭坛和良渚祭坛可以看作是南北两个地域的代表性宗教建筑。

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35]大概距今5000年，属红山文化晚期。遗址坐落在一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其布局的中心部分为一座大型方形基址，东西两翼有相互对称的石墙基，墙基外有大面积的铺石，南面前端部分有圆形的基址。这组建筑依照南北中轴线对称分布，南北前后方圆兼备，有中心和两翼主次分别，基本上奠定了后代中国建筑的基本格局。这组建筑远离居民区地和墓地，材料加工和使用异常精细，在当地还挖掘出塑像、玉雕以及松石饰品，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东山嘴的这组建筑是宗教专用场所而非民居。

继东山嘴之后，在牛河梁发现了时期和性质类似的祭祀遗址——“女神庙”^[36]。“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丘顶，庙由一个多室和单室两组建筑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主体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另配附属建筑，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对称的古代殿堂。牛河梁遗址最为令人瞩目的发现是与真人同大的女神像，肢体虽已残碎，但头部完好，双眼中均嵌淡青色玉片为睛，极富感染力。在牛河梁女神庙还发现了大型积石冢群址20多处，都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另外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的发现，更令人惊叹不已。金字塔的地上部分，其中心为人工夯起的土丘，高约25米，直径近40米；外包巨石，砌成规整的圆形，直径近60米。整个建筑的范围大约有近万平方米。

内蒙古大青山发现的三处祭坛比东山嘴地区要晚些，而且规模也小。它们分别是莎木佳遗址、黑麻板遗址和阿善遗址^[37]。三处祭坛与东山嘴祭坛的近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建筑于面对河流的山岗之上，祭坛主体由石块构成，基址都具备方形和圆形构图。如今蒙古族和达斡尔族仍然保留了祭“敖包”和“鄂博”的原始宗教习俗，其意思是在山岗上用土或石块垒成圆堆来祭祀社神。莎木佳、黑麻板、阿善三处建筑遗址虽然与村落坐落在一起，但是似乎和当时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系。

除了北方红山文化之外，比较典型的祭坛存在于长江流域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之中。其中瑶山和汇观山祭坛与北方祭坛类似居于山丘顶部，福泉山和寺墩祭坛则处于平原，完全由人工堆土（熟土）而成。良渚祭坛的结构相对近似，在祭坛土堆周围有沟壑或灰土将祭坛与周围平面分割开。良渚文化中祭坛与红山文化祭坛另外一个不同在于，红山文化中无论是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还是福泉山祭坛、寺墩祭坛，都跟特殊社会成员的墓地共存。墓地中发现大量的陪葬物品说明了墓主身份的差异：瑶山祭坛墓葬分南北两列，分别打破土坛，随葬品类很多，但琮、钺、三叉形饰只见于南列诸墓，玉璜、纺轮只见于北列诸墓，当有男女之别。由此可见，这是一处祭祀场所，同时又是男觋女巫的专用墓地。^[38]汇观山祭坛的西南部，有四座良渚文化大墓同样打破祭坛，墓中出土有琮、璧、钺、三叉形器、冠状器等重要玉礼器及陶石器共250余件(组)。其中4号墓坑随葬品仅石钺即达48件之多，是目前所见良渚文化墓葬中墓坑规模最大、出土石钺最多的一座^[39]。琮、璧与巫师职业相关，但是钺与冠则多与世俗政治权力相关，它们集中出现在同一片墓地，说明在良渚时代宗教权力同政治权利已经结合在了一起。而寺墩祭坛墓地中则出现了大量玉琮，玉琮作为祭祀中最为重要的器具如此集中地出现，说明祭坛及其所附墓地是当时社会宗教活动的中心地区。(www.daowen.com)

祭坛虽然在地理上分布不均，年代也有差别，同时构造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作为宗教建筑具有相当大的共性。1、它们具有比较高的地基，或者利用自然界的山丘山梁，或者利用人工的土堆台地。高于水平的祭坛使得它在视觉上构造出足够的延伸空间，使得地面建筑同自然界尤其是天空融合在一起，从而形象地体现了人类生活具有着更为广阔并且神秘的超越意味，使得抽象的“天人合一”观念得到了具象表达。2、在祭坛中心的外围留有充足的供集体活动的空间。这种构造本身意味着围聚在祭坛周围的人群拥有共同的生存中心，其代表或者是巫、或者是神、也可能是王。人群具有共同中心不仅仅具有现实社会组织上的功利目的，同时还暗示了单个成员在此氛围中获得了超乎个体之上的归属感与安全感，更进一步讲则暂时缓解了个体面临强大自然界时所难以避免的虚弱心态。3、祭坛的构成一般采用比较坚实的材料，比如北方的石料和南方的人工夯土。对于祭坛建筑材料的考究不是出于与日常建筑类似的功用目的，而是希望借此体现超越世界所具有的恒久性和稳定性，以此来弥补日常生活无可避免的变迁与脆弱。

从具体功用来看，祭坛的主要功用为祭天与礼地。

祭天的传统应该比较早，《史记·封禅书》记载，到泰山祭天始于伏羲氏之前的无怀氏，之后，伏羲氏、神农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商汤、周成王等都到泰山顶上祭天。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祭坛，无一例外地均处于地势较高的位置，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远古人类对“天高而远”的共同认识。依照张光直先生的见解，高坛在泛萨满文明中充当了沟通天地的“世界树”的角色。高处筑坛，缩短了人与天之间的距离，便于巫觋与上天的沟通。

祭天的方式为燔祭，《礼记·祭法》记载：“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孔颖达疏“燔柴于泰坛者，谓积薪于坛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气达于天也”。陈澔注云：“燔，燎也。积柴于坛上，加牲玉于柴上，乃燎之。使气达于天，此祭天之礼也。泰坛，即圆丘。泰者，尊之辞”。祭坛所谓泰山泰坛应该都是泛指而不是特指某座山或者某座祭坛，只要是高出地表的突显山脉或者祭坛都可以冠之为“泰”。燔祭的主要过程就是燃烧木材或者草料，并加以玉器或者牺牲，使得烟气上升于天取悦天神从而获得天神的护佑。东山嘴祭坛发现大片红烧土地面，而瑶山、福泉山祭坛则发现有灰土围沟或者基层，说明都举行过燔柴之祭。尤其是圆形祭坛，更有可能是符合古代“丘圜者象天”的观念专门用于祭祀天界。

祭坛的另外一个重要功用是礼地。东山嘴祭坛中发现的陶塑女神像，腹部凸起，臀部肥大，与欧洲的史前女体雕塑类似，都是用产妇特征来象征丰产。丰产包含人类的生产，另外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物质资料的丰产。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作物丰产依赖于土地，所以象征丰产的母性神就同土地祭祀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牛河梁遗址中的女神，应该也是丰产土地神的象征。那么这两处祭坛，相应就具备了礼地的功用。

祭坛之祭天包含有人类精神层面超越性的希求，而礼地则是现实需求的宗教化体现。祭坛作为社会活动的中心，成为沟通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