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版物的双重属性看出版者的社会责任

近些年来,我国出版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但在出版的理论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一些研究者在对出版属性这一最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强调出版的产品特性时忽视了出版的精神属性,把它视作一般物质产品;在强调出版物商品及私人物品特性时忽视了其公共物品属性,把它视作一般竞争性商品;在强调出版的产业功能时忽视了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单纯强调其经济功能;在对出版物效益评价时过分强调其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如此等等。理论上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上的偏差,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个别出版社和出版者在出版工作中只看到眼前的经济利益,见利忘义,忘记了出版者起码的职业良知和社会责任,出现了一些政治上打擦边球或格调上低俗的出版物,严重污染了社会环境。我们要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全面认识出版的性质和功能,强化出版者的社会责任,坚决抵制各种不良的出版风气,出精品,出上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一、正确认识出版的双重属性,充分发挥出版的社会功能

从出版史来看,出版和出版物的性质和功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农业社会,出版虽然也进行一定的流通,但主要起一种教化的作用,因而实际上在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到了工业社会,随着机器大生产在出版中的广泛运用,出版物的商品性质才得到极大显现,它的产业功能才得到发挥。尽管如此,出版物作为精神产品,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从来没有消失,它在发挥产业功能的同时,它的社会教化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从来没有弱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只是单纯把出版看作是意识形态,忽视其产业功能。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研究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强调出版的产业功能或经济功能,忽视其意识形态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对出版的双重特性和双重功能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更为宏观的视角。

1.出版物是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统一体,但精神产品是其本质属性

出版物是将精神内容复制在物质载体上向公众传播的作品。任何出版物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不管这种载体是甲骨、树皮、竹板、纸还是磁盘、电子网络媒介,如果没有这些物质载体作为媒介,精神信息就难以达到传播的目的,它也就不成其为出版物。但出版物之所以为出版物,并不取决于它的载体形式,而是取决于其所承载的内容。一张空白纸是不能成为出版物的,一张没有内容的软盘只能称为空盘,不能成为出版物。人们购买出版物主要不是购买其物质形式或物质载体,而是购买其所承载的精神内容。同一种内容选择不同的载体形式,其出版物的功能没有变化,所变化的只是人们使用的习惯或方便程度不同。在这个矛盾统一体中,精神产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出版物本质属性的是其精神产品的属性。这也是现代出版业被看作内容产业,出版者被称为“内容供应商”的原因所在。但在实践中,一些人往往本末倒置,把物质载体作为出版的本质,而忽视其内容。在这一理念引导下,一些出版者通过种种版式设计过分放大出版物的“容量”,被社会上戏称为“注水书”;在这一理念引导下,一些出版者在装帧设计中极尽奢华之风,把一些陈年烂货甚至文化垃圾包装上美丽的外衣,以高定价低折扣的方式进行销售,助长了奢华之风,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在这一理念引导下,一些充斥暴力的“动漫作品”得以出版,这类“出版物”既不能给读者提供内容信息,也不能给读者以审美享受,却把一些尚无鉴别能力的少年儿童引入误区。此外,在出版界颇为流行的“读图时代”理论,虽然适应了一部分人轻松阅读的习惯,但从理念上说,它却过分注重外在的形式,忽视了出版物是为读者提供内容信息的。这一理论已经给日本出版界带来了沉重灾难,对此我们应该引以为戒,不应重蹈覆辙。

2.出版物是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统一体,但公共物品是其显著特征

经济学意义上的私人物品是指那种数量将随任何人对他的消费增加而减少的物品。出版物作为一种商品,它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一个消费者购买后会影响其他人对这种消费品的购买。但出版物的消费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有人把出版物称为“准公共物品”。所谓公共物品,是指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和在利益上具有“非独占性”的物品。出版物具有这两个特性。它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一本书一个人阅读之后另外一个人再阅读并未减少这个人的收益。美国杰出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曾作过这样的形象描述:“他从我这里接受一个想法,它自己接受了指导,并没有减少我的,就像它在我的蜡烛前面点燃他的蜡烛,他接受了亮光并没有使我变暗。”在利益上,出版物具有非独占性,具有很大的溢出效益或外部效应。所谓外部效应,是指人们由于从事某种经济活动而给他人或社会带来的经济上的利益或损害。一种经济活动如果使他人或社会的经济利益增加,就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反之,就具有负的外部效应。由于出版物是精神产品,它包含的智力创造性所体现的内在价值只有通过受众者接受后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出版物是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物品。例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一书出版后,随着其技术的推广,使我国累计增加几千亿千克的水稻。而一部《共产党宣言》,更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人走上致力于推翻剥削社会的革命道路。这些书本身在当时的直接利润并不大,有的甚至亏损。这是正的外部效益的例子。而有的不健康的黄色书籍直接引发了犯罪,有些政治导向错误的出版物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国内某出版社的一本书因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有严重错误,导致群体到北京上访,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并使国家直接损失上亿元,这是负的外部效应的例子。出版物的公共物品和外部效应论是我们强调出版物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理论基础。

3.出版工作既具有经济特性又具有文化特性,但文化特性是其根本特性

由于出版物在现代已经成为商品(尽管它是一种“特殊商品”),那么整个出版的生产、消费、流通和分配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变成商业活动,出版工作所包含的生产、复制、销售以及消费就同时成为经济活动,具有经济特性。尤其是现代出版已经超越了小作坊式生产方式,成为现代化的大生产,成为一种内容(包括版权)的生产、复制和销售、消费产业,成为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文化工业”,因此出版工作就成为整个现代国民经济运行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工作的经济特性越来越凸现出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出版物是文化和文明的集中表现(陈原语)。出版工作就其本质而言,它的生产、流通、销售和分配不同于一般商品,它所满足的是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它的生产过程是精神和思想的创作过程,包含较多创作者的个人智力价值、个性特征、创造性和差异性,它的复制过程只能是自身再复制,如果其他人对其再复制不仅体现不出再复制者的价值,而且是一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人们对这种产品所消费的是其对消费者的“意义”,以及是否可以给消费者提供精神上的愉悦和快乐,满足其对精神和心理的需要,提高其文化素质。正如美国出版理论家J·P·德索尔所说的,图书出版既是一项文化活动,又是一种经济活动。“要繁荣我们的事业,必须既考虑到文化,又考虑到经济的要求”。美国著名出版家H·S·贝利也指出,出版是一种具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活动,出版业首先在于其文化事业的性质,大部分出版商不把自己仅仅看作简单的生意人,他们“非常重视各类图书的文化作用。决定问题,既从文化方面考虑,也从商业方面考虑”。正因为如此,我国出版界老前辈刘杲先生提出了“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命题,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文化特性是出版的根本特性。

4.现代出版既具有产业功能,又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二者缺一不可

随着经济信息化趋势的发展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出版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越来越与经济、政治交织在一起,对经济、政治能动的反作用越来越明显,出版的产业属性越来越凸现出来:它一方面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信息革命的兴起,随着信息技术与现代网络技术的结合,出版经济越来越与新兴的信息产业相融合。出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通过对知识、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存储、制作和交流传播,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承担知识传播、积累和开发任务的出版产业在信息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它本身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成为新的支柱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出版的产业功能并不能取代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出版所发挥的为社会提供正确导向和思想保障,在构建民族精神、传承文明成果中的精神动力以及在传播文化知识、教化育人中的智力支持等方面的功能并未弱化,也就是说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并未随着出版产业功能的强化而失去其意义。出版的这两个功能不是相互替代关系,而应该是互补关系。但在处理这二者关系时,我们长期出现偏差,往往以一种功能掩盖另一种功能,或者过分强调一种功能而忽视另一种功能: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不承认出版的产业功能,只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而随着近年来对出版产业功能的重视,又出现了忽视甚至否认出版意识形态功能的倾向。实际上,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是连西方学者都承认的,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还是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家J·奈的“软力量”理论,都把精神产品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后者还把这种“软力量”看成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无视这种作用。

二、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时刻牢记出版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我们从出版的双重性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任何情况下出版工作都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优先的位置,在这一前提下,力图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

1.出版的双重性要求我们必须把出版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所谓出版的社会效益就是出版物给社会所带来的社会效果或收益。这种收益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效益是指正收益。所谓出版物的经济效益,是指其经济投入得到较好的产出回报。在实际出版活动中,某种具体的出版物可能出现四种情况: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为正,这是一种最佳的选择,是我们极力主张和鼓励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功能和产业功能是完全一致的。

社会效益为正,而经济效益为负,这一类出版物在现实中大量存在。如为支持某些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建设而出版的教材和学术著作,某些专业面过窄、受众面小但社会上又不可缺少的出版物,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物,对外宣传出版物等等。这类出版物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带有公益性,它自身的经济效益是负的,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其经济效益却是正的。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这类出版物的财政支持力度,把全社会的正的外部性所得中拿出一部分给出版者一定的补偿,对这种行为进行鼓励。这类出版物的意识形态性功能是明显的,它的产业或经济功能是通过促进科学进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实现的。就整个社会而言,出版物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实现了统一。(www.daowen.com)

社会效益为负,而经济效益为正。例如,格调低俗甚至黄色淫秽出版物以及宣传伪科学或迷信的出版物可能销量很大,这类出版物就其本身而言产生了利润,有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它却给社会带来了危害,给人们的身心带来了伤害,毒害了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稳定。国家要花巨大的代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消除它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精神产品具有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读者由于阅读这类出版物而受到的污染已经深深扎根于其内心深处,这种影响是花多少人力物力都难以消除的。因而,就整个社会而言,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负的。而且,一旦某个出版社出版了这类出版物,它必然要受到政府的惩罚,轻则罚款、处分,重则整顿、停业,最终的结果是它所期望的所谓“经济效益”也不可能实现。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为负,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这种情况下,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功能和产业功能都受到破坏,出版者要坚决杜绝这类出版物,政府要对这种出版行为坚决禁止和打击。

上述四种情况的分析表明,只有在社会效益为正的情况下,才是我们所要求的出版双重功能的统一,对整个社会而言,才能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在一些文件和法规中先后提出,书籍期刊的出版和发行部应以营利为目的,应该“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或‘最佳结合’”等等。这既是一种政策要求,更是出版本质的实践体现,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

2.现代企业理论发展的趋势要求我们要充分重视社会责任

随着出版产业化的推进,尤其是出版社的转制,经营性的出版社要转制为企业。一些出版业界人士就认为,既然出版社是企业,那么作为企业单纯强调经济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天经地义的。有人提出,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只对公益性出版社起作用,对经营性出版企业不应再提“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要求,而应该理直气壮地追求经济效益。现代企业理论研究成果表明,上述观点是一种过时的、片面的看法。现代企业理论在企业战略目标问题的探索上经历了一个从利润最大化到股东财富最大化,再到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价值最大化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较早的管理理论强调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经营和战略目标。后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理论的局限性,从纵向看它会导致决策者追求短期行为,忽视长远的战略发展;从横向看,它只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忽视其他主体的利益。随后企业管理理论提出了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论,强调了对投资者的回报,但这一理论忽视了社会其他相关者如消费者的利益。在此基础上,管理学界提出了企业不仅要创造利润,同时要保护和增进社会福利,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益相关者总体价值最大化。这一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一种以企业共享价值观为基础的管理。这一理论强调,企业的经营应该对提高公众利益负有责任,这就意味着企业管理者要积极促进社会公正、保护环境、支持社会文化活动。这一理论还通过大量的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的经济绩效成正相关关系。国际管理学界还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了管理的“绿色化”概念,即企业的经营和决策活动应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如果把这一理论进一步扩展,我们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提出“精神产品绿色化”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精神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决策时,要有利于净化和保护社会环境,决不能给社会提供“精神污染”(请读者不要从过去政治上的用语来理解,这里只是借用这一术语)。但在出版现实中,一些出版者却在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无视出版者的社会责任,出版了一些精神垃圾,严重污染了社会环境。按出版物的性质,我在这里把这些精神垃圾分为三类:第一,黑色污染,主要指各类“厚黑学”类“官场密经”出版物以及攻击党和政府、攻击我国现行社会制度的反动出版物;第二,黄色污染,主要指各种色情、淫秽出版物,也包括一些格调低俗、品位低下的出版物;第三,白色污染,指各种虽不属于禁止之列但却粗制滥造、错误百出或没有给读者提供任何有效信息的出版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出版者都要勇敢承担起出版的社会责任,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绿色精神食品”,对这些精神垃圾我们要自觉抵制、坚决清除,以免其危害社会,污染环境。

3.中外出版的理论和实践证明,只有心存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成为优秀的出版者

重视出版的社会责任是中国出版的优秀传统,“文以载道”,出版者总是希望通过出版积累和传承文明成果,传播思想和文化。近代以来产生了一大批致力于“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出版家。邹韬奋强调,我们出版工作者所从事的是进步的事业,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正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是文化事业,所以我们必须顾到事业性,而我们要发展出版事业,支撑出版事业,我们又要同时顾到商业性,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张元济提倡商务印书馆要“以辅助教育为己任”。商务印书馆之所以在近代历史上、在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团结了一大批思想文化界名人,成为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就是因为以张元济先生为代表的商务人始终把商务的事业与我国民族的教育事业、思想文化事业紧紧连在一起。商务的创始人之一高翰卿先生在谈到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时曾指出,“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馆,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国外的优秀出版家们同样重视出版者的社会责任。例如,以撰写被称为西方“出版圣经”——《出版概论》(The Truth about Publishing)而闻名于世的S·昂温在该书中提出“如果赚钱是你的首要目标,那就不要从事出版业”,出版工作应该热心帮助人们克服麻木不仁、无知和偏见,尤其要帮助人们关怀真理的发展。这也许不能帮你获得很多利润,但却可以使你得到非金钱所能买到的满足。德索尔指出,一个真正的出版者应该是这样:既崇尚精神和艺术的价值,也注重经济学范畴的价值。霍华德在《编辑人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一个好的编辑“必须同时兼顾读者阅读的文稿内容本身,以及这本书所面对的文化及商业环境;他们也必须一方面照顾到作者精神上、情感上以及经济上的需求,同时也照顾出版社的利益”。他深为美国出版界强烈的商业气息所忧心忡忡,呼吁寻找过去被视为编辑典范的“帕金斯精神”。韩国著名出版理论家安春根提出出版工作者向往的目标是:出版工作者应成为精神世界的创造者、开发人类的教育者、文化遗产的传播者、信息产业的先驱者和企业伦理的示范者。这些目标被韩国出版学会采纳为“汉城宣言”。我们应在新的历史时期把这些出版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

三、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努力为读者奉献更多的优秀精神食粮

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承担出版者的社会责任,其落脚点和最终体现就是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优秀精神食粮,也就是多出精品。这里结合人大社的出版实践,谈一些我们实施精品战略的思考。

1.坚持正确导向,确立出版精品的选题理念

在现代经济中,品牌是一种战略资产,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是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持续领先的关键,正如美国著名营销学家赖特所说,未来是品牌的竞争,商界和投资者都必须意识到,只有品牌才是公司最珍贵的资产。所谓品牌是一系列精品以及优质服务的集合体,它包括产品品牌、服务品牌和企业形象。出版业作为内容服务业,首先必须不断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并通过这些产品为读者提供相应的增值服务,才能在读者心目中形成品牌。人大社始终重视自身的品牌建设,长期以来一直把“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作为自己的出版理念,不断在各个环节强化精品立社的出版理念。人大社在精品战略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追求:首先,我们强调出版社必须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倡导主流价值观,弘扬主旋律。在这方面我们策划出版了一大批研究和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出版物,很多出版物被列入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重点出版计划,不仅有很好的社会效益,而且深受高校师生的欢迎,有近10种发行量达到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也取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其次,我们注重文化积累和传承,策划出版或即将出版一大批中外著名思想家的优秀学术著作,包括《亚里士多德全集》(10卷)、《笛卡尔全集》(4卷)、《康德著作全集》(9卷)、《尼采全集》(9卷)、《列维·斯特劳斯全集》(14卷)、《奎因文集》(6卷)、《詹姆逊文集》(4卷)、《康有为文集》(10卷)、《吴晗全集》(10卷)、《中国传统道德》(6卷)、《钱玄同文集》(6卷)、《劳特利奇哲学史》(10卷)、《国际工商管理百科全书》(8卷)、《朱兰质量手册》等等。第三,我们十分注重对西方优秀教材和学术著作的引进工作。除了上述很多西方思想家的文集外,我们还推出了“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主要引进西方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目前已经陆续出版了其中的经济学系列、管理学系列、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系列、心理学系列、哲学系列等,从已经出版的图书看,这些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由自由看待发展》一书提出了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福利、发展就是拓展人的自由的发展观。该书还对把发展看作国民经济总产值的增长或个人收入的提高等发展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我们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社从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大型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等,更是在经济管理学界、在出版界引起巨大的轰动,掀起了我国经济学和管理学引进的新浪潮。第四,人大社注重发掘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原创性学术著作,规划出版了“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丛书”、“管理科学文库”、“法律科学文库”等系列丛书,以及《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把理论与现实密切结合,对建设我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起到了智力支持的作用。最后,人大社作为文科教材出版中心,始终把服务中国教育事业出版高质量的精品教材作为选题和出版的重中之重,推出了数百种人文社会科学教材,这些教材以课程设计规范、内容新颖丰富、形式美观大方等鲜明特点在全国高校受到广泛欢迎,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2.不断深化改革,探索有利于出版精品的编辑新体制

要多出精品,单有理念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持续出精品的体制和组织保障。在这方面人大社在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立组稿编辑室,到2000年打破原来的编辑室制建立选题策划部和书稿审读部,再到2002年、2003年根据市场化和专业化发展的要求建立13个专业出版事业部(或出版中心),2006年按照专业划分成立了若干分社。人大社逐步找到了适合精品出版物脱颖而出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框架。出版社与各专业分社之间实行“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管理模式。全社确定了出版“三类精品”即教材精品、学术精品和大众精品的总选题结构,同时对各事业部的选题规模、选题结构和重点选题提出明确要求,并在各个月度和年终对各事业部进行考核,考核体系中既包括了发行量、单品种效益、人均效益等经济指标,也包括获奖情况、社会评价、学术影响等社会效益指标。各事业部按照各自的专业分工和资源优势来策划相应的出版物,从而保证了所有出版物能够按照社里的整体规划方向运行,杜绝了偏离方向的劣质选题出版。

3.加强制度建设,形成精品出版物的全面质量保障机制

要多出精品,组织和体制是保障,制度建设是基础。经过多年的探索,人大社形成了一套保证精品出版物有效运行的规范化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1)选题论证制度,所有选题都要经过选题论证委员会反复论证,严把选题的“入口”;(2)流程控制制度,严格按照“三审三校一核红”的编校规范进行,在装帧设计和印制中强化竞争机制,不断优胜劣汰,保证了出版物的编校、印装和生产质量;(3)与奖惩制度相结合的质量检查制度,在质检过程中强化全程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从交稿质量到编校质量再到印制质量,一直监控到发货和对客户的服务质量,层层落实责任制。全社设立质量检查室,各分社设立质量检查员。对各环节给出版社造成损失的给予相应的处罚,对优良率高的部门以及责任人给予奖励。对获得各类奖项的部门和责任人给予重奖,从而强化了每个人的责任意识,形成人人争相创优的团队氛围。(4)学习和培训制度,出版社注重建设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团队,通过“员工学习课堂”、“争创优秀团队”等形式对职工不断地进行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与职业修养的教育,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使“精品立社”的出版理念能深入每一位员工的心中,变成他们自觉的行动。

正是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多年来人大社形成了“三类精品”的鲜明出版特色,并在出版界尤其是读者中形成良好的品牌,从而也有力地推动了出版社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仅发行码洋和经济效益连续多年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且在近年来的各项评奖中人大社的获奖品种在出版界都名列前茅,尤其是在国家级的出版物“三大奖”中连连榜上有名,在2003年国家图书奖评奖中更有三种图书一举中奖。我们正是以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精品意识,以自己的优秀出版物服务于教学和科研,服务于中国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有力地实践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的好评。在出版业急剧变化的新时期,我们将继续坚持这一出版理念,同时不断开拓创新,为社会奉献更多的优秀精神食粮,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原载《中国出版》2004年第9期,本文获得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