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版业的改革:回顾、经验和当前的重点

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出版产业的改革和开放也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要求,科学总结出版改革的经验,为在新的形势下加快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出版改革历程的简要回顾

我国的出版改革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对出版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对改革的过程和经验进行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改革和发展。我国的出版改革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1.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导向改革阶段(1970—1995年)

我国的出版改革起始于1979年12月的长沙会议。这次会议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清理“左”的思想路线对出版工作的干扰和破坏,重新确立出版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以及出版工作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三项任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所确立的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版方针,对调整我国的出版结构和解放出版生产力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82年,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首次提出了“一主三多一少”的发行改革思路,即在全国构建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确立了新时期出版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指导方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社会效果,同时还要注意经济效果。1984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地方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适当扩大出版社的自主权、使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建立以图书法规为中心的岗位责任制的改革思路。

1988年,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要积极而又稳妥地对出版社原来的政企不分、统得过死、缺少应有的自主权和活力的旧体制进行改革,以提高出版社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出版社要优化选题、调整图书结构、逐步推行社长负责制以及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等;发行改革提出“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这两个《意见》在出版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并把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改革推向新的阶段。

2.以优化结构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性转移阶段(1994—2000年)

随着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版体制也面临着根本转变,即由计划经济的出版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版体制转变。与此同时,针对放权让利的改革所带来的弊端,如承包制带来的短期行为,产品数量规模增长过快而质量有所下降等,新闻出版署在1994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明确提出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要从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从管理手段上要从行政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的依法管理为主,从体制上要从传统的事业管理为主转向产业管理为主,并进一步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三个转移的核心是新闻出版业从总量增长向优质高效增长的转移,工作重点是“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为了实现阶段性转移的目标,新闻出版署提出了一系列配套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1)进一步转换出版单位的经营机制,加大企业管理分量,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营机制,以增强出版单位在市场经济中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科学管理能力。出版单位要逐步确立出版法人制度,并转换经营机制,以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2)培育和发展图书市场体系,进一步搞活流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图书大市场;(3)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转变管理职能,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抓导向、抓总量、抓结构、抓效益;(4)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当时,还提出要从自觉自愿出发,以产权联结为主要纽带组建新闻出版集团,并指出组建集团是利益的结合而不是依靠行政力量的撮合。可以看出,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当时对新闻出版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重点已有了清晰的认识,这些改革措施为第三阶段的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以五大战略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01年—　)

为了迎接中国加入WTO给出版带来的机遇与挑战,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即17号文件),对进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总体要求和基本格局、改革的主线和重点以及组织领导等做出了部署;2002年“两办”又转发了《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即16号文件),进一步对深化出版领域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从而进入到一个全面深化出版改革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就出版领域而言,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精品战略、集约化战略、科技兴业战略、“走出去”战略和人才战略的五大战略,作为推动出版产业发展的重点。通过五大战略的实施来进一步壮大出版实力,增强出版企业的活力,提高中国出版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就发行领域的改革而言,新闻出版总署提出要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出版物市场营销体系,推动发行集团的组建,鼓励出版发行的连锁经营,对新华书店进行股份制改造,从而促进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大市场的形成。

二、出版改革的基本经验

从以上对出版改革历程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出版改革和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出版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反过来,出版产业的发展又为进一步深化出版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改革是以发展为目的并不断推动出版业发展的过程

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我国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也是不断改革的过程。从我国出版业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正是由于“长沙会议”上提出地方出版社要从“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才带来地方出版的大繁荣,现在地方出版业的各项经济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在总量上都超过了中央出版社,成为我国出版产业的重要力量;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集体所有制网点和个体所有的书店、书摊,并提出了“一主三多一少”的发行改革思路,才使得我国发行网点有了较大的发展和较为合理的布局;正是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的以扩大出版社的自主权,使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化为生产经营型,并逐步推行社长负责制、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等,发行改革提出“三放一联”等措施,才使得我国的出版物市场从短缺的卖方市场过渡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买方市场,为出版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创造了条件;正是1994年以后的由以规模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性转移,深化图书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一方面“治散”、“治滥”,另一方面推进组建出版集团的试点工作,才为我们现在的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把出版业做强做大创造条件。每一次重大改革举措,都极大地推进了出版业的发展。没有这些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就不会有出版业的快速发展,也不会有出版业今日的繁荣。今天,我们面临的改革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十分紧迫,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不能发展。改革的目的在于,能够充分激发新闻出版业的生机与活力,以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出版物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

2.改革的过程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

我国出版领域的改革,经历了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观念突破以及体制创新,其中每一阶段都要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思想交锋,正是在这种争论和交锋中,人们的认识逐步深化并找到适合我国出版发展的正确道路。较大的且具有全局意义的争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出版物是不是商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出版物是单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产品,它可以不计成本、不讲投入产出,可以不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因此,当理论界有人提出出版物是商品时就遭到了反对;二是要不要大力扶植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图书发行体系?长期以来出版界一直有意无意地将非公有制的出版物经销体系视为异己的力量,在市场准入、批发权、教材经营权甚至批发折扣等等方面制定了一些限制性的政策,甚至连称呼也有主渠道、二渠道之分;三是出版社是不是企业?改革开放前甚至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社一直被看成纯粹的事业单位,对出版社的经济效益的考虑被认为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出版原则的,后来虽强调出版社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但强调的重心仍在于把出版社看成“事业单位”;四是出版业是不是产业?长期以来一直过分强调出版的意识形态性,对把出版当成产业作为错误的观点加以批判,以至于人们长期不敢谈出版的产业性质和经济功能。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冲破原有框架的束缚,人们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不断突破和创新,从而达到今天的认识水平,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3.改革是渐进的、不断深化的过程(www.daowen.com)

从改革的历程我们还可以看出,我们的每一项改革都和整个经济政治改革相协调、同步,从局部到整体,从单纯的放权让利到进行结构调整再到全面的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改革逐步深入。我们所进行的出版体制改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改革的效果及成败得失,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政治及社会的稳定,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必须经过充分论证,反复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不经过充分论证,靠感情用事,靠个别人拍脑袋,仓促出台的所谓改革,必然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终归要流产失败。改革之所以是渐进的,还因为产业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渐变和在一定条件下的激变的统一。产业的连续性渐变在客观上也要求改革过程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产业的非连续性的激变则要求改革在条件成熟时要进入新的阶段。我们出版改革的思路是:态度要积极,论证要充分,步骤要稳妥,措施要得力。这是符合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现实选择。

4.改革是分层次、多方面探索的过程

所谓改革的层次性就是对不同的对象层次有不同的要求和特点。从改革的历程还可以看出,出版改革一开始主要是微观层次的,“长沙会议”和“哈尔滨会议”改革涉及的主要是出版社内部的出书结构、管理方式、岗位责任制等微观的改革。以后的改革逐步涉及中观和宏观的改革,例如扩大出版社自主权,就涉及出版社与主管部门的关系。从改革的第一阶段后期已经涉及政企分离、社长负责制等体制性问题。第二阶段就主要涉及宏观的出版改革问题,无论是出版结构调整,还是培育图书市场体系、转变管理职能等都属于宏观的改革范畴;而微观的出版改革在这一阶段进一步深化,重点在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以及实行三项内部制度改革。第三阶段更是侧重于宏观的出版市场的培育、政府职能的转变、出版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出版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同时深化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改革:从中观管理改革上说,一是应给出版社及时制定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二是要理顺出版社与其主管部门的关系;从微观管理改革层次上提出,要探索建立保证正确导向、富有经营活力的微观运营机制。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出版领域的改革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的要求,相对于人民对该领域发展的期望,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出版领域在产业定位、出版观念、体制创新、产权改革、管理体制以及政府职能转换等方面的改革还存在着滞后性,步伐迈得不大。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改革促发展,尽快把中国出版产业做强做大,以增强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增加抵御外来文化侵入的抵抗力,为我国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三、当前改革的重点

当前我国的出版改革刚刚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即以五大战略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涉及我国出版业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因而难度更大、影响面更广,同时对我国建立适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符合出版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新体制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出版集团的组建

近年来我国为了迎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尽快培植一批具有综合竞争能力的大型出版企业,在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集团化试点工作。但应该说,出版集团化工作仍处于初始阶段,现在组建的集团基本上是区域性的或行业性的集团,媒体形式还较为单一,产品结构仍然不尽合理,行政色彩浓厚,综合业务能力和竞争能力仍然不强。为改变这种局面,党和政府提出要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把集团做强做大。在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已经组建若干大型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发行集团等综合性试点集团以及若干家专业化出版集团。集团承担宣传文化工作任务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负责把握导向、制订规划,加强资产运作、财务管理。新闻出版总署还提出出版集团要以资本和业务为纽带,在界定产权的基础上,规范集团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资产经营责任,优势互补,资源共用,利益共享,风险同担。为了使试点集团能够加快发展、迅速壮大,国家还在转换机制、跨地区跨行业经营、多媒体兼营、多渠道融资以及与国外大型媒体集团的合作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政策,如可以跨媒体、跨地区经营。在融资方面,试点集团可以相互融资,试点集团的经营部门可吸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资本,按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由集团控股。发行集团、印刷集团可吸收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和境外资本,但须由集团的国有资本控股;试点集团可与境外管理规范、技术先进、资信可靠、对华友好的知名媒体集团进行合作,科技出版单位可与国外知名媒体集团进行合资创办出版单位的试点,等等。应该说,这些政策措施必将大大推动试点集团的快速发展壮大。但我认为,这些措施仍然不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仍然把报纸、出版、广电、印刷、发行、电影等相互分割,与世界出版媒体大综合、大融合的趋势相背离;另一方面它仍然过分注重所有制形式的区别,在一些关键的领域未能充分考虑吸收社会资本,不利于增强出版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如果不在所有制形式及其产权改革方面进行突破,现有体制的所有弊端就得不到克服,把出版产业做强做大的良好愿望就很难实现。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姓“公”(公有)姓“民”(民营)的观念束缚,在保证党和国家控制力的前提下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吸纳一切有利于中国出版产业做强做大的资源。其他行业的企业集团都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革,建立规范的公司组织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引进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而出版领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则步履维艰、进展缓慢,这与我们思想不够解放有密切关系。因此,有关管理部门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在确保正确舆论导向、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在出版集团化试点方面有更大胆的突破,迈出更大的步伐。

2.出版市场的培育

出版产业要获得健康发展,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一个地区封锁、条块分割、壁垒林立、盗版猖獗的市场是永远不可能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出版市场的。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历次出版改革都把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作为重要内容。运用现代市场的组织形式和营销方式,加快对出版物市场的整合,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市场体系,也是下一步出版体制和发行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发行集团之间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以资本为纽带,在发行业务方面互联互通,构建全国性、多层次的出版物批发网络。中国的发行体制改革必须既要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又必须根据中国地域广大、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书价相对低廉、人均购买力低、很多地方交通不便等特点,探索适合中国现实的发行体制。应该在以下五个方面同时进行出版物流通市场的培育:一是借鉴国外出版物以及其他流通领域连锁经营的经验,以新华书店和各地专业书店(如财经书店、法律书店等)为基础,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出版业发展需要的连锁经营模式,形成覆盖全国的多层次、多业态的出版物连锁经营网络;二是借鉴日本日贩和东贩图书发行的经验,以现有的大型批发中心为基础,组建一批有较强辐射能力、物流顺畅、网络化信息化程度高的发行中盘,为中小独立书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三是借鉴欧美的经验,以正在组建的跨区域、跨行业、跨媒体的大型出版集团的发行业务为基础,打破出版社之间的相互代理发行的限制,使这些大型出版机构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和发行网络成为具有很强辐射能力的发行中盘或连锁发行机构,与上述两种方式相互补充;四是继续支持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中小独立书店,国内外的图书发行的实践表明,中小独立书店的存在对方便读者的多种购买需要、解决就业、活跃图书市场、打破垄断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五是大力发展书业电子商务,以高新技术促进图书发行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只有上述几个方面并行,才能彻底打破行业垄断和区域封锁,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

3.出版结构的优化

我国出版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以及图书不同环节的利润结构都存在着较大问题:产品结构方面,传统的出版形式(即纸介质出版物)占据绝对优势,多媒体出版物、电子出版物所占比例较小,未形成规模;而在传统出版物中,中小学课本和教辅图书占据绝大部分的份额,在出版和发行的环节对课本和教辅图书的依赖性较强,从1996年开始我国出版产业的出版码洋增长幅度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2000年甚至出现负增长,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国家在中小学实行“减负”的政策对出版产生了直接冲击,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图书产品结构的不合理。从区域结构看,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区域均衡战略,实际上忽视了出版资源的不均衡现实,既不利于发挥出产业经济学所说的“聚集优势”,也是造成选题低水平重复的重要原因。从图书不同环节的利润结构看,利润过分向图书出版环节倾斜,印刷环节的利润率过低,例如2000年全行业利润总额为52.71亿元,其中出版为38.09亿元,发行为12.02亿元,印刷为0.62亿元,考虑到从业人员人数为发行大于出版、印刷大于发行,不合理的情况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其中虽然有知识含量的差异以及可能的统计上的问题,但其利润结构不合理也是显而易见的。下一步的改革必须进一步优化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组织结构、地区结构、人才结构,尤其是产品结构等,形成合理的出版结构。

4.出版内部机制的改革

要使得出版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不仅需要在体制和出版机制方面进行改革,通过建立以市场为导向,通过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优胜劣汰的出版运行机制,而且还必须深化出版业的内部机制,推行三项制度改革。在劳动制度方面,要实行全员竞争上岗制度,对竞争未能上岗的员工实行培训,经培训仍不能竞争上岗的职工,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做到能进能出;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要对管理人员实行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择优聘用,做到能上能下;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要建立以岗位工资为主要形式的工资制度,实行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做到能增能减,从而形成职工能进能出、管理人员能上能下、收入分配能增能减的机制,并探索多种形式的分配制度。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在分配上,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以伟大的事业凝聚人才,以崇高的精神鼓励人才,以真挚的感情关心人才,以较好的物质待遇吸引人才,营造一种尊重特色、鼓励创新、信任理解的宽松的企业文化环境。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上述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和逐步落实到位,我国的出版产业必将获得跨越式发展,实现中国出版产业的腾飞,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服务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原载《中国出版》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