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出版社改革不能搞“一刀切”

对于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从宏观上或者从理论层面上说,我想业内人士没有什么疑问。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类似双轨制模式不可能作为常态存在。但对于如何改,高校出版社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模式更好,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个过程,前两年我曾发表文章,坚定地主张高校出版社应该彻底转变为企业,认为这样有利于建立出版市场竞争主体,有利于调动出版社员工的积极性。后来我有幸参与了高校出版体制改革的调研工作。在调研中发现,除了若干家发展态势好、总体规模较大的出版社外,绝大多数高校出版社对转制心存疑虑。这种情况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本来是一项具有长远重大意义的改革,却没得到应有的积极响应呢?为什么绝大多数高校出版社对转制的积极性不高呢?

一、高校出版社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的模式选择应该是多样的,不能搞“一刀切”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深入调研后我们发现,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的难度比社会上出版社难度大得多。

一是高校出版社发展的不平衡性比社会上出版社要大,整体实力不强的情况更为突出;例如,以2004年为例,在98家高校出版社中超过200人的出版社只有6家,而低于50人的却有31家,占到了32%;从利润情况看,利润为10万以下的出版社有18家,有近10家出版社出现亏损,占23%。对他们来说,恐怕不是造大船问题,而是生存问题。

二是高校出版社的双重职能更强,为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服务的社会责任或文化责任更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比社会出版社更为经常的表现出来。

三是高校出版社既无部委出版社靠行业资源优势的条件,也无地方出版社可以在一定区域内占据资源优势的条件,同时高校出版社赖以生存的教材更受到来自垄断资源的挤压,时时面临生存压力。

四是高校出版社由于来自学校的干预较多,许多优惠政策可能惠及不到他们头上,往往被所在大学截留。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高校扩招、中小学教材招标、教材教辅火热而带来的高校出版社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对未来有不确定性和危机感。同时由于高校出版社的独特定位,从建社一开始就是以出版教材和学术著作作为专业分工范围,因此高校出版社长期以来主要出版教材和专业图书,对教材、教辅的依赖程度更强,面向市场的大众图书的策划和运作能力普遍较弱,例如,在2004年高校出版社的图书结构中,各类教材占了67%,一般图书只占17%,这种结构中教材比例远远高于出版业大体上50%左右的教材教辅比例,一般图书远远低于国内整个出版业的比例;在利润结构中,高校出版社一般图书的总利润为7.6%,教材利润占总利润的90%以上。因此,高校出版社在面向市场的大众图书方面具有先天不足。

为了能够保持高校出版社的平稳发展,决不能搞一刀切,用一个模式去生搬硬套。这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高校出版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龙新民同志前不久提出“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模式好,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否有效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种情况对高校出版社的改革也应该是适用的。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近些年一些(大体上10家左右)高校出版社又的确发展很快,成为行业的领头羊和改革的先行者,这就使得高校出版社的产业集中度要高于整个国内出版业的情况,例如,前4家出版单位销售额占高校出版社总销售额的23.3%,前8家占35%,而整个出版业前4家为10%左右,前8家为16%左右,因此,应该鼓励发展较快、势力较强的前若干家高校出版社通过体制改革给予更多优惠政策,获得更快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在设计改革路线图时应该设计出不同的路径供选择。

二、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要有明确的方向,但实施的步骤应该是积极稳妥的,不能一哄而上

从横向上看,高校改革有不同的模式;从纵向上看,改革应积极稳妥,不一哄而上也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地说,高校出版社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会更大一些:(www.daowen.com)

一是高校出版社与大学那种毛皮关系,它离不开大学,它承载了大学的资源优势的同时,也要承担大学所要求的无条件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公共性职能,这是不能用企业的投入产出和供求关系来考虑的。

二是高校出版社的定位和市场之间存在的矛盾。翻阅历次高校出版社会议文件和领导讲话,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高校出版社有它的特殊定位和不可替代性,就是为高等学校尤其是本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服务,这一点并不因体制改革而改变。这种服务有可能盈利,但不盈利也要服务。在考虑为高校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服务时市场的考量是第二位的,这就和企业行为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高校出版社在选题开发和发展方向上既要考虑市场因素,又不能完全以市场大小来决定出版社的产品,这种情况是市场和学术的矛盾在出版中的自然表现,在西方国家也不例外,这也是他们为什么把高校出版社作为非营利性出版机构的内在原因;把高校出版社推向市场,学会在市场经济中游泳,需要一个过程。

三是高校的事业单位定位和出版社的企业定位之间的矛盾。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父爱主义变成学校的父爱主义,学校对出版社经营管理干预较多,出版社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较少,学校对出版社的上缴利润具有随意性,出版社领导更换频繁,难以形成职业经理人是高校出版社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但这些问题通过目前的单一投资人结构并不能解决问题;四是高校出版社人员文化素质普遍高于社会出版社,而且很多人员是过去教师转过来的,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国家有关社会保障的政策措施不到位,他们或者惧怕转制,或者选择离开出版社,回到学校。这一点也和社会上的出版社不同。因此,对于高校出版社的转制,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一哄而上,应该积极稳妥。

三、人大社目前在转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尽管存在上述矛盾和问题,人大社在客观分析出版业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优势的基础上,我们还是积极争取列入高校出版社转制试点单位,积极准备条件,为向出版企业转制作了大量工作。总署提出的六个方面:(1)转制企业要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做好资产评估和产权登记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在去年年底之前结束;(2)每年出版社与代表出资人的学校资产处签订经营责任合同书,对经营目标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但对经营责任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还没有很好的建立;(3)有条件的可实行资产授权经营,给企业以更大的资产经营权。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到位;(4)实行工商登记,实行企业财政、税收、社会保障、劳动人事制度。我社在1998年12月注册为企业法人,进行了工商登记注册;相应的社会保障、劳动人事制度已经在企业制员工中全面建立,但事业制员工则按照学校的职工来安排,对这类员工的招聘、解聘等出版社的自主权较小;(5)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落实自主经营权方面,学校成立了董事会,但目前还没有完全按照公司章程来对出版社进行管理,日常经营自主权在出版社,但投资权按照学校“两重一大”办法实行,社级干部任用由学校组织部考察,校党委任命。(6)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出版公司股份制改造,以及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工作没有开展。出版社已经按照集团公司框架设计我们的组织结构。在前几年事业部改革基础上,下一步按照分社方向进一步改革。今年我们社组织一个工作班子专门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外研社、法律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8家出版社进行调研,学习他们的经验,拿出分社改革的实施方案,为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但我们在改革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出版社承担了过多的公共服务功能,无法按照企业进行核算;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董事会形同虚设没有发挥作用;向学校上缴利润缺乏规范性、持续性的制度性安排,因人因事而定,随意性很大;真正符合现代企业运行的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分配制度没有全面建立,尤其是对学校事业制编制的员工基本没有自主权,因此,对员工尤其是处于核心岗位的员工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到位。此外,在操作中对员工的身份转换问题无所适从,政策界限不是很清晰。如此等等,影响了转制的顺利进行。我们期望通过纳入试点单位改革,在中宣部、总署和教育部的指导下加快转制的步伐,规范转制的各项程序,落实国家给予转制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取得更大的发展。

四、关于大学出版社改制的几点建议

第一,政府应把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不能变成政府“甩负担”,政府必须分摊改革所带来的成本,使出版社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如税收问题、书号问题、投融资问题、异地经营问题、转制后的人员安置、老人或者中人如何解决他们所关心的转企后的身份以及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

第二,政府应该把着眼点放到为出版业创造宏观环境和政策引导上,避免过多的微观干预。例如,关于产业发展规划问题,关于新媒体对出版影响到底在哪里?在应对数字化对出版业影响方面国内外出版业有哪些经验教训?关于具有针对性分类对人才进行培养的问题等等。现在对微观出版单位管得很细,可能对发展势头较好的出版单位产生一定影响。

第三,对校企关系进行制度化规范化问题。向出资人上缴利润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上缴多少应该有个合理的比例界定,这需要由主管部门制定一个指导性、规范性文件,或者设立一个上限,这样对校社双方都有章可循,有利于促进出版社的改革和发展。

(本文是作者在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载《中国图书商报》2006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