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出版激荡30年

如果从1899年成立南洋公学译书院(可以算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前身)算起,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已经走过了近110年的历程。这一百多年的大学出版社历史并不是连续的,其中几经波折,时有中断。中国大学出版社真正异军突起、发展兴盛并产生巨大影响是近30年内的事。我们这里简要回顾中国大学出版社近30年的发展历程,它们的发展经历、办社特色和经验对于整个出版业的发展和改革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依据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主题变化以及大学出版社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特点,30年来的大学出版社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

一、大学出版社创立和初步形成出版体系的阶段(1977—1986)

1899年成立的南洋公学译书院仅存在4年就停办了,随后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和编书处成立,1917年北京大学设立出版处。他们都翻译和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图书。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仅有所谓的“一个半”大学出版社:其中的“一个”是指195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成立到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停办;而“半个”是指1957年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从成立到停办仅有1年多的时间。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大学出版社对整个出版界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停办,改革开放初期,大学出版社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1.大学社群体初步形成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复社,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恢复成立,1979—1980年陆续成立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华中工学院出版社(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学院出版社(现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7家出版社,1981—1982年又分别批准了武汉大学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这11家大学出版社被称为大学出版园地上的第一批“报春花”。从1983年开始,迎来了大学出版社创建的高潮:1983年新成立了10家大学出版社,1984年新成立了5家大学出版社,1985年新成立了40家大学出版社,是一次批准大学出版社最多的年份,加上1986年新批准的7家大学出版社,到1986年年底,全国共有大学出版社73家,占当年全国出版社总数446家的16.4%。大学出版社从1979年约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3%(全国出版社共142家,大学出版社4家)迅速提高到16%以上,大学出版社的数量增长和在整个出版社比重的增长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此后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出版社的数量一直大体保持这个比例。这73家大学出版社基本涵盖了综合、哲学社会科学、理工农医、师范等各类高校,也覆盖到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地区。

在大学出版社数量增加的同时,出书规模、人员规模等也都有了长足发展。1980年,全国大学出版社年出书总数仅为88种(其中教材59种、学术著作9种、一般图书20种),占当年全国出书总品种21621种的0.4%,在整个出版界可以忽略不计。到了1986年已经达到了年出书近3200余种,其中新书2400余种,出书总品种和新书品种都占整个出版界的6%左右;2006年大学出版社发行图书册数3780万册,其中新华书店发行2692万册,出版社自办发行1088万册;出版社从业人员达到3041人,其中专职编辑达到1453人。

大学出版社的编印发能力也在加强,很多大学出版社建立规模较大的印刷厂,如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已有650名职工,复旦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华中工学院印刷厂各有职工200多人。为了扩大发行能力,大学出版社普遍建立了多渠道发行途径,如读者服务部、邮购部、书店、书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学出版社已经开始了横向联合,在国家教委的直接指导下,大学出版社建立了高等学校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中心,创办了《高校书目报》,建立了各地的高校教材代办站,形成了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有自身特点的发行机构,从而为大学出版社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暂行规定》确定发展方向

在宏观管理上,除了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对高校出版社进行行业管理外,教育部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在教育部技术装备局下成立了出版处,专门加强对大学出版社的管理工作。

到1986年,中国大学出版社较为顺利地度过了初创阶段,初步形成了基本覆盖全国、布局较为合理的高校出版社规模,完整的编辑、印刷、发行等各项出版业务,较强的出版能力,完善的管理机构,明确的定位、性质、任务等,一个崭新的、具有中国高校出版社自身特色的大学出版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了。

1986年7月,在中宣部的指导下,由国家教委和国家出版局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大学出版事业发展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上讨论制定的《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对大学出版社的地位、性质、出版方针和任务、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办社条件和经营管理以及组织领导等作了明确规定,确定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方向。关于大学出版社的地位,《暂行规定》指出,高校出版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教育出版工作的重要基地;关于大学出版社的性质,《暂行规定》明确提出,高校出版社是高等学校中的学术性事业单位;关于出版方针,《暂行规定》提出,高校出版社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按照“三个面向”的要求,为教学和科研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关于任务,《暂行规定》提出了高校出版社要把出版教材、教学参考书以及其他教学用书放在首位,把出版科学著作作为重要任务,要立足本校、面向全国,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原则,坚持质量第一等;关于队伍建设,《暂行规定》指出,高校出版社必须建立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熟悉业务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和经营管理人员的队伍;关于高校出版社领导,《暂行规定》提出,高校出版社由所在学校直接领导,逐步实行学校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高校出版社一般为处级建制,任务重、规模大的,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高于系、处级的建制,配备高于系、处级的专职领导干部。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教育部(国家教委)对这个《暂行规定》进行了修订和完善,但这个《暂行规定》所提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原则,一直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二、大学出版社改革探索和稳定提高阶段(1987—1995)

1986年第一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之后的近10年,是我国宏观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10年。这期间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是一次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历史性转折。这一转折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和整个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改革探索过程一样,高校出版社在这一探索中既有自己的探索和创造,也有过迷茫和曲折。

1.积极探索体制改革

第一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及其制定的《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虽然明确了高校出版社的定位、性质、任务等,但由于很多高校出版社刚刚成立,还处在初创阶段,边学习、边建设、边出书,对市场运作的规律不熟悉,对图书出版和运作的规律也处于初学阶段。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加速进行,整个图书市场正在处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很多高校出版社对此有个摸索和适应的过程。这种改革探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运行机制上,探索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1988年第二次大学出版社工作会议提出,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高校出版社的基本方向,在此前提下,积极而稳妥的改革原来的体制(包括领导体制、经营体制、人事体制、分配体制等),提高出版社的竞争能力、应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实现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做到学术性与生产经营性的结合。第二,在管理体制上,逐步实行了社长负责制。在1986年的《暂行规定》中提出了学校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问题,后来逐步完善了这个制度。1995年国家教委专门制定了《高等学校出版社社长负责制暂行办法》,明确提出了高校出版社实行社长负责制。社长是出版社的法人代表,对出版社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全面负责。同时对高校出版社社长的任职条件、职责、奖励和处罚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使社长负责制有章可依。第三,在经营机制上,实行企业化管理模式,积极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制和责任制等经营形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一些出版社先后实行了承包制,如编辑部门承包、社长承包。后来承包制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些出版社探索建立以提高出版物质量为中心的目标责任制,以此深化内部经营体制改革。第四,在发行体制上,开辟多种渠道,增强发行能力。在1986年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后不久,国家教委和新闻出版署采取联合或单独发文的形式,明确高校出版社的图书发行工作要坚持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营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等改革方案;高校出版社可以自办发行;各高校出版社出版的自编教材可以编印联合征订目录,进行广泛宣传征订;设立高校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服务中心,在各地建立图书代办站,负责大学出版社自编教材、学术著作和其他教学用书的发行工作。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除此之外,从1989年开始,由大学版协组织,每年都举办大学出版社图书看样订货会,这个订货会既扩大了图书的销售,也变成了出版社之间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几大知名的订货会之一。

正是由于大学出版社在改革和发展方面的积极探索,大学出版社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从1987年到1995年,大学出版社从73家发展到100家,年出书品种17377种,是1986年出书总品种的5.4倍,其中新版图书10383种,是1986年的4.3倍;总印数近3亿册,比1986年增长了近7倍,发行码洋近30亿元。在职从业人员6000人,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不断优化,大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数达到70%以上,高级职称人员占编辑人数的40%以上。在第一、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中高校出版社有15种图书获奖。在1993、1995年新闻出版署开展的全国优秀出版社评定中有两家大学出版社获得优秀出版社殊荣,1995年新闻出版署开展的首届良好出版社评定中,有21家大学出版社被评为良好出版社,占全国128家良好出版社的17%,第一次在全国性评奖中获奖比例超过大学出版社所占的比例。在对外交流方面不断扩大合作的范围和领域,大学出版社协会组团先后考察了英、美、德、日、法、加、韩、加、前苏联等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并参加法兰克福、东京、美国等一些重要的国际书展,与国际知名的大出版公司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2.政府加强管理

在此期间,国家教委也加强了对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在原条件装备司下设立出版管理处(后改为教材与出版处),统一对所属高校出版社进行管理。1987年大学出版社也建立了自己的行业协会——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国家教委和新闻出版署在此期间先后召开了3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针对大学出版社改革和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研讨并加以指导。为了及时总结大学出版社的办社经验,进一步促进大学出版社健康发展,从1991年起国家教委决定逐步对全国高校出版社进行评估,并于1995年颁布了导向性很强的《高校出版社评估工作暂行办法》及评估指标体系。在1995年全国第四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之后,国家教委还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出版社加强管理、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出版社社长负责制暂行办法》、《高等学校出版社总编辑岗位规范(暂行)》等文件,这项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出版社的健康发展。

在国家教委出版管理部门的领导和大学版协的积极配合下,大学出版社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合作,除了联合举办看样订货会外,还联合举办了评奖、出国考察、研讨培训等活动。1994年大学版协还申请主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大学出版》。所有这些都对大学出版社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一阶段,由于我国刚刚开始从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加上很多高校出版社刚成立不久,缺乏较为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高校出版社的探索和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由于个别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政治标准和内容质量,出现了一些内容格调低下、宣传封建迷信、夹杂淫秽内容的图书或画册,以及歪曲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图书,受到了严厉查处。

在近10年间,有近30种图书涉及20余所大学出版社被查处或受到批评,其中在1992—1993年,有10家大学出版社的14种图书受到新闻出版署的通报批评或取缔;1993年被查处的图书占全国图书查处面的26%;有4家大学出版社被整顿,其中3家停业整顿,5家大学出版社被限制了出书范围。由于其间印刷工价上涨、纸张涨价、教材限价等因素,很多出版社经营困难。大学出版社从整体上实力还不够强,在全国性各类经济指标和评奖等社会效益指标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大学出版社的数量比例。一些大学出版社规章制度不健全、领导更迭频繁,妨碍了大学出版社的良性健康发展,等等。

三、大学出版社加快改革、飞速发展阶段(1996—2006)

1.大学出版社整体实力迅速增强

第四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之后,国家教委针对前一阶段取得的经验、成就以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总结,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除了上述《关于高等学校出版社加强管理、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出版社社长负责制暂行办法》、《高等学校出版社总编辑岗位规范(暂行)》、《高校出版社评估工作暂行办法》及评估指标体系外,还于1996年制定了《关于加强图书质量管理的意见》。可以说,这次会议精神以及所形成的文件对处于探索和迷茫中的大学出版社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到2006年,我国大学出版社进入到了一个加快改革和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2006年年底我国共有大学出版社102家,占全国出版社总数578家的17.6%,大学出版社出书总品种50473种,占当年全国出书总品种的233971种的21.6%;出版总码洋达到120亿元,占全国出版总码洋的18.5%;重版重印率62%,高于全国平均重版重印率近18%(全国重版重印率为44.32%);总资产为76.7亿元,占全国出版社总资产的14.6%;净资产53.6亿元,占全国出版净资产的15.57%;销售码洋114亿元,占全国图书销售总码洋的22%;销售收入44.7亿元,占全国图书销售总收入的19.25%;总利润7.8亿元,占全国图书出版利润的24%;库存57亿元,占全国总库存的17.7%。

从上述各项出版指标可以看出,高校出版社除了总资产和净资产两项指标低于它在全国出版社数量所占的比例、库存两者比例基本持平外,其余各项出版指标都高于它在全国出版社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即使从产业角度来看,大学出版社也已经成为整个出版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如此,在全国各项经济指标排行榜上,过去长期在出版界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出版社纷纷跻身前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大学出版社在很多项出版经济指标上跻身前20名,大学出版社的快速成长成为整个出版界一道亮丽的风景。(www.daowen.com)

大学出版社不仅经济效益明显大幅度提升,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在国家级各类大奖如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中,大学出版社屡屡夺冠,共有170余种图书获三大奖,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9种13本图书获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各有8种图书获奖,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各有7项图书获奖。中国大学出版社还规划了一大批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出版工程,在“十五”、“十一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中,一些知名的大学出版社承担了数量众多的重点出版项目,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所承担的重点出版工程数量在整个出版界都名列前茅。更为重要的是,大学出版社已经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和发展方向,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优势和品牌优势。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人文学术品牌、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计算机图书品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经管类图书和考研图书品牌、外研社和外教社的外语图书品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基础教育图书品牌等。还有些大学出版社虽然规模不大,但独具特色,在所属专业领域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市场份额,如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在医学图书方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在航天航空科技方面、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在采煤、矿业技术方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在对外汉语学习教材方面等,形成了小而特或中而优的出版特色。

大学出版社不仅在国内出版物市场上日趋活跃,在对外交流方面也充分利用背靠知名大学的优势,与国外同行建立了紧密联系。在我国版权引进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几年来一直居于引进版的前列,2006年版权引进三甲都被大学出版社夺得。在版权输出方面,大学出版社也表现突出,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在国内版权输出总量方面名列前茅。在国务院新闻办与新闻出版总署主持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小组,单位中包括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等5家大学社。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还每年召开中、日、韩三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研讨会。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在国际出版界的影响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大学在世界大学中的影响。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令国外大学出版社同行羡慕,使我们在对外交流中感到自豪。

2.大学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1996—2006年这10年间,中国大学出版社取得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从8个方面展开叙述。

第一,快速增长的发展机遇。大学出版社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首先得益于它抓住了高校扩招和中小学教材招标这两大历史机遇,充分利用了所服务的对象——中国教育市场飞速发展的独特优势。在这10多年间中国大学出版社的主要服务对象——高等学校获得了历史性的跨越。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高等学校连年大幅度扩招,招生人数从1996年的96万余人,到2006年的546万余人,增长了4.7倍;研究生招生人数由1996年的5.94万人猛增到2006年的39.79万人,增长了5.7倍;高校在校总人数从1996年的318余万人猛增到2006年的2500多万人,增长了近7倍。在短短几年内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历史性转变。

高校在校生是高校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主要用户,这一消费群体的急剧扩大,首先受益的就是以出版高校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为主要任务的大学出版社。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和出版的垄断被打破,一些大学出版社尤其是师范大学出版社加入到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中来,从中小学教材这块巨大的市场中分一杯羹。据不完全统计,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高校出版社在中小学教材招标中中标。因此这些出版社也成为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发展势头最为猛烈的大学出版社。

第二,高校智力资源的先天优势得到了发挥。图书业的发展一方面要靠读者资源,另一方面作者资源也是重要的出版资源。多年来党和国家对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和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高校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不断上升,从而成为中国智力资源最集中、科研和教学实力最强的地方。这种优势给大学出版社的优质稿源提供了先天的便利,过去很多一流专家学者都选择在社会上的知名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现在随着大学出版社影响力的扩大,以及作者和大学出版社地缘、“血缘”上的天然联系,他们不仅愿意把自己的代表性作品选择在大学出版社出版,甚至把过去在社会出版社已经出版的代表作也收回到自己所在的大学出版社或者其他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在作者资源竞争方面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的优势。

第三,市场意识增强,紧密横向联合。由于大学出版社诞生较晚,在它出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已有市场被各种专业出版社瓜分,大学出版社既无行业的行政保护,不能享受行业垄断的利益,也无独立的区域可供自己使用,不能享受区域封锁或分割的便利,只能在已有的市场上打拼,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就使得大学出版社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要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要不断地开辟新的市场空间、开发自己的渠道资源,开发和维护好自己的客户。从选题、生产设计到发行等各个环节要对读者的需求进行研究,要加强大学出版社之间的联合和合作,如此等等。

可以说,大学出版社是进行横向联合最紧密的群体,也是在一起研讨问题最多的出版群体。当初为了打破新华书店的独家垄断,大学出版社违反当时的发行管理禁令,创办了自己的教材发行渠道——高校图书代办站,也是为了解决过去社店之间隔山买牛、信息不畅的不利状况,大学出版社自发组织大学出版社看样订货会,在开展看样订货的同时集中研讨大学出版社的发行工作,这种形式至今已经连续进行20年,这在其他各类出版社中是没有先例的。大学出版社还组织各类人员进行培训和研讨,例如,在选题策划还不是很受重视的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选题是出版社的命根子”的口号,这个理念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在世纪之交又分别在上海、桂林、北京等地多次召开选题策划研讨会,交流和分享各个大学出版社选题战略的成果和经验;大学出版社还对发展战略、财务、人力资源、行政工作等进行不定期交流研讨,彼此取长补短,促进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

第四,忧患意识强,走内涵式发展之路。正如上面所述,由于大学出版社先天不足,在夹缝中生存,加上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刚刚成立就遇上纸张涨价、教材限价,造成他们生存的压力和发展的困难,同时国家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所给予出版业的很多优惠和政策支持(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基金、融资、组建出版集团试点等)沐浴不到他们头上,因此大学出版社一直就有很强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促使他们不断地进行改革探索,以解放出版生产力,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例如,大学出版社是在出版界进行“三项制度”改革较早的群体,很多社会出版社后来面临的人事、劳动、分配等问题在大学出版社那里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因为他们早已经进行了改革。

在1988年,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当前高等学校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强调要深化改革,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坚持按劳分配,敢于拉开差距,要增强出版社的经营机制等。大学出版社较早进行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探索,早在1995年第四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期间,韦钰同志代表国家教委所作的主题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高校出版社要走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的道路”,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明确提出了走内涵式为主的集团化发展道路,这些出版社还把内涵发展和外延扩展相结合,在一些出版和市场资源比较集中的城市建立自己的发行分支机构,这些改革举措都对大学出版社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五,背靠高校,从业人员素质高。现代社会,人才资源已经成为生产力的第一资源,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出版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人才资源比一般产业显得更为重要。由于大学出版社与大学的天然联系使得大学出版社从业人员相对于社会出版社来说有较大的优势。例如,在2006年大学出版社从业人员中具有副高级职称以上的人员比例达到了18.6%,具有博士、硕士学历层次的人员比例达到了23.35%,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则达到了全体员工的65.4%。而我国整个出版界从业人员中具有副高级职称以上的人员比例为21.9%,具有硕士学历以上的比例约为15.6%,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为43.4%,两者相比,除了具有高级职称人员的比例大学出版社略低于整个出版社的比例外,其他两项指标都远远高于整个出版社从业人员比例,在具有大学以上学历人员这项指标高于整个出版界22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很多大学出版社成立时间较短,离退休人员较少,而且有的大学出版社把离退休人员回归学校,这就大大减轻了人员负担,可以使大学出版社可以轻装上阵。

第六,有一批敢于开拓进取、善于创新的领军人物。“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一个企业要获得很好的发展必须有能够带领全体员工开拓创新、思维敏捷、思路开阔、真抓实干、政治水平高、业务素质好、经营能力强的领军人物即出版社社长。多年来大学出版社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在业界很有影响的出版社社长,他们同时也是整个出版界的领军人物,如老一辈的高旭华、王民阜、党玉敏、牛太臣、王益康等,以及近年来在业界很有影响的李朋义、李家强、朱杰人、肖启明等,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汗水、激情甚至鲜血与生命谱写着大学出版的辉煌篇章,引领着大学出版业不断向前。

第七,政府部门监管有力。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作为行业管理部门对大学出版社给予高度关注,对大学出版社取得的成功经验及时加以肯定和总结。历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都到会发表讲话、给予指导。教育部(国家教委)作为大学出版社的主管部门,对大学出版社的成立、改革和发展每一步都给予直接的领导、帮助和支持。从1986年起到2007年由教育部牵头召开了6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每次会议都针对大学出版社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进行研讨并加以指导,每次会议教育部主要领导都发表主题报告,及时总结大学出版社发展中的经验,尽可能解决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指明下一步发展方向。这对大学出版社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

第八,国家对高校出版社的税收优惠政策。从大学出版社刚刚起步不久,国家就积极争取给予大学出版社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长期以来,大学出版社作为高等学校的组成部分享受国家对校办企业的所得税减免政策以及对增值税的先征后返政策,正是国家这种放水养鱼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作用。否则,由于大学出版社还要向所在学校上缴一定的利润,如果再加上所得税和增值税,它们将不堪重负,难以健康发展。

四、大学出版社新转型阶段(2007—　)

之所以把2007年作为新阶段的起点,是因为在2007年年初,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制定了《关于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和《关于高等学校出版社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这两个文件对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做出了明确规定。

随后在2007年4月,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召开了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确定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等18家大学出版社转制为企业,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实行新的事业单位体制,简称“18+1”改革试点。在2007年9月召开的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上,对高校出版社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又进行了动员和部署。会议决定,试点转制工作到2007年年底全部完成,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采取试点先行、逐步推开的办法。

第一,迈入转型时期。从此中国的大学出版社进入到一个新的转型时期。这个转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性质转型;二是从传统出版向现代数字化出版的业态转型。这两个转型对大学出版社来说都既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更是对现有出版发展模式的严峻挑战。

从事业单位到企业的性质转型。大学出版社长期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模式对促进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新体制,要参与国际出版产业的竞争,首先就必须解决市场竞争主体问题。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校的二级事业单位是不可能成为具有很强竞争能力的市场竞争主体的,因此如果说它在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还可以有较大发展空间的话,那么在一个市场规则健全、市场发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既非事业也非企业的运行机制也走到了尽头,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到了一个“拐点”。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的要求,在体制改革中,高校出版社的体制将分为两类:即企业体制和事业体制。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将转制为企业,少数可以实行新的事业单位。确定转制为企业的高校出版社要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总要求,完成事业单位向企业体制的转换,成为真正自我发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和完善高校出版社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出版企业。实行新的事业单位的大学出版社要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要求,按照新的事业单位的相关规定规范运行。

第二,转制中的四重矛盾。相比其他类别的出版社来说,高校出版社从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这一转型也面临一系列困难:(1)如何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处理好与所在高校的关系。高校出版社与所在大学是一种“毛皮”关系,毛要附着在皮上,大学出版社离不开所在大学,它承载了大学的资源优势的同时,也要承担大学所要求的无条件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公共性职能,这是不能用企业的投入产出和供求关系来考虑的,这种优势和职责都给大学出版社转为企业带来很大障碍。(2)与此相关的,大学出版社如何处理背靠学校和面向社会的关系。大学出版社当然要依靠所在大学的资源优势,但转变为企业后它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面向社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对本校教学和科研的服务功能。前不久我在和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交谈时,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大出版社校内外作者的比例,我告诉他我们人大社校内与校外的比例大体上是7∶3,他告诉我他们正好相反,大多数作者是校外的学者。这给我很大的震动。不断扩展校外作者会给所在学校带来不快,但它确实是大学出版社发展所必需的。(3)高校出版社的定位和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高校出版社有它的特殊定位和不可替代性,就是为高等学校尤其是本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服务,这一点并不因体制改革而改变。在考虑为高校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服务时市场的考量是第二位的,这就和企业行为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就决定了高校出版社在选题开发和发展方向上既要考虑市场因素,又不能完全以市场大小来决定出版社的产品。(4)高校事业单位的定位和出版社企业定位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对大学出版社和大学关系来说,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父爱主义变成学校的父爱主义,学校对出版社经营管理干预较多,出版社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较少,学校对出版社的上缴利润具有随意性,出版社领导更换频繁,难以形成职业经理人是高校出版社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但这些问题通过目前的单一投资人结构并不能解决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使大学出版社成为多元投资主体,这样才能形成科学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第三,数字出版新时代。从传统出版到现代数字出版的转型。当前一个以网络技术和数字传播技术为代表的新的信息革命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也对人们的阅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网络出版、手机出版、按需印刷等为代表的数字传播技术,以其方便、快捷的传播方式以及存储量大、携带方便、视听一体、互动性强等优势迅速为人们所接受,并对传统出版产生决定性的冲击,由此形成了出版业态从传统出版向现代数字出版转型。伴随这一业态转型的是,出版的内容提供方式和服务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出版业正在迎来数字革命和内容产业革命。尽管在数字传播革命面前,大学出版社由于有所在高校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智力优势、教学资源优势和学术优势,但对如何通过利用数字传播技术促进大学出版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多数大学出版社仍感到茫然。

这一转型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1)已有资源积累的匮乏问题。数字传播的最大优势是它可以容纳海量的信息,而且只有这种海量的信息提供才能够对使用者有足够的吸引力,锁定客户,但由于大多数大学出版社成立时间较短,所积累的内容资源不足以支撑数字传播所需要的信息。同时由于大学出版社过去主要出版的是高校教材、教学参考书,这类出版物的时效性较短,知识更新速度较快,难以累积成为知识财富。这在数字传播的竞争中就处于劣势。(2)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的矛盾问题。数字出版是一个需要长期投资和巨大资本投入的产业,没有足够的和长期的投资很难见到效益,有人说互联网是一个“烧钱”的产业,它的效益要通过若干年的不断培育才能显现出来。但在现有机制下,社长们首先考虑的是当下的收益和自己任内职工的现实利益,在高校出版社主要管理人员尤其是社长有较大随意性和变动性的情况下,一个理性的社长很难投巨资到若干年才能见效的数字出版中去。(3)营利模式和投资风险问题。即使有的出版社社长愿意投资,但由于数字出版没有成熟的营利模式,这种投资存在着极大的风险,这种风险足以让大多数出版社决策者望而却步。因此,有一种说法叫,投资数字出版是找死,不投资数字出版是等死,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转型处于两难之中。(4)技术标准问题。目前,出版业没有成熟的数字传播技术标准,很多出版社担心自己投巨资所建设的数字出版技术平台不能有效地和其他技术平台兼容,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可以说,第一个转型相对要简单一些,而且国内外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借鉴;而第二个转型的周期要长,困难要大得多,而且没有较为成熟的可供我们借鉴的现成模式。这给蓬勃发展中的大学出版社出了一个难题,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摆在所有大学出版社面前的艰巨任务,在2007年9月召开的第六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上,邬书林同志代表新闻出版总署对大学出版社提出了八个“率先”,其中之一就是“在新技术应用上,率先加快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尽快实现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转型”。他要求大学出版社以时不我待的使命感、更加开阔的思路、更加务实的做法,在全国出版界率先加快网络化、数字化建设进程,努力缩小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任务光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

30年来,中国大学出版社在已有成熟出版领域的夹缝中生存、在激烈的市场搏击中成长壮大,探索出了一条既不同于国外大学出版社非营利组织的模式、也和以专业分工和面向市场为特点的国内出版同行相差异的独特道路,这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出版社发展道路,在这个发展道路上中国大学出版界的全体同仁不断积极探索、开拓创新,相信它会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加健康,走得更长更快更好,中国大学出版社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本文原载《出版商务周报》2007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