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出版的“灵”与“肉”——从“重塑中国书业的理性与理想”说起

新年伊始,在出版业颇负影响的《中国图书商报》以极为醒目的形式发表了“重塑中国书业的理性与理想”的社评,针对目前出版业存在的一系列不理性、不规范、不正常的现象,提出了“呼唤理性、建设理想”的呼吁。这一呼吁令人深思、发人深省!当前中国出版业正处于十字路口,有一系列的“悖论”需要我们破解,有多个“岔口”供我们选择:计划与市场、“好的市场”与“坏的市场”、精神与物质、文化属性与产业功能、企业利润与道德责任、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纸质与网络、本土与全球,如此等等,难免让人困惑,使人迷茫。有人说,社会科学是选择的理论。在此情况下,我们充分借鉴历史、冷静分析现实、理性面向未来,从而选择一条通达理想的正确道路。

“重塑”说明我们过去就有。那么这种“理性和理想”在哪里?我认为,它就在从张元济、邹韬奋到现在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出版人的心中!中国近代以来有一大批致力于“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出版家。张元济提倡商务印书馆要“亿辅助教育为己任”。商务的创始人之一高翰卿先生在谈到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时曾指出,“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提出,“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邹韬奋强调,我们出版工作者所从事的是进步事业,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当代出版家陈原提出,出版这一“系统工程的原动力是一种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家园,或者推而大之,对整个社会进步的爱和关注。”陈昕提出要“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辽教社立志创造“一个书香的社会”,华东师大社要“给你一个智慧的人生”,人大社要做“学术沃土,思想摇篮”,等等。这些就是中国出版人的崇高理想,是中国出版的“灵”或“魂”。

没有理想,就会失去方向;反过来,只有理想,没有切实可行的实现理想的运作手段,这种理想要么陷于枯萎,要么陷入“乌托邦”式的空想。在这方面,生活书店从正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邹韬奋关于事业性和商业性辩证统一关系的精辟论述至今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韬奋同时也是一个实践的身体力行者,他和徐伯昕一起,在内容要求和经营管理方面采取了很多创新举措,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在内容方面,韬奋提出了四条原则:一是要有创新的精神,韬奋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二是“内容的力求精警”,不仅内容要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三是要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四是不能“唱独角戏”,要创造共赢的氛围。在经营方面,老出版家赵晓恩曾经对此做过系统的总结,如“在服务指导下谋营业,在营业基础上求服务”,“开门办店和精兵简政”,“运用多种手段筹措资金”,“按需及时组织生产供应”等等。他们在每个经营环节都进行了很多创新,例如在宣传推广方面,他们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如“跟踪连续推广法”、“滚雪球推广法”、“书刊连锁推广法”、“签名留念推广法”以及“创造需求推广法”等等。一个完善的出版机构,既要有思想者或导航者,也要有把理想变成现实脚踏实地运作的人,陈原先生曾做过精辟的总结,他说,出版机构要在“书林”里长成为“乔木”,要想“起飞”,需要有机组—地勤—导航三者的完美结合,像张元济—夏粹方(高梦旦)—蔡元培之于商务印书馆,邹韬奋—徐伯昕—胡愈之之于生活书店那样。因此,成功的出版者都是灵与肉的最佳结合者,是两者融为一体的完美实现者。

可惜,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在金钱的魔力下,有些人一味强调出版的商业性,只看到利润的诱惑,把出版之“魂”丢了。陆费逵在《书业商的修养》中指出“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的、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的、最龌龊的。倭人如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则人人有益。反之,如出诲淫诲盗的书,流传于世,则是比提到杀人还要厉害。恶书之毒,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在现代依然有这样卑鄙、龌龊的出版人,他们可以不计社会效果,不顾社会责任,突破道德底线,或者以“低俗”、“媚俗”出版物来赚取黑心钱,或者盗版盗印别人的图书,不劳而获。在他们那里哪里还有出版的理想?哪里还有出版的理性?有的只是疯狂的末世心态,以及以不正当手段攫取别人财富的“快感”。当然,也有另一种非理性,虽然算不上卑鄙和龌龊,但也威胁着书业的良性运行生态。例如,看到别人开发了一本畅销书,就不断“克隆”的追风现象;刻意造假、炒作的“伪书”现象;为了自己“做大”,不惜损害产业链上其他环节利益的“恶意拖欠”现象;为了要“造航母”,不断进行“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浮夸”现象,等等。如此众多的“现象”表现了一个本质,那就是我们书业还有很多不理性、不成熟的东西,有很多阻碍我们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东西,有很多缺乏出版业灵魂的东西。精神生产者的“灵”没了,只有肉身,最后只能变成行尸走肉。(www.daowen.com)

我们是身心统一论者。高尚的灵魂只有附着在健康的体魄上,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没有肉身附着的灵魂无异于“幽灵”。当代世界舞台上的较量是巨人之间的较量,不仅需要敏捷的头脑,更需要强健的体格。在当今世界,各种力量之间的竞争是实力的竞争,这里的实力不仅包括物质的力量,同时更包含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力量,这是一种更具有长远价值和根本利益的“软实力”。“软实力”要发挥作用,需要硬实力的支撑,需要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需要国民经济的发达。但不要忘记,在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社会,“软实力”本身也构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的作用和力量主要通过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内容表现出来。因此,在未来的竞争中,作为以传播文明、传承文化、资政育人、服务社会为己任的出版界,就不仅仅要承担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功能,而且要融入现代国民经济中去,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产业链上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所以,发展出版产业,增强出版业的活力,壮大出版业的实力,提高出版业的竞争力,就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当务之急,也是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业同仁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中国出版的强国梦是每一个有责任的出版人的理想。但实现这种理想的过程却是艰难的、曲折的和漫长的,需要我们以一种科学、理性的心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遵循出版产业的发展规律去实践、去探索。

应该承认,我们在体能方面与世界出版巨头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越是这样,越要苦练内功,增加营养。这里没有灵丹妙药,切忌拔苗助长,不能吃增高剂,更不能吃催肥药,不然就会虚胖。君不见,若干年前一些“充满激情”的出版人要在2005年打造30亿码洋的“出版巨人”,现在已经到了2006年,这样的“出版巨人”我们一家也没看到。几年前,很多人踌躇满志,要在“十五”末建多少“航母”,现在“十一五”已经开局,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捆绑和捏合而且还在不断磨合的“泰坦尼克”。当前,要“重塑中国出版业的理性和理想”,就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确立我们的发展观,深化出版业的改革,加强宏观和微观管理,但最重要的是要进行创新,以创新的精神,通过观念、体制、机制、技术手段、形式和内容等方面的不断自主创新,形成别人无法取代的核心竞争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出版业不仅“大”了,而且“强”了,不仅有“血肉”,而且有“灵魂”,使两者浑然一体、有机结合;只有这样,中国出版产业才能真正成为能够在世界文化舞台上与那些庞然大物们一拼高下东方出版巨人,实现多少代出版人的理想与梦想!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